【文学评论】邢永红丨飘而不散 淡而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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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邢永红，山西省石楼县人，现任职石楼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曾在《秘书》、《沧桑》、《吕梁文学》、《吕梁日报》、《屈源》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若干。曾在石楼县委办、政府办、广播电视台任职。吕梁作协会员。

飘而不散 淡而有味

——从《异秉》和《受戒》看汪曾祺小说创作特点

邢永红

汪曾祺写小说，拉拉杂杂，随意信笔而来，似习作者不谙小说创作原理难以理控思绪埋汰使然。其小说论情节，似有若无；论性格，并无完整；论心理，又从不着意刻画。说是小说又很象散文，有散文的形式，可谓散文体小说。

京派小说的描写领域是乡土世界，京派小说作家又大都生活在都市的高等学府院校，因此，他们描写农村乡土世界带有高级知识分子特有的美学观点，多以老人、少女作为描写对象，通过这些描写挖掘乡土世界中特有的淳朴，自然美。这种表现形式既不同于自然主义的纯客观地描写现实生活中的琐碎细节，也不同于现实主义那种十分理智的理性化态度，而是在近乎自然主义的纯客观中渗入少许现实主义的理性化，并不时有积极浪漫主义的影子闪现。沈从文作为京派作家，他的小说以“外枯中膏，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特点和深厚的乡土味著称。汪曾祺作为京派作家中的重要一员和沈从文的学生，其作品难免要受沈从文的影响，但基于两人的生活经历和处境有异，其作品风格也就大不相同。汪曾祺小说取材平凡，情节淡化，态度平静，情感比较冷漠。从《异秉》和《受戒》看，其作品主要有三大特点。

一是特色化的乡土味。《异秉》似乎在写一个纷繁的街镇小商区景象，颇有点宋朝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繁华景象，这个街道没有东京的繁华，却有类似《清明上河图》的风味，采用白描的手法淡淡地写去，态度相当平静，街坊邻居的打闹吵叫，卖熏烧小摊的规模、陈设、地点、经营方式，药铺里的几种不同等次的人的群态图，羊肉的吃法等等，自有文中所写地方的独特风味。卖熏烧的王二的心态，善于看眼色行事，会挣钱却不唯利是图，可以宽心地听评书，聚几次小小的特别赌（过年时才赌几日，且赌资不大），又不故意摆出财大气粗的架势。药铺里不同等次人的生活方式以及辞退办法（让被辞退者坐上席）都是那样的独具特色而不伤和气，相命者张汉所说的异秉以及药材铺陈相公的故意蹲厕所验证看似滑稽可笑。其实这些卑琐人物的性格、心理正是通过他们那富有地方个性特点的言行得以表现。

《受戒》中明子和小英子的故事中，当地人看待和尚和出家的观点与通常别的地方是有大不同的。正如文中所说“他的家乡出和尚，就象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的……他的家乡出和尚,似乎当和尚很随便，很不值得郑重考虑，出家当和尚者既没有看破红尘意欲避世的消极情绪，也没有受很深的宗教文化影响，作为一种信仰执意追求之，总是淡淡地，出家好象农民看着地荒了应锄地，看着麦黄了应割麦，顺其自然，全然就是求生的手段。出家了也没有受什么清规戒律的必要，照样吃荤，唱小调和几个女人相好，勾引着媳妇、姑娘私奔，庙里的和尚竟然带着媳妇在庙里避暑，在别处看来这似乎都是些相当丑恶之举，与出家行为相悖，而文中写得很平静，毫无贬低之意，似乎合乎情理。文末英子竟然问受过戒做和尚的明子是否要她做他的媳妇，问得那样纯情、朴实，真正达到“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关于《受戒》）的境界。

这些故事情节简单，没有写什么大波大浪中的阶级斗争、社会冲突，而是着眼于日常生活中的寻常琐事，政治色彩十分淡薄。他写的是旧生活，笔调一洗过去常见的阴郁压抑格调，透出一种明朗清新的色彩。

