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云乡‖ 文化古城时期的国立北平图书馆
说到文化古城时期的文化气氛，首先想到的是“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自清末于什刹海广化寺设立京师图书馆，民国后改为国立京师图书馆，十七年改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以中南海居仁堂为馆址，十八年与北海图书馆合并，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南京教育部联合主持制订“国立北平图书馆合组办法”，成立委员会组织大纲，并在原北海西岸御马圈旧地及公府操场建筑新馆，占地七十六亩，于民国二十年新馆建成，于七月正式开馆。加入世界图书馆学会。成为当年远东最现代化的图书馆。为文化古城学子提供了一个地址最适中，条件最好的读书场所。
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外观是十分华美的，它的内部更为精美。外部完全是中国宫殿式的，而内部则完全是西方式的，在三十年代初，它的内部设备，比之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毫不逊色。不说别的，单只它那中央大厅左右两侧下楼梯的卫生间，铺地六角小瓷砖，绿色的，外面看不到里面，里面看得见外面的窗玻璃，一色都是美国货，比北京饭店的还讲究。
大楼是两层玻璃门，有转门，进门之后，先是衣帽间，以供读者存衣帽、书包等。衣帽间十分讲究，都是进口柳安木的护墙板，一格格的挂衣帽的格子，铜号牌、铜衣钩灿灿照眼。存好衣帽，发给一个铜牌子，出馆时凭牌取衣帽。进二道门再发一个牌子，有如出入证，又如借书凭证，凭这个证到各个阅览室去借书、借杂志。借书时，把这个证押放在借书处，如果不还书，职员便不发还这个证，那你也就出不了馆的大门，因为出门时，要收回这个证。
进门后，就是一个方形中央大厅、四根柱子，顶上是仿古天花板，一格格地都画着团鹤。柱子前摆着红木架子，大五彩江西瓷花盆，里面经常换鲜花，如冬天山茶，秋天桂花、菊花，春天迎春等，都是把瓦花盆放在大瓷盆中。图书馆有自己的花儿匠，后面院子有个花房。馆中经常掉换的鲜花，都是他培育的。
中央大厅的正面是上楼的大扶梯，左面最前面是一条暖廊，南面是大玻璃钢窗，冬日阳光充足，极为温暖。北面是大玻璃落地门，不开，是期刊阅览室，正门由中央大厅右面进去。如顺暖廊一直往东走，便到了梁任公纪念室，这是馆的东面大厅，平日不开放，我从来没有进去过。正由于进不去，所以有好奇心，我不知扒到玻璃窗上，用手拢着光线，向里面张望过多少次。有一面墙上挂着一副吴大澂的篆文对联，印象极为深刻。粱任公去世后，他的书籍捐到馆中，特为开辟的这个纪念室，现在则不知如何了。
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组织是两会八部。两会是购书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编纂委员会下设旧藏、新增、寄存三组。八部是总务部、采访部、编纂部、阅览部、善本部、金石部、舆图部、期刊部。当时原藏普通书：中文、满蒙文、西文、日文约二三十万册，善本书宋金元明清刊本、写本、旧抄本二千二百多部两万八千多册。文津阁四库全书六一四四函，三万六千三百册。旧藏地图绞绢纸本六十多幅，一百四十多册。金石拓本唐开成石经一百七十八卷，近代金石拓本三千三百卷、新增中、西、日文书籍十余万册，舆图八千多幅，金石拓本四千幅。寄存书六千余种，三万余册，另有藏文甘珠尔经六百种，版五百块。（据《旧都文物略》）
建筑是左右对称的，大厅左面同右面布局一样，对着期刊阅览室的是报纸阅览室，顺右面暖廊走过去是善本阅览室，赵万里斐云先生为国立图书馆买了一辈子善本书，在沙滩红楼讲目录学时，鼓励学生去善本室看书。善本室常常只有两三个读者，极为安静，可惜去的次数太少了。
当年进入图书馆时，有不少规矩：穿中装时，如果只穿短衫裤，不穿长衫，是不能进馆的，因而即使是再穷的学生，一件旧的蓝布大褂总要穿的。如穿西式衬衫，衬衫不系在裤腰里不能进馆等等。再如十四岁以下儿童不能进馆。我第一次跟着大人去时，还未考初中，人又矮小，到了拿牌子的那个门上，毫不客气地给“挡驾”了，只好低着头出来。我能够进入图书馆，冒充一个能看书的学生，那是读到初中三年级时，和一个比较大一些的同学一同去的，他穿件白麻纱大褂，我穿件月白竹布大褂，居然让我们进去了。
