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的儿女》,是正午阳光的套路化作品吗?
20世纪50年代,青岛,“老大粗”江德福同“资本主义大小姐”安杰误打误撞地相爱了,在一个伊甸园式的小岛上,拖家带口,生活“小资”,安稳而又幸福地度过了动荡的60、70年代。
20世纪80年代,南京,老爹爹乔祖望,一个80年代的“苏大强”,把生活的重担全部移交给了乔家大哥乔一成,大哥当爹又当妈,管学习也管早恋。从四个儿女偷喝米汤、偷卖鸡蛋、偷吃鸡胗的童年开始,乔家的故事在90年代的大舞台上徐徐展开。
2014年4月,由正午阳光出品的《父母爱情》卫视首播,导演孔笙缓缓地用44集讲述了江家的故事,聚焦于老一辈的爱情故事,幸福的基调始终不变,乌托邦但又真实,时代的变迁不动声色地掩藏在不同人物的命运发展中。
2021年8月,《乔家的儿女》台网联播,正午阳光欲用36集讲述乔家四个儿女的爱情、婚姻故事。80、90年代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困惑、混乱和无限可能,被轻轻地一笔带过,四条主线以接近真空的状态发展。
一向节奏拖沓的导演张开宙,在这部剧中,却密集地安插了原生家庭、出轨、恶婆婆、少女怀孕、离婚等狗血和鸡毛。
7年的时间里,正午阳光从山影脱胎、出走、转型,凭借一年2-3部的高质量产出,打出了“正午出品,必属精品”的招牌。
作为行业的领头羊,正午阳光乐于在都市剧中展现精英的生活与视角,但并非是精英主义的拥趸者,它有效地利用着戏剧性元素,精准地召唤着当代观众的痛点、牵引着他们的情绪,迎合市场需求,走进世俗生活。
儿时,乔家的饭桌一边靠墙,左右各两个椅子,乔家很少围着饭桌吃饭,家里穷,桌上摆不到几个像样的菜,都是等"甩手掌柜"老爹爹吃完后,四个孩子才凑上去,狼吞虎咽地吃饱肚子。
因为太馋了,大哥在灶房给刚出生的小弟弟熬米汤时,另外三个孩子则在一旁,殷切地盯着热腾腾的米汤,“大哥,我们舔碗可以吗?”三个孩子又争先恐后地上前去,满足地舔着残留着甜丝丝米汤的大勺。
视频截图
正午阳光喜欢将镜头聚焦于中国人的饭桌,聚在一起吃饭的理由,吃饭时的不同习惯,微醺时的促膝长谈,酒足饭饱后的真情流露,都在这样一个充满烟火味的氛围中,剧情自然而然地推进。
家庭的矛盾、妥协与温馨,藏在饭桌上点滴的细节中,是中国人不显山不露水的情感。
《父母爱情》中江德福吃饭时吧唧嘴,是安杰最难以容忍的坏习惯之一,这种由于身份上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同习惯,在后续剧情的发展中,却在妥协和相互影响中,慢慢被接受、改正甚至同化。
全剧的高光是欧阳懿平反后的那场家宴。这个原本清高自傲、意气风发的知识分子在酒后大哭“我是欧阳懿,我不是老欧”。
不需要长篇累牍地怨声载道,饭桌上看似没有由头的情感宣泄,却举重若轻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所遭受的打击和隐忍。
饭桌上家庭的氛围,是温馨的,或是僵持不下的,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这种细节上的自然,亦是最能引起中国观众共鸣的。
导演孔笙在接受《父母爱情》采访时表示,“我们的做法是,以一种非常轻松的方式去讲述家庭伦理关系,仰仗生活无所不在的素材馈赠及生动流畅的谐趣叙事,去发现那些让人置身于尴尬境地,但最终都可以脱困的意外因素,引导观众去体会生活本身的幽默。”
但在《乔家的儿女》中,儿女们都进入成年阶段后,生活条件好了起来,“平平淡淡就是真”的家庭琐碎日常却不复存在。
世界上的所有的狗血似乎都降临到乔家,恶婆婆、被出轨、捉奸与被“捉奸”、离婚、再婚,时间的流逝变得模糊起来,每个人似乎都在以八百倍速生活着。
狗血剧情刚进入高潮,还未能展现人与人之间的相爱相杀的复杂关系时,就匆忙地结束,乔家儿女们又进入了生活的下一阶段。乔祖望非法集资后,欠款追不回来,邻居来抄家的剧情设置,没有一家人对待这件事的情绪上的冲突和纠结,只是以一家人躲躲风头、“警察自有处理方法”的安排和对话,将问题一笔勾销。
这种琐碎且生硬的处理方式,并未能很好地捕捉家庭生活中经验,并具像化为一个感同身受的故事。或许现实生活就是一地鸡毛,但更多时候,生活中“鸡毛”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搅合在一起,是难以名状的。屏幕前的观众自始自终是一个旁观者,围观着一出出聒噪的家庭闹剧,情绪调动起来简单,消散得也快。
