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关中大书房的故事(七) | 与一家书店十八年的缘分

马小军和伙伴们把书包扔向北京六十年代的天空,伴随《乡村骑士》舒缓绵长的伴奏,书包轻轻掉落,童年的马小军长大了。我喜欢姜文的电影,尤其衷爱《阳光灿烂的日子》,每次看到这个镜头,我想到的却是另外一个故事。

二十年前的夏天,那时我不到八岁,和当时乡下所有的孩子一样,整日背着书包无所事事地在乡间游荡。那个暑假,“胆大包天”的小谭不知从哪里搞来一麻袋书籍,我们头顶烈日,抬起一麻袋书籍钻进麦田。小谭和我瘫坐在地,嘴里咀嚼着泛绿的麦粒,把书籍一本一本从麻袋里掏出,耐心地翻开每本书的封皮,撕掉扉页。夏天的麦田金黄而脆弱,小谭嘴里骂骂咧咧,抱怨大人们为何不把红印章盖在封面。

这批书是小谭从村里废弃的小学图书室偷来的,是文革时期收缴上来的“毒草”,时隔三十年,依旧装帧精美、崭新如故,现在想来,当年负责保存这批书籍的固执校长也曾费劲心机。遗憾的是,那时,我和小谭并不懂得这批书的价值,我们焦急地将其一本本撕碎、拆散、踩上脚印,酣畅淋漓地撒泡尿,然后把散发尿骚味的书籍碎片贼眉鼠眼地抬进城南废品收购站。

那个夕阳斜照的黄昏,我站在一片废品堆中举目四望,忽然意识到,我居然没有记住这批书的名字,仿佛自己宣布了一个人生命的终结,却对此人的一生一无所知。面对此景,小谭的表现要坦然得多了,他卷起麻袋,从一叠皱巴巴的钞票里抽出几张给我,拐进县城礼品店,买下一只雕刻着一只鹰的银色打火机,那时,他刚刚喜欢上一个姑娘,那姑娘喜欢鹰。

小谭对自己的收获很满意,回家路上,他神气地掏出打火机在手里把玩,并不打火,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将打火机的铁盖翻上来、又弹下去,很享受金属碰撞的清脆声音,似乎这声音一响,喜欢的姑娘就会站在他眼前一样。路过村里小学时,我们都停下来,朝那里看了看。小谭掏出打火机,掀开盖子,

“知道这打火机厉害在哪儿吗?“

我没有回应。

“防风的,吹不灭!“小谭说着就滚动砂轮,喷口处窜出一股火焰。

我凑近去看,那股黄色火焰实际上是青色,在晚风中微微抖动,坚挺倔强,发出滋滋滋的声音。

“吹不灭的,不信试试!“

我看了看小谭,又看看黑暗中的学校,憋足一口气,看准青色火焰,张口吹去。突然间,我们的世界就暗了。

九十年代末,北方乡村还没有现在的路灯、垃圾桶,大街上除了木质架子车就是无精打采向田园进发的黄牛,小汽车难觅踪迹,摩托车也很少见到,人们通常都踩一双布鞋,把裤腿挽高,露出暴起的青筋,有时还要背一顶草帽,就像现在舞台剧里的红色娘子军。街道上除了大人就是黄牛或者公鸡,孩子们都跑到河滩、桥洞里去了——以方便干一些掩人耳目的勾当。那时,现代文明正盘踞在祖国南方攻城掠地,两相对比,北方乡村显然被暂时遗忘了。此外,我还听到过一个流行的充满悲悯情怀的说法:乡村的孩子发现城市太晚,他们错过了许多飞黄腾达的机会。我对此难以认同,在乡村被城市遗忘的年代,乡下孩子和“飞黄腾达的未来”距离其实很近,不必憧憬,不必等待,只消抬抬腿走上街道,跟上黄牛的脚步一直跨上田埂,目之所及,均属未来。当然,我们也进学校,高呼一些诸如精忠报国之类的豪言壮语,但也只是说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会写字,争取能算一笔明白账,以便将来在农贸市场不会轻易上当受骗,最重要的还是要培养一副好胃口,打好身体底子,从而确保能在未来几十年把土地伺候地服服帖帖。我们心知肚明未来与土地的关系,这种原始的联系让我们习惯放纵体内的野性基因,比如公认“知书达理”是弱者的代名词、毫无理由地瞧不起只会念书的孩子、对教科书以外的书籍应该一无所知。尽管这些心照不宣的共识现在看来多么肤浅、多么幼稚,某种程度上,有多么可怜。