为什么说冒充呢？因为初去第一二次还不懂借书规矩，也还不会看书，说也奇怪，当时最感兴趣的是坐在大厅两角的饮水处去饮水。那是自动沙滤水饮水池，一按开关水从中心小孔喷射出来，这是美国玩艺，北京当时只有这里有，我特别感到好玩。最初来图书馆目的就是喝这个水，这是大馆长哀同礼先生所料想不到的。饮水处的座位也很特别，是蟠螭树根座子，上面放一大块自然形的磨光面子上了蜡的黄石，这是我后来才懂了的，当时只感到奇怪而已。
学会到楼上借书处查卡片柜、填单子借书，到大阅览室看书，那已是读高中时的事了。大阅览室表面上看是第二层，实际是第三层，因为下面还有地下室呢。大阅览室为了保持安静，连地板也是咖啡色橡皮砖铺成，走起路来一点声音也没有，即使坐了很多人，那偌大的阅览室也像没有一个人一样，那真是一个肃穆的读书环境，那气氛正是显示了高度的文明。
大阅览室摆的都是笨重的柳安木大桌，面对面摆十张大圈椅，十分宽敞，即使读者是一位大胖子也不会坐不下。在桌子边上嵌有号码铜牌，找好座位，去到借书处查号借书，单子填好，交给借书处，你不要管了，到这座位上等着。阅览室送书台的先生们，办公桌边有通书库的电传滚带，会把你要借的书由后面大书库送上来。你凭入门时拿到的牌子去取好了。那时大阅览室共四百四十多个座位，平日不过坐上十分之二三罢了。
看书看累了，可把书暂时存到送书台上，换了出入牌，出去走走，等会儿再回来。我常常走出阅览室绕到房后，坐在大书库墙根下冥想，那五层楼高的书库，那狭窄的钢窗一直顶到屋檐，那样高渺，而墙根下的我又那样微小，耳听黄叶沙沙响着，我冥想着。
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成功和当时馆长袁同礼氏是分不开的。
大兴袁同礼氏，字守和，是很值得思念的一个人。他不但学贯中西，而且做事是很有魄力的。北海西面国立北京图书馆，能够在短短的几年中，取得可观的成绩，参加世界图书馆协会，在世界上成为与牛津图书馆，东京帝大图书馆等著名大馆，并驾齐驱的书籍总汇，这是与袁氏的领导分不开的。
北京图书馆，早在清代宣统时，张之洞以军机大臣兼管学部时，就提议建立了筹备处。地址在什刹海后海广化寺。辛亥后一度停顿。后来又在安定门内方家胡同筹办，不久就开馆，均名“京师图书馆”，直到一九二九年，京师图书馆才改名“国立北平图书馆”，迁中南海居仁堂办公，一面在北海西岸御马厩空地筹建新馆。与此同时，袁同礼氏在美国留学，学习新的科学的图书管理法。这是袁氏担任馆长的准备阶段。
担任中国图书馆的馆长，如果只懂外国那一套分类管理法是不行的，还必须精于中国旧学，懂得中国的几千年的图书史、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等。但是只懂中国老的一套、老是抱着“四部”分类的一套，也不行。没有办法管好现代化的图书馆。袁氏家学渊源，早岁即精研版本目录之学，对于明清以来之书籍源流，藏书家的情况，极为熟悉，其所著《宋代私家藏书概略》、《明代私家藏书概略》、《清代私家藏书概略》等文，都是讲求千余年来图书源流极为清楚概括的学术著作，文章虽然都不太长，但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袁氏首先把世界上科学的编目方法，介绍到中国来编古籍。不按“四部”分类，而参照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及杜威分类法，按书名第一字笔画及作者姓名第一字笔画来分目，查考找书极为便利。第二，袁氏将线装古书目录，也同新书一样，制成卡片，装入卡片箱，便于查书，这在现代图书馆中不稀奇，而在当时则是很大的改革。第三，最科学的，就是改装一切线装书套子，便于上架。中国古书，大小不一，册数不同，习惯平放，上架取书都不方便。袁氏亲自设计布匣子，像洋装书一样，插架极为便利，书名写在匣脊上，找书十分方便。东莞伦哲如《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特别称赞他这点。并题诗云：“万人海里人焉瘦，点鬼簿上鬼自由。容膝室中密四周，都在图书馆里求。”古书作者都是《录鬼簿》中人，找起来方便，故曰“鬼自由”也。
更可贵的是袁氏善于用人，培养了赵万里、孙楷第、谢国桢诸人，不但都很快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大学者，而且都为图书馆作出很大贡献。如赵万里先生为北图工作了一辈子，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建筑在北海西岸的这座国立北平图书馆大厦，是三十年代初北京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座华丽而庞大的建筑物，即使在现在，也不失为一座十分讲究的建筑。如果油饰一新，那还是很值得参观欣赏一下的。