乡土小说大多是应有淳淳乡土味的。该小说的乡土味和赵树理的乡土味是迥然不同的，赵树理的乡土味可以说是黄土高原上的乡土味，质朴、刚健，“农民的眼光看农民”且着意塑造农民中的进步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大都是受新思想影响的积极抗争者。汪曾祺的乡土味则是夕阳残照小镇街头聊天的茶水味，是饭后谈资的积集，在表现新时代、新生活上是有不足的。写新生活明朗、清新的格调变化不大，有时反倒飘浮着淡淡的愁怅。他笔下的人物缺少新时代的精神和理想光彩。这一点汪曾祺本人也有所透露，“旧社会三十年，新社会三十年。过去是定型的生活看得比较准，现在变动很大，一些看法不一定抓得很准。”“对新生活我还达不到挥洒自如的程度。”（《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见《北京文学》1988年第2期）。

二是冲淡化的情节。写小说典型形象的塑造是至关重要的，典型形象的典型性格经及故事情节中的高潮都应是作者思想感情的集中表现。汪曾祺写小说却是有意淡化情节的。《异秉》中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情节，卖熏烧的王二平平静静地做买卖，生意做得很红火，忙时顾不上吃饭，媳妇给送饭，闲时并不忙着收摊，一杯热茶，坐在椅子上听聊天，应付零零星星的生意。与普通生意人一模一样，他没有成为百万富翁的宏伟理想，也不怕产业破败，来的都是老主顾，适当的时候添几样新的菜。从从容容，倒是买卖兴隆之际想到让主顾当街打着伞站着，实在很不过意，于是愿出租金搬进店堂。一点唯利是图的商人影子都没有，也正是这很不过意和后来有钱时听书和小赌的心态，使人在淡淡的茶水味中品出淳淳的香，把淡雅别样的人情味在不经意间表现的十分到位而不刻意张扬。

保全堂的陶先生几次几乎被辞掉，自觉自己不精明，没有埋怨店主的刻薄，而是更加勤勉，更加谨慎了，每逢他喘病发作时，一面咳嗽着一面说：“啊不，很好，很（呼噜呼噜）好！”无尽的悲哀，作者没有渗入任何主观感情色彩加以评论，只是实实在在地平平写下。“短篇小说的首要魅力就是朴素和诚恳”契诃夫（《写给阿尼.普列谢耶夫》）。陶先生的白描肖像逼真，没有任何取舍材料，好的录，弊者舍，给人完善形象的痕迹。朴素如浑身是土的庄稼汉没有洗手拿着馒头就吃的香美劲。陈相公被卢先生毒打，说是为陈相公好，要他成人，其实是打得很厉害。谁也不能去劝，煮饭而受人敬畏的许先生，夺过卢先生手里的门闩，只一句“他也是人生父母养的！”没有责骂，也没有表现出相当的同情。事实上这一句话是含着无限深情的，并非纯粹的淡，淡中有浓浓的味。

沈从文赞同契诃夫“好坏都不要叫出声来的主张”认为“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来表现的。”陈相公挨打，当时没敢哭，晚上上了门却呜呜地哭，很是可怜。汪曾祺没有让他继续悲下去。“学生是没有不挨打的”“卢先生不是暴脾气，打他是为他好，要他成人。”且陈相公总虔诚地给赵公元帅和神农爷上香，以期早日学成养家糊口。挨打挨得好象值得，天经地仪，没有被压迫者挨打的惨相，但确实是挨了打，挨了痛打。真正做到了“怨而不怒”。

《受戒》中明子和小英子的关系，谁看也会领略出男儿多情和少女怀春之意，明子乐意到英子家帮忙，小英子喜欢和明子在一起，心儿跳跳，微妙的感情跃然纸上，可以说两人是少小无猜和情窦初开时男女关系的缩影。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卿卿我我，更没有热恋时的如胶似漆。田园生活中的一切给人一种比那种浪漫色彩的恋情更具纯情的风味。小英子突然问明子“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从两人关系的发展程度看这样的问题确实唐突，但文中是不会让人有这种感觉的，反倒让人感觉到小英子那种少女的纯情着实可爱，又给人“乐而不淫”的艺术效果。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得以巩固，儒家重视中庸之道，后来儒道思想的互补，中和之美自然为历代文人推崇。上面所表现的“怒而不哀，乐而不淫”的中和之美，就是作者所追求的艺术境界。汪曾祺曾说过“在中国，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就是劳动人民身上也有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有些人尽管没有读过老子、庄子的书，但可能有老庄的影响，一个真正有中国色彩的人物，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汪曾祺作为传统文人受老庄思想影响，他的作品中的人物也自然表现出这种思想。从《异秉》中王二的生意观，保和庄几种等次人的尊卑地位的自觉表现，《受戒》中明子出家的功利观念无不受儒道相合的实用中和思想的影响。

