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的灵动,像少女总是婀娜多姿般柔美

草书,同其他书体一样,可以从应用价值和艺术价值两方面研究。草书以其较真书简易,所以[用于卒迫](崔瑗《草书势》),又以其书写急速,改变了真书的结体笔法,所以形成特殊的艺术效果。
草书分章草与今草。章草是写章奏用的规范化的草隶,始于东汉杜度、崔瑗。今草脱胎于章草,但今草的笔法是从楷书演变过来的,所以今草风格的极致必待楷书的高度成熟。
今草(习惯上[草书]专指今草,下同)发韧于汉魏之世,到东晋出现一个高峰。这个高峰的代表人物是王羲之,他的儿子王献之继父风而有发展,如火箸画灰的[一笔书]即是一种创造。在此以前东汉张芝有草圣之名,欧阳询认为[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
从流传下来的张芝《冠军帖》来看,已类似成熟的唐人风格,这在张芝时代难以出现。后于张芝、早于王羲之的两晋陆机《平帖》,也属今草风格范畴。南朝宋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列秦至晋能书者六十九人,其中善草书者四十人,包括了章草与今草,人数比例之多,表明草书之盛行。王羲之字逸少,琅邪临沂人,徒居会稽山阴,官东晋右军将军,在历史上被尊为[书圣]。他兼善真、行、草各体,传世作品二百余种,最大量的是行草书。
王羲之处在变革的时代,传说献之曾劝其父[大人宜变体]。羲之行草书融会章今二体,具有多种风貌,即孙过庭《书谱》所谓[兼善]。后经梁武帝、唐太宗等帝王推崇,使他的书法历久不衰,形成历史上最重要的流派。
王羲之真迹今已不得见,唐人摹本中最有价值的王氏一门书翰当推《万岁通天帖》,今藏辽宁博物馆。王羲之以后的书家以草书名世者代不乏人。大迳隙家酝豸酥玺缒咸评铎纤礫善书法者,各得右军之一体],列举了九名大书法家,以说明他们只是取王之一端而变化扩充。
但是,有创造性的草书大家毕竟不会局限于王体的藩篱,在唐代,颜真卿作为楷书大家,于行草书也独树一帜,行书兼具草意的《祭侄文稿》、《争座位》,在颜楷特点的基础上疾速运转,内含沉郁激愤,实为佳作。同在盛唐时代曾为颜真卿之师的张旭,开创了狂草的新风格,代表作流传下来的有《古诗四帖》《肚痛帖》等。
张旭的继承者怀素继张旭遗风,所谓[以狂继颠],流传下来的《自叙帖》代表了他的风格。从张旭到怀素的狂草,反映了盛唐开放进取的时代精神,与同时代富于浪漫主义精神的诗歌、音乐、舞蹈、绘画等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就草书本体而言,则是从汉魏以来大约五百余年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标志着草书的第二个高峰。
往上推,王献之的[一笔书]已肇狂草端倪,自旭、素以下,则有杨凝式(《神仙起居法》)、黄庭坚(《诸上座》)、赵佶(《千字文》)、吴镇(《心经》)、杨维桢(《真镜庵募缘疏》),各具自家面貌,但毕竟只是旭、素余绪,醇醨自见。有宋一代,特长行书。米芾的[八面出锋],主要体现在行书中。苏轼《寒食帖》能在行书中融入狂草笔意,是他的过人之处。
明清之季,书家众多。明代宋克融合章、今、狂草,精熟而略欠雍容之态;祝允明毕生治草,内涵不足,张瑞图以偏锋杀入,虽然刻急,却创造了独特风格。再是以画家著称的徐渭、郑燮、黄慎等,融进绘画的章法布局与骨法用笔,另有一番天地。
明末清初的书法家中,成就最高的当推王铎。他的草书可以[精]、[熟]二字概括,他长年深入临习阁帖,谨严中跌宕多姿,狂放中恪守法度。尤擅长长篇条幅与册页,论者称其[有明第一]、[五百年来无此君]。但因清代崇碑学,又因王铎入清致仕被目为[贰臣],所以他的书法在一些书论著作中不被推重,倒是逊于王铎的傅山名声更大。这也是由于傅山文学、哲学等多方面成就所致。
清人尚碑,相对来说草书有所削弱。从康有为到于右任,将草书与碑学结合,努力开创新的格局是值得肯定的,这种探索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以上,我们对草书(包括章、今二体)发展作了极其粗略的鸟瞰。东汉光和年间的辞赋家赵壹曾有一篇《非草书》,力议草书之非,[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他指出了草书[趋急速]、[简易]的特点,认为[今之学(章)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直以为杜、崔之法,龟龙所见也。]