2016年,正午阳光开创性地推出了都市女性群像剧《欢乐颂》,五个阶级、身份背景各不相同的女生,被编剧以某种程度上架空地安排在了一栋住宅的22楼,“共同讲述繁华城市中女孩们的奋斗物语。”
早在《欢乐颂》之前,正午阳光就试探性地在2015年以《他来了,请闭眼》这一网剧,踏入了都市(偶像)剧的红海,但由张开宙独立执导的悬疑爱情剧,推理情节上的不可推敲、男女主丝毫无火花的互动,总之质量欠佳,并未试水成功。
直到改编自阿耐同名小说的《欢乐颂》,在大众舆论和商业上大获全胜后,正午阳光便一路开拓着以女性观众为主要受众的都市、偶像剧市场,《如果蜗牛有爱情》《欢乐颂2》《都挺好》《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都是正午阳光试图迎合女性观众的尝试。
但正午“只会拍男人戏”的声音,一直萦绕不绝。打上正午烙印的《琅琊榜》《伪装者》《大江大河》,以男人成长为叙事,男性角色多元,或坚毅、或隐忍、或狡黠,拍职场、朝堂内外的暗流汹涌、权谋博弈,拍浓厚真挚的男人情谊、莫逆之交,时代的风云嬗变与故事情节融会贯通。
《琅琊榜》侯爷谢玉
这些剧集中的女性角色是母亲、妻子、姐姐和女儿,戏份少,她们虽然并非是脸谱化的工具人,但某种程度上仍是绿叶角色,凸显男性成长过程中侠骨柔情的另一面。
《大江大河》中宋运萍是一个传统的好姐姐、贤内助,她注定无怨无悔地牺牲自己照亮别人;程开颜是父亲的小公主,是宋运辉的小猫,任性还有一点蠢,总是给宋运辉拖后腿,仿佛除了独立女性梁思申,在奔流的大时代中,女性是缺席的。
《山海情》中,全剧23集,每集45分钟,水花的戏份只有1个小时左右,热依扎用精湛的演技演绎出一个无法选择命运,却坚韧,乐对生活的农村女性,但角色的底色仍然是牺牲。
《清平乐》中吴越饰演的刘太后,她贪恋权力,在面对皇帝逐渐成长起来、自己失势的时候,产生极强的危机感,她在朝堂上不动声色地打压皇帝,与皇帝、大臣们博弈,但这样一位在历史上的女性政治家戏份少,且最后仍然作为母亲的身份,以母子之间温情和解,过早地下线。
当时间点拨到现代,以女性为主要叙事主角的《都挺好》《欢乐颂》,虽然有足够多的女性角色戏份,并多是独立女性,却走向了另一种窠臼,玫瑰色的泡沫一戳就破。
她们或是完美的职场精英安迪,她们职场上的戏份被弱化或过于悬浮,她们穿着时尚,且不知不觉地与消费主义融合起来,她们很少拥有女性挚友,她们的成长过程中,多是男性角色的扶持。
在《欢乐颂》中,安迪和曲筱绡,会讨论樊胜美是“捞女”,嫌弃邱莹莹一家对成功学鸡汤的执念,这种精英视角傲慢地向下看,很难让人相信她们真的可以与樊胜美、邱莹莹这一类家境普通的女性成为挚友;在《都挺好》中,苏明玉与两个嫂子的临时搭建起来的女性同盟,仍然是以家庭生活作为“战场”。
她们或是被原生家庭纠缠、吸血,却需要面对传统妥协、和解的樊胜美、苏明玉。她们始终无法决绝地脱离和反抗原生家庭,即使被家庭反复伤害,也难以做到哪吒剔骨还父般彻底地反抗,甚至内心里不愿斩断传统孝道的纽带。
但似乎对原生家庭的烦恼,只压在了女性角色的肩上,她们被迫做出选择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强的道德束缚。
在《乔家的儿女》中,乔家母亲难产早逝,父亲则是成长期间的撒手不管的“甩手掌柜”,儿女独立后伸手要钱的“麻烦”,父母角色的缺失,让父辈与子辈之间的孝道几乎被磨灭。
这原本又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延续,但大哥乔一成对父亲异常地决绝,在乔祖望厚颜无耻地要赡养费时,“讨价还价”,有一种“只有这么多,你爱要不要的”洒脱感。
性转后,乔一成的妻子叶小郎,出身安徽农村,同样拥有一个吸血的原生家庭,她想要和一成一起出国留学,彻底摆脱原生家庭的束缚。
但由于情节模糊不清的处理,同时乔一成的温柔好男人的形象烘托下,观众却指责她自私自利、恶心、不要脸,“利用大哥上位”“绿茶”这一类荡妇羞辱不在少数。