这座图书馆，是在袁同礼氏的主持下兴建的。一共用了二百四十多万银元。当时实际价值约为三万两黄金，这笔钱是所谓的“庚款”，即庚子后根据辛丑条约赔给侵略者的赔款，这笔钱数目庞大，共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三十九年还清，本利共九亿多万两白银。光绪末美国倡议，不要这笔钱了，指定这笔钱用于发展中国文化事业，并成立了庚款委员会。其中最重要的用途，就是以此款办起了清华大学。美国庚款之外，尚有英国庚款，也作为发展中国文化事业之用。管理这些钱，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包括“中美文化基金会”和“中英文化基金会”的款，数目相当巨大。据一九三五年六月胡适写给丁文江的信说：“这个机关现在管理的款项已达二千万之多。比得上一个中等的银行，用的经常费用，无论依什么标准，都不能算多……英庚款花几十万造房子，我也不认为失策。”图书馆的兴建以及其购书经费都是“中基会”提供的。
钱之所聚，众人必觊觎之。有个杂志《探讨与批判》发表文章质问庚款，胡适写信答复。最后道：“至于中美庚款用途等等大小账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每年印有详细报告，都有中外会计师的审查报告的证明，国内外的公共图书馆都藏有此项报告书。作者只须向南长街二十二号函索，就可以得一全份。”
这座图书馆大楼，是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宫殿式建筑。它的造型吸取唐代长安宫殿、南内大明宫的规模设计的。其特点是主殿、两翼庑殿、后殿用回廊、杰阁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像明、清宫殿那样，主殿、庑殿分开的造法。这座图书馆大楼，主楼两层重檐琉璃瓦、左右两翼有东西向重槽庑殿、主楼背后连接高大的书库，也是绿琉璃瓦宫殿式的，在建筑布局上，有如由很长的暗廊连接着的后殿。整个建筑物又在很高的崇阶丹墀上，由汉白玉的石栏围绕着，远远望去，极为华美。北京当时新建的宫殿建筑中，以北图最成功。
其建筑布局之好，还在于它有极开阔的庭院。在大楼前面有一对汉白玉华表，极为典雅地立在左右两边，这是圆明园鸿慈永祜门前的旧物，大门外一对石狮，也是圆明园旧物。另楼前一对石狮，购自一王府。大楼前石阶，中间也有雕龙“丹墀”。华表雕刻之精美，丝毫不亚于天安门前的那对。而其设计更为成功的是，华表的四周，用极为修整、苍翠的刺柏围绕着。一尘不沾的引路上的青色沥青路面，苍翠的柏树短墙，雪白的挺立的华表，衬着正面远处的，画栋雕梁、白石栏杆的重檐大楼，阁道曲折，绮窗高爽，显示了中国宫殿建筑的庄严华贵、深邃飘渺之感。阅览室地板都是美国进口硬橡皮的，走上去无声音。说句笑话，当时能够在这里读读书，真是三生有幸啊！
我记不清我去过多少次了。每一次都是骑着车，到大门口下车，进去之后再上车，脚下用劲登一两下，车便像燕子一样，极轻盈地“飞”到西北角，那里是存车处、锅炉房等等附属建筑的所在地，车一存好，挎着书包就弯出来，从西面上白石台阶，进馆去了，多么神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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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云乡，学名邓云骧（1924.8.28----1999.2.9）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山西大同中学，天津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1953年10月起，先后在苏州电校与南京电校教书。1956年1月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至1993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