在认知内的封闭世界生活,我们享受着现代人憧憬的所谓世外桃源般的避世环境,后来等我喜欢上历史,通过另外一些人的记录,读到同一时期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种种大事时,突然就心生许多被世界遗弃的孤独感。

好在,我父亲那时打算做第一个暂时“遗忘”乡村之人,迫于生计或者别的什么,他前往宝鸡这座城市。父亲的离开,仿佛给我原本的生活空间戳了一个洞,追随他的脚步,那年暑假,我坐着大巴车摇摇晃晃到了宝鸡,那年我还不到九岁。

我开始在城市的夏天里无所事事地到处游荡。父亲的住处和工地之间距离不短,我每天在街道上南来北往、打量行人,带着乡村孩子的怯懦,也带着初次进城者的好奇与迷茫,终于在某一天黄昏,走进一家书店。二十年过去了,我已解释不清自己为何会走进那家叫万邦的书店,二十年中,每当我向朋友讲起这段经历,总会把缘由归结为爱书者的天性,而真相,恐怕正是误打误撞的结果。

“当时啥感觉?”十八年后,万邦书店创始人魏老师在另一家万邦书店问我。

“大、真大。多,书真多!”

我第一次见到书籍可以像小山一样堆放起来,第一次发现书店里的书籍可以随便阅读,换而言之,我被自己的无知惊讶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颤巍巍拿起一本,学着城市孩子坐在书店一角,认真翻阅,一声不吭,直到父亲找到这里,我们买下了那本书籍。

我发现了书店,书店也发现了我,我们彼此相认,那个夏天,我从街道消失,不再在街面上游荡,直到暑假结束,晃回乡下。但我与书店的联系从此建立,父亲延每个月光顾万邦书店一次,买一本《时文选粹》,然后托大巴司机带回。那些书经由我手,在乡村的世界里传递,把我们这些乡下少年从桥洞、河滩、铁路聚集到屋檐下、石桥边。乡下的一切看上去平常如故,但有些东西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父亲寄回的书越来越多,先是一本一本《时文选粹》,后来是一摞一摞的《读者》。我和小谭也越发频繁地从城南废品收购站呼啸而过,先是步行,后来是蹬自行车。我开始为当年粗暴处理的那一麻袋书籍黯然伤神、甚至为此变得心事重重。小谭喜欢的姑娘喜欢上了鸽子,开始讨厌鹰,小谭很快把他的防风打火机转手他人,换来一对乳鸽,后来,那个女孩对鸽子也失去兴趣,她毫无预兆地消失在乡下世界,据说前往城市。我们经过村里小学时,小谭问我:“城市好不好!”我想象着万邦书店的样子,激动地给小谭比划城市的种种好处,小谭对我的夸张描述深信不疑,“城里人都喜欢读书!”这是小谭得出的结论。

他开始主动找我看书,尤其偏爱《读者》。有一天,我们不约而同地在废品收购站门前拉紧自行车手刹,小谭突然感慨“那时候该留下几本看看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对教科书以外的书籍的认知,在那个夏天就定了型。读完一摞又一摞从万邦书店寄回的《读者》,小谭提前长大了,他追随那个女孩的选择进城打工,漂泊异乡、辗转各地,都要随身携带一本《读者》,那是他心灵深处的城市。

(2019年在万邦书店)

真正见识城市的繁华与复杂是在世纪初的第三年,那一年,父亲跑得更远了,从宝鸡前往西安。追随父亲的脚步,那年寒假我又晃荡到西安。可惜,短暂三天,我没有机会找到万邦书店“避难”,经历了扒手、敲诈,火车站广场上的骗局,看了眼当时大雁塔前一望无际的麦田,我的心被这座城市伤透了,暗暗发誓再也不来这座城市。

我退回乡村,继续建立与宝鸡万邦书店的联系,源源不断地阅读从这座书店出发的书籍,直到2012年离开乡村,前往更远的陌生城市。

十八岁的少年出走乡村,尚未意识到自己与乡村的关系就此割裂,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我都要开始和中国的南北城市正面相对、纠缠不清,尽管那时我两手空空,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城市很大,我很渺小,乡村好远,看不到退路,我习惯性再次找到书籍,大学图书馆成了我另外一个避难所。在那座号称亚洲第二的图书馆内,我心无旁骛地与城市对话,小心翼翼地建立与陌生城市的联系。图书馆临湖而建,站在楼顶,可以一直看到天尽头。我立在窗前,看着远处城市的霓虹灯,仰视天空的飞机,常常猜测小谭和他的《读者》此时又在哪座城市流浪。

