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王映霞》信知多少 ——重读《郁达夫全集》书信卷札记(4)

《致王映霞》信知多少

重读《郁达夫全集》书信卷札记(4)

蒋增福

在郁达夫的短暂人生中,写给《致王映霞》的纸质书信(含明信片)为最多;我之重读有幸,书信卷收录就有92封。这是因为故居的主人,为顾及颜面而将尘封着的若干也端了出来。冠以“最多”是可以肯定的,然92封仍然不是全数。究竟有多少?至今仍是个“谜”!

1996年,为筹备郁达夫百年诞辰纪念,我和郁达夫的长孙峻峰(亦文联和“郁会”干部)合作,编撰过《郁达夫手迹》一书,交由富阳古籍印刷厂出版,内容大多是郁达夫的题辞、对联、题画诗等;也收有《致王映霞》的手迹,但极少。全书也只是一个并不太厚的单本。

这些手迹大多是几经翻拍的影印件,但由于首次集中披露,加之所用纸质,采取直排线装,以及开本的装帧等,与过去常见的铅字读本相异,销路相当好,让聪明的蒋老板看到了“商机”!以后多次重印,我们文联和“郁会”也曾打折购买数批。然到后期,厂方已将单本改成一函二册,并请时任省政协主席的书家刘枫题写书名,定价格也翻了好几番。

所说“商机”指厂方经多方努力打通关节,向上海图书馆借来了厚厚的一束郁达夫致王映霞的真迹书信!蒋老板要我辨别真伪,我则特别关注书前增写的序言。全文用“朵云轩”的直格红线纸书写,一手极佳的毛笔字,占去19个页码,然我连读三遍,以图弄清这些书信的来龙去脉?后来也曾写过《林老初志虽遂,仍盼使归园残——读林艾园“赠上海图书馆郁达夫致王映霞函件真迹序”》(初载《郁达夫研究通讯》,继收《家在富春江上——郁达夫研究随笔集》)(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林先生的这篇序言,才让我知道这批郁函并非王映霞亲捐!它还让我联想起早在1982年5月,由王观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达夫书简——致王映霞》中。目录之二“郁达夫书简保存情况”所叙,发现所引林老的序言不仅文题有变,连内容也竟被删去了两段:

王映霞同志曾告诉我,她已年老,已将我以前送她的郁函(计信十二封,明信片三张)交给了在云南的儿子,以防失落。我现在送给国家图书馆,则千秋万代,将永远保存下去,万无一失。如果王映霞同志及其家属要去看,亦可向该馆借阅,未能再送给她,我在这里向她表示歉意。

另一段从原序中被删去的文字是:

自一九四九年迄今,不觉已三十年。在文革以前,我对郁函曾略加整理,对其内容,粗有概念。一九七六年与王映霞同志会面时,也曾向她询问过信中有关人物和问题。也谈了一些。但由于我当时认为业已失去全部信件,多问无益。因此并非留心记忆。

将这190多字的两段文章删去,我不知道意欲何为?是林先生同意发表时删去的本意,还是王映霞交稿时的意思?再就是王观泉先生编时删去或是出版社编者所为?笔者以为改文题和删去这两段文字,都是没有道理的。还当一提的是,为了给研究者提供完整资料,让爱好者知其底里,林先生于捐赠当天写的那篇“后记”也是不可忽略的。因为这序和后记,澄清了我们的不少模糊和偏见。亦包括当事人之一方的“亲历叙说”。如1996年,她出版的自著《王映霞自传》(江苏文艺)中,即第39节小标题为“到湖南汉寿之后”的自序:

1938年,武汉,郁氏一家七口,暂避难于湖南汉寿,至9月底,收到福建省主席陈仪电报,要达夫回到福建去;到十月中,住汉寿的人开始搬动,我便托友人找来车子,把全家从汉寿运到长沙,并从人劝一家人马上搭火车离开,先将行李上了行李房;谁知火车行驶不到两个小时,说是长沙大火,包括火车站满城都在烧了。

避难入住和离开汉寿这段话,用郁达夫的日记、诗词卷等处的记载对照,有较多出入暂且不去论它,只单说该文前后相连的与郁函有关的略说。

当时,聪明的王映霞则想到,如果这消息是真的,那么“全部行李”包括六七人的衣着都焚于火了。但想到“最要紧的,还是行李中历年所积下来的照片和信件。”正是无巧不书。原以为这批永远失去的信件,却“经过几十年之后,奇迹般地出现了……”而且让她的“其中一些信件”,已经结集出版了《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只是“其中一些信”并非劫后余剩的,与林先生初说初理过的“两百余封”相差甚远。这当然还包括文革中被抄去,归还时那位大学生自留的“部分”,王映霞给云南小儿子的“部分”,以及富阳故居里的那些……

正如《毁家诗记》所一再袒露,由于第三者的困扰,更促使达夫远走异国他乡,最后在星岛与王映霞分手!更不幸的是,由于郁的早早的为国殉难,连“郁信”也成了拥有、保管、捐赠权的死无对证,只好凭一方“独话落”。

作者介绍

蒋增福,1934年生,浙江富阳人,20世纪50年代初参加工作,任富阳县文教科(局)科员,主要从事城乡扫盲工作,后参与《富阳县志》编撰,又为县委党校秘书,80年代初任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党委书记,后迁任政协常委兼秘书长,又迁任文联主席,1995年退休,任富阳市文联名誉主席、郁达夫研究学会名誉会长、系浙江省作家协会和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员。

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业余创作,80年代后从事乡邑文史调查和郁达夫研究,曾参与采写编撰《富阳风貌》《富阳文史资料》《100个富阳人》等系列丛书,并倡办地方文艺刊物《富春江》和《郁达夫研究通讯》。30余年笔耕不缀,出版专著《郁达夫及其家族女性》《鹳山魂》《富春闻见录》《走近三国》《富春文集》等;主编或参与编撰《郁达夫手迹》《众说郁达夫》《抗战中的郁达夫》《历代诗人咏富阳》《富春江今古散文选》《富春江畔话三国》《见字如晤——文坛师友书信集》等,多次获杭州市优秀作家奖,“五个一工程奖”,郁达夫文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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