“新沏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扶手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一首送友人的《冬日菊花》诗，汪曾祺恬逸自适的心情，淡泊洒脱的人格精神跃然而现。“风格即人”所以汪曾祺笔下那种淡泊无为，清高风雅的志向、志趣已渗透到社会各阶级的人物身上，形成整个作品风格的淡雅味。

三是散文化诗意。汪曾祺曾说:“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个篱笆，并无墙壁。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晚饭花集.自序》）。

严谨的艺术结构，完整的故事情节，典型化的艺术形象是写小说所应蕴意追求的。但过分注重这一套，时时以文艺批评家的目光和美学观点苛求自己的小说创作，则会得适其反，使小说变得枯巴、单调，成为近乎说教的文章，给人过分雕琢，斧痕斑斑的感觉。现代意识小说就充分注意到这一点，结构大多不以情节发展为线索，而是以感情，以生活，以一种清醒的“意识流”和自然的“生活流”贯穿全篇，如行云流水没有一点斧凿的痕迹。汪曾祺写小说其结构就有点象意识流小说，但又不全是那样，情节发展的跳跃性远没有意识流小说大，如《异秉》中王二听书和聚赌的一段描写，采用现代小说心理描写的方法，其效果也不一定会错，但汪曾祺没有那样写，而是以一个细心的旁观者身份把他的所见所想娓娓道来，陈述时没有想到这就是作为小说的材料写的，故散而真实，且有田园幽雅闲聊的诗意。

《受戒》中明子和小英子作画、绣花、媷草、挖茡菜，没有江南水乡采莲时“莲叶何田田”的诗意，也不象黄土高原上耕作间息，小伙子端起意中人送来的饭罐，豪爽地喝甜甜的井水，不时向姑娘投去火辣辣目光的黄土风情。在自觉不自觉的接触中，黄土风情便带上润润的水色，交织成一幅随性而来的山水画。

“我的一些小说不大象小说，或者说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太喜欢太象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大真实。我初期的小说，只是相当客观地记录对一些人的印象，对我所未见到的，不了解的，不去有意为之作过多的补充。后来稍稍展开一些，有较多的虚构，也有一点情节”（《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可见汪曾祺的散不是不谙小说原理，不能理控情节的散，很大程度上是有意为之，既有意为之，又不让人过于明显地看出这一点，这和有意冲淡作品情节相同，都与作者有意追求的淡泊、恬逸的意境有关，所以文气与意念合一，作品就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散文化的诗意。

苏轼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又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文说》）。苏轼诗歌散文俱佳，汪曾祺欲效之，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样有意为之的散和内心原本具有的诗意，便越过那一道薄薄的篱笆而现，使他写人物近似于中国的写意画，追求神似采用白描手法，有时吸取漫画元素，象高超的画师，看似随意泼墨，其实一切都心蕴有之，故其作品形神俱佳而笔锋不外露。

沈从文小说在国外引起高度重视，倍受青睐，这与沈从文小说是开阔的心态下写来的东西能与国外开放的意识形态和美感相适应，从而产生共鸣很有关系。汪曾祺小说也有开阔心态下有意散而蕴美的特色，这又很能适应我国目前开放的心态和审美的多样化。因此汪曾祺的小说将受到更多人的青睐是必然的。

邢永红，山西省石楼县人，吕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省市县刊物。

作品关键词：飘而不散，淡而有味   汪曾祺小说特点

特色化乡土味  冲淡化的情节   散文化的诗意

（责任编辑：李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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