我在这座图书馆埋头阅读,持续书写,当第一篇文字从图书馆飞到城市内部时,才第一次信心满满地走进城市。于是,我又开始在这座城市游荡,和每一座书店相认,在每一家书店里寻找归属感,偶遇那些与我一样的人,跨界书店的光线、天泽书屋的木地板、蚂蚁与海洋书店的便签……

寻找书店,开始成为我和陌生城市亲近的方式。2016年跨年,在这座城市晃荡近四年后,我晃荡到另外一座城市,和一个人连夜去了北京。我们习惯性寻找书店,把在北京的第一夜奉献给了三联韬奋。小谭也在那晚不失时机地打来电话,告诉他即将成婚的消息,问我能否回来参加。安静的书店里,小谭粗犷兴奋的方言清晰可闻,引来周围人注目。我顾不上回答他的询问,只是轻声说明自己身在书店。小谭在电话那头停了几秒,嘱咐几句,匆忙挂断。

和十几年前第一次闯进万邦书店一样,我找到一个角落,坐下,掏出纸笔。那天晚上,得益于另外一个人的帮助,我写完新书后记,看了看表,正是凌晨四点,我们暂时走出书店,在北京冬日的街道上晃荡了一圈,在黎明到来之前又再度返回。北京的夜晚,真的很冷。

告别北京三联韬奋,我又去了上海、苏州,和相遇、同诚品书店相逢。我在那篇完成于北京的后记中曾写道“北京,我还会回来!”大概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很快,六个月后,我果然再次前往北京,受邀走进另一家书店。

那家名叫彼岸的书店古色古香,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共聚于此,大家一起聊天、彼此分享,坦诚得仿佛已经认识很多很多年。走出书店时,我们都默契地抬首仰视贯穿北京城天空那道彩虹。日落西山,大家匆忙道别,我无所事事地继续在街道游荡,不由自主地晃进万圣书园,背了一袋书后又和另外一位朋友前往三联韬奋书店。睹物思人,触景伤怀,想起不太遥远,却注定越来越远的很多人、许多事。

朋友那间南锣鼓巷的院子空气透明、月光清澈。我们喝了一点酒,朋友说:“别回去了,留下。回去就废了!”我被挚友的坦诚有所打动,又很快清醒。“不会的,只要有书,有书店,就废不了!”那晚,我骑着共享单车在北京的凉夜穿行,正式和这里的人事告别。

出走一圈,我又退回乡村世界。和离开时相比,我的乡村物是人非,经济的高速发展打破了乡村原来的所有边界,那些熟悉的面孔持续出走,他们都把乡村遗忘了。城南废品收购站不知踪迹,乡村小学亦成一片废墟,堂哥忘记了那个喜欢鹰的姑娘,我想,那个姑娘大概也不记得曾经给她炫耀防风打火机的堂哥。我决定记录乡村。从前遗忘,如今记录,仔细想想,人生有时真是奇妙。

完成对乡村的书写是在一年以后,我彻底离开,去了成都、去了重庆,又拐到贵阳,后来也去了昆明,所谓的旅行,无非就是与每座城市的书店相见。最终,将脚步留在西安。

(2016年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

阔别十八年,我又来到西安——那座十几年前让我无限厌恶的城市。

这座古老城市的变化实在太大,火车站前多了一段城墙、慈恩寺前一望无际的麦田早已矗立起高楼大厦。即便如此,我依旧无法与这座城市握手言和,直到万邦书店出现。

初到西安,时值腊八,西安冬天的雾霾和它附着的这片古老土地一样厚重。蜗居在兴善寺西街的一家青旅,我把自己视为飘荡到这座城市的旅人,同时也做好随时抽身离去的准备。每天清晨,从这条安静的街道出发,走进喧闹街市,焦灼地选择自己的命运、奔赴未知的前程。厚重的雾霾、大兴善寺彻夜未熄的香火、街道上飘起的油炸食品味道混同到一起,常常让我觉得自己早晨是从空门走入红尘,晚上是从红尘遁入空门。那段早出晚归的窘迫时光,现在想来,倒也有一丝浪漫。纵然如此,我也没能发现近在咫尺的万邦书店。

或许世上的最终相遇都要经历一段阴差阳错的错过,和西安万邦书店的相遇即是如此。彻底逃离兴善寺西街是在一个傍晚,新的落脚点和它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有趣的是,当我和它产生距离时,我们却彼此看见了。