即使剧中三丽会向婆婆质问“为什么女人不能工作?”“如果真的按谁挣得多,谁才应该出去工作,那如果我挣得多的话,是不是应该让一丁(她的丈夫)在家带孩子呢?”但她在婚姻关系和婆媳关系中仍然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退步和隐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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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某种程度上,诸如《都挺好》这类剧,它将重男轻女、原生家庭、女性的职场选择、啃老等许多社会议题摆上台面,围绕这些问题,不同地域阶层年龄的女性在公共讨论中,给出更多的选择样本,或许也有利于更多的女性做出自己的选择。
正午阳光的剧集从来不缺话题度,每一部新剧热播期间,都仿佛挂在了热搜上。
相较于同时段同在腾讯视频拥有39.1亿专辑播放量的《扫黑风暴》,《乔家的儿女》虽然已经播了25集(全剧36集),仅拥有7.5亿专辑播放量。
据中国视听大数据,《乔家的儿女》开播十四天,电视收视未破0.4%。观众不必然守着电视机等候《乔家的儿女》开播,但乔家的四个儿女必然会准时地登上微博热搜。
2019年《都挺好》播出期间,衍生出来的话题在微博热搜上出现了148次,登顶22次。2017年《欢乐颂2》播出,豆瓣评分只有5.4分,是正午阳光史上最低的作品。在播出期间持续出产“性骚扰”“处女情结”等话题,尽管争议不断,却一直稳居收视排行榜的顶端。
正午阳光核心人物侯鸿亮在接受财新采访时,表示“对于平台而言,《欢乐颂2》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商业成功。”
正午阳光从来不会拒绝市场,随着平台的话语权愈来愈大,正午阳光极为重视与平台的合作关系。
正午阳光隔两年会做一部网剧,从《他来了,请闭眼》《如果蜗牛有爱情》《鬼吹灯》,再到《我是余欢水》,这已经成为了正午阳光很主要的一条业务线。
“我们比一般公司幸福,平台从来没有干涉过我们,这个也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一个基础上,就需要我们每部戏都要好,它这个信任就可以延续。”
侯鸿亮深谙市场的运行规则,在当下的时代,想让作品叫座又叫好并不冲突,关键仍然是“用更好的作品,把观众留下。”
对于正午阳光而言,平衡导演、编剧、制片之间的关系,给编剧和导演最大的创作空间,是保证作品优质的关键之一。
山影流传下来的“传帮带”的传统,让摄影师出身的张开宙、简川訸、孙墨龙,已经成为活跃在一线“挑大梁”的正午二代导演,他们偏向于拍都市(偶像)剧集,恰好顺应了正午阳光走年轻化定位的路线。可问题是,虽然导演画面构图美丽,但叙事的瑕疵仍难以掩盖。
与网络IP改编的浪潮相同步,正午阳光的策划部门会看海量的小说,确立好IP后,编剧进入。目前正午阳光已经拥有了较为固定的编剧团队。
例如《乔家的儿女》的原作者与编剧杨筱艳(未夕),同样也是《山海情》的编剧之一,《山海情》的另一个编剧王三毛,曾担任《都挺好》《我是余欢水》编剧。《山海情》的主力编剧高满堂,更是与正午团队从《闯关东》就开始合作的王牌编剧。
正是有稳定且较为出色的编剧团队,没有大IP背书的《山海情》才能在保证主旋律基调表达的同时,保持高质量且足够吸引人的正午调性,完成了一次不一样的主旋律电视剧创新。
侯鸿亮表示在紧急的任务周期中,正午要保证的是“一方面我们这个戏想用方言;第二个是,你让我写一点干部的形式主义,这两点其实对我们来讲很关键。”
但编剧的局限仍然存在,这或许与团队中女编剧的缺乏有关。
在2020年与爱奇艺合作的12集网剧《我是余欢水》,用讽刺、荒诞的手法聚焦失败小人物的心酸与无奈,直到4月15日大结局播出之前,豆瓣评分稳居8.4分。但在大结局中,劫匪凭空说出“女权”的台词,讥讽、戏谑甚至“夹带私货”的处理,并非是有心讨论女性主义。
当让人们重新回看这部剧集时,女性角色是脸谱化的,甚至是作为男性中年苦痛施害方的存在,这很难不让女性观众感到膈应,豆瓣评分随之降至7.3分。如果《我是余欢水》展现了一个中年男人被社会压迫的中年危机,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地去展现中年女性对社会的回应呢?
侯鸿亮也明白当下舆论环境的变化,“谁能想到可能就是一句台词,就引得黑粉无数。”
在观众被充分赋权的当下,作为行业翘楚的正午阳光或许可以做的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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