然而赵壹却并非简单地否定章草,他肯定[杜(度)、崔(瑗)、张(芝)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原来,赵壹只反对那种[专用为务],而对[博学余暇]者却是恭敬仰慕的。由这里开始,确立了一条书法创作的学者化的途径。
孙过庭《书谱》反复论证[兼通]、[兼善]的重要,直接用[兼通]、[兼善]语词者即有五处之多,并从众多侧面解说、发挥。所说[兼通]、[兼善],大体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书法家应当不限于[专擅],因为[偏工易就,尽善难求],兼长各种书体,并将各种书体的理、法融会贯通是难能可贵的。
再一层是,书法家应当人品与书品统一,具备广博的修养。[因义理之会归,信贤达之兼善者矣],[书外]的天地远大于[书内],[书内]赖[书外]而深化、发扬。这便是张怀瓘说的[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羲、献等十九人,皆兼文墨。]张怀瓘的[兼文墨]与孙过庭的[兼善]、[兼通],具有共同点。
黄庭坚说:[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刘熙载说:[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历代论书法者重视书外功夫,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传统。[先文而后墨],[墨]因[文]而精深,而珍贵,而流传,相反,有[墨]无[文],[墨]本身的价值即受限制,[墨]的素质也提不高。
草书在各种书体中的位置,是由草书艺术自身价值决定的。一部书法史,倘若离开了草书,离开了[草圣]以及灿若星斗的草书大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无疑将大为失色。历史上[书家无篆圣、隶圣,而有草圣](刘熙载),虽然[达其惰性,形其哀乐](孙过庭)为各种书体共有的本质,但表现在草书上则特别突出。
草书以其强烈的运动感、节律感,奔放潇洒,千变万化,震撼心灵,动人魂魄。孙过庭说:[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又进一步强调[草乖使转,不能成字]。使转,是牵连、引带,是运动感、节律感,由[使转]达到的[形质],远不只是有形可见的点线,而是通向草书本质特征的精微所在。
草书的运动感、节律感形成[势]。崔瑗著名的《草书势》,把草书特征与[势]相连。势者,动势、形势、态势、情势……;发挥到极致,便形成了狂草。狂草具有书法中高度昂扬的浪漫主义精神,它打破字间大小和分行布白的通常规律,竭力强化疾涩、浓淡、润枯、重轻、往复、抑扬、向背、疏密、欹正、聚散等。狂草在有限的幅面中展开向全方位的突进,以惊险的使转为形质,在使转中举重若轻地掣动点画。
狂草高度发扬创作者的主观精神,把个性发挥提到最中心的位置。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有一段热烈赞扬张旭狂草的文字,说到张旭狂草既囊括天地万物,又抒发心中块垒,[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充分评价了狂草特有的艺术本质和效应。盛唐时代书坛上出现张旭,犹诗坛之出现李白,他们都是浪漫主义精神的化身。
[他书法多于意,草书意多于法。]《艺概》的这一论断可以看作是[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的另一种概括。点画,大体说来归于相对稳定静止的较易触摸把握的范畴,属于[法]的体统;使转,大体说来归于相对运动变化的、较难设置程式框架的范畴,属于[意]的体统。
[法]的掌握,需要刻苦磨炼,持久不懈;[意]的境界,需要认真领悟,不期而至的灵感。这里应当说明,无论[法多于意]或者[意多于法],都是相对而言,一方[多于]另一方,不等于另一方不重要,而是矛盾着的双方共处于统一体中,互相转化,互相渗透。真书没有[意]不免[状如算子]之讥;草书没有[法],便会[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