那段日子,新书刚刚出版,编辑从北京赶来西安,为另外一本书做活动,地点就选在万邦书店。那位至今素未谋面的编辑给我发来消息和定位时,我正脚踩单车,在芙蓉西路等红绿灯。看完内容,我大吃一惊!熟悉的名字——“万邦书店”,这四个字立马将回忆拉到十八年前,我想起了那些年的《时文选粹》、那些从城市寄往乡村的《读者》,也想起了爱看《读者》、久无音讯的小谭。

我把地址输入手机地图,定位、放大、确认,头皮一紧,原来我们曾经那么近。十八年前,我初入城市,万邦书店慷慨地收留了我,十八年后,我飘到城市,万邦书店又默默伴我身旁,这里面是否有种宿命的味道?我不知道,但前后的相遇又重逢,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一些充满善意的词汇,比如:缘分、温暖……

我打算以另外一种方式回馈这家书店给予我的宽容,同时纪念这段出人意料的缘分。

2019年底,新书获奖。祝贺的短信潮涌而至,越看越落寞,因为我发现自己无法分享这份快乐。那夜天空飘起雪花,我独自从南三环步行至南二环住所。游荡在西安的街道,获奖的消息反倒加重了那份孤独,我又成了当年在宝鸡的街道上南来北往、等待父亲的游荡者。只是这次,我打算主动走进万邦书店。

下雨的午后,我推开那扇门,走进万邦书店那间书房,时代变化太快了,西安这座万邦书店和我记忆中十八年前的万邦书店风格大不相同。我见到了书店创始人魏红建先生,不像商人,倒是个实在的读书人。

“咋样?啥感觉!”魏老师用一口关中方言问我。

“大、真大。多,书真多!”我用这句话形容十八年后的万邦书店,也用它形容十八年前的万邦书店。

“我开书店就是想每天看到读书人!”谈及创办书店的初衷,魏先生这样说。

历经十八年,这家书店确实变化许多,但很多东西似乎也没变。我想,那些没有变的,就是书店与读者之间的彼此看见吧。

我在万邦书店的书架上看见印有自己名字的书籍,那一刻,也看见了自己与这座城市的联系,那是城市对一个飘荡的旅人展开了宽广胸襟。

我决定和这座城市言和、重归于好。

(2016年夏天在北京彼岸书店)

主动忘记这座城市的不堪,随之落户、买房、生根,将它作为飘荡的终点。我不是过客,终于成为归人。

城市生活一如既往地繁杂,叫人焦心,使人头疼。每个人疲于奔命、匆忙奔波,游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角角落落,稍不留神就会被勾魂摄魄、丧失自我,沦为城市的“孤魂野鬼”,幸好有书店点亮一盏灯。

我习惯穿越嘈杂的小寨商圈,径自拐入兴善寺西街,钻进万邦书店,享受“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超然物外。书房中随处可见的乡村老物件,常常让我想起自己的村庄、想起九十年代的乡下、想起那些消失的人和事、也让我想起二十年前的家。它们提醒我来自哪里、身在何处,督促我思考将走向何方,我不断迷失、沉醉,它们又不断将我捞起、拉回。我未曾参与十八年中万邦书店的兴衰荣辱,十八年后,万邦书店却接纳、包容了我在这座城市所有的喜怒哀乐。我兴奋地给外地来的朋友介绍此处,他们惊讶于我的轻车熟路、游刃有余,其实他们不知道,到万邦书店·关中大书房走一走,看一看,已成为我和这座城市亲热的唯一方式。

2020年夏天的某个下午,我照例前往关中大书房阅读。一个孩子缩在书架一角,正如痴如醉地阅读,目光投在我两年前写就的书籍。时光交错、似是轮回,我仿佛看到了十八年前,那个偶然闯入万邦书店的自己。

我再次回到二十年前的夏天,想起城南废品收购站的黄昏和傍晚。我打开微信,询问已为人父的小谭是否记得。很明显,不太顺畅的人生经历消磨了小谭的记忆,即便那时的姑娘、那时的打火机对他何等重要。小谭反问我:“有吗?太远了,九十年代的事情,都忘干净了。”

往事如烟,他忘记了,我却铭记了,其实没有什么分别,只是我们都长大了。

谢谢你,万邦书店·关中大书房!

2021年正月初三
有感于万邦书店·关中大书房暂别闭店
匆匆草成,以示纪念
(2016年元旦,凌晨四点的北京三联书店)
(在苏州诚品书店)
(在北京万圣书园)
(在天津言几又书店)
(2020年冬天的兴善寺西街)
(2020年夏天的兴善寺西街)
(2020年的关中大书房)
(2020年的关中大书房)
(2019年在关中大书房)
(2019年在关中大书房)
(2019年在关中大书房)
(在万邦书店发现自己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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