草书之需要法,一是指草书本身的书写规律,再是指草书应以正书为基础。东坡说:[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草书,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这里的[正书]应指楷书。因为书法发展到楷书,各种笔法已具备,今草书法是从楷书演变过来的,所以将楷书当作草书基础是合理合法的。
但是,如果说篆书、隶书同样是草书的基础,也应当是合乎理法的。因为楷书从篆、隶演变而来,楷书中包容了篆、隶的因素;再者,篆、隶、楷同属繁而静者,那么简而动的行、草,为什么不可以既从楷书,也从篆、隶吸收滋养呢?证之何绍基、康有为、于右任等从碑学汲取营养的做法便可以明了。
何、康、于的行草艺术有各种局限,但是至少证明草书创造的途径是宽广的,有待实践中开拓。我们还不要忘记,草书习碑早在张旭就已经实践了。[张长史得之古钟鼎铭科斗篆],古人早已总结了。当代草书大师林散之,是公认的[帖派],但是他对篆书笔法的深入理解与化用,大大地丰富了他的草书的内涵。
各种书体中,笔法最丰富者当属草书。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今草是继篆、隶、楷、章草之后的最后一种书体,今草以前的各种书体的笔法、结体积淀在今草当中是必然的。草书之所以最长于表现力,最足以表情达意,其最重要的原因实在于笔法的丰富多变。
草书的[点画]在[使转]中运行,被[使转]带动。草书点画与楷书点画之区别,与[使转]在两种书体中占有地位的相异是密切相关的。刘熙载《艺概·书概》中论述草书最为精辟,他说:草书之笔画,要无一可以移入他书;而他书之笔意,草书却要无所不悟。前半句用[笔画],后半句用[笔意]。倘论笔意,草书之笔意未尝不可移入他书。
但草书对各种书体的笔法要无所不悟,则是草书表现力丰富的奥秘,也是草书创作难度大的一个原因。但这里,要注意《艺概》作者说的是他书之[笔意],非指[笔画]。高明的草书家从[他书]的笔画中取其意,决非简单搬用,所以说贵在[无所不悟],由[悟]到[意],包括着极其丰富的道理。郑板桥的[六分半书]虽然着意发挥个性,然而较多地着眼笔画(非笔意)的搬用(非领悟),缺少融会贯通,没有达到更高层次的审美意识,其成就受到局限。
进一步说[无一可以移入他书]者不仅指草书与篆、隶、楷各体正书的关系而言。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杰出的、个性鲜明的草书作品,没有一个字,甚至没有一笔画能够简单移植到另一草书作品中。杰出作品的每一个字、每一笔画都依赖整体而存在,成为整体血肉相连的组成部分。这个道理,各种书体相同,而在草书中格外突出。
再说那个[无所不悟]的基本道理,虽然也适用于篆、隶、楷各种正书,但对草书来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而真正的草书大家,所悟者又何尝仅止于笔法、结体,《送高闲上人序》里说到张旭:[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摹书发之。
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一举凡天地万物之中,情与景,物与己,无不可以融入草书,而草书作品也无不可以启发观赏者联想到天地万物。[世间无物非草书](翁方纲),斯之谓欤?
对于草书笔画的不可替代性,在此引用一段话,仍是刘熙载所说:[移易位置,增减笔画,以草较真有之,以草较草亦有之。学草者移易易知,而增减每不尽解。盖变其短长肥瘦,皆是增减,非止多一笔少一笔之谓也。]须知字形增减笔画,还只属外部形式的变化,而[短长肥瘦]的增减,关系到字形与笔法,风骨与神气,一切个性特征皆由此生。这个道理有类石涛的[一画]与[万画]。草书的创作者循此深入堂奥,欣赏者则由此体味其中三昧。最复杂的变化,实肇瑞于最原始的基因。
草书《断千字文》石刻,无款,传为唐张旭书。石刻藏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共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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