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谈论一本书的名字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高翔·早茶夜读622
622 | 读城记2020
文/ 高翔
30+，整个的商人，半个作家和诗人
本月“读城”计划读到谢和耐的此书。此书读过两遍，一次是纸质大陆初版本，1995版，十多年前买的。第二次忘了什么时候。这次有写作要求，就又粗粗看了遍95版的电子版。
本书2008年出过插图版，按道理应该越出越精，且有插图。但是不知何故，豆瓣打分，95版得分反比08版高。
在杭州客居一段时间，也曾经走过杭州的皇城、城墙沿线、西湖周圈、运河沿线等，有不少话题可说。甚至本书的阅读过程在深受启发之外，也有吹毛求疵的诸多遗憾，不能餍足。都可以写成短文。但是此次拉回来，先说名字。
第一个词就是“蒙元”。有读友说，书名法文原来就是Mongole，应该译成“蒙古”啊，并生发出“翻译应该要老实”的感慨。窃以为不然，翻译成“蒙古”，全书变成“蒙古入侵前夜的……”云云，在当时当下，未免令读者骇然。翻译，本来就是要照顾到译文语境的读者心理。
而且在书里论述的历史阶段，铁木真已死，虽然忽必烈方可以认为他兼摄了中华帝国之首脑与蒙古大汗之位，但是后者在拔都、旭烈兀阵营中，深有争议。忽必烈集团1260年即汗位，1271年改元，1276年侵入临安。从汉语历史语境，书中所指1250-1276的时间段，正是蒙古世界忽必烈一支，由蒙改元的前后时间点，改成“蒙元”，与其他蒙古集团分别开来，无疑更清晰更标准。
Mongole此词，在不同语境中，有蒙古的本义，也有指代蒙古世界中不同集团的狭义。作后者用时，指代忽必烈集团时，以汉语世界固有名词“蒙元”对应，正是固有之义。
继续再说这个词，是蒙元入侵，而不是其它集团入侵。一者因为南宋初建时，一直防备的金朝，已经于1234年，在蒙古和宋的夹击下灭亡。另一者，蒙元最后终于1276年侵入临安，1279年侵灭宋最后势力，暗暗沉夜，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掉了下来。
最后的历史结局是“蒙元入侵”，而不是别的入侵。如果是金入侵，会有什么不同么？联系1121-1150年之间的汴梁，似乎也有一些可供比较之处。当然，金的不同皇帝入侵，自然会政策不同，也必会变化不同。
第二个词是“入侵”。有个别读友说，哎呀，这个词在当下民族背景、出版条件中，这个词太碍眼了。
一方面，法语原词就是invasión，为侵略、进入之义。作者选用此词，彰显立场站在自己所论述的宋一边。作者对宋社会的论述，自然带有“了解的同情”。好的方面自然是不用多说，不好的方面就是寄托了作者自己所带的过多想像，多有美化。
可以想想，入侵这个词换成别的词会怎样，比如“进入”“统一”“灭亡”。前两个词不多说，单说最后一词。
如果站在朝代本位上，固然可以用“灭亡”。但是站在大中华本位，尤其是你看完全书发现作者依据的书籍较为有限，无非是《梦梁录》《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宋史》等惯见中文史集外，加一本马可波罗而已。尤其是这个外国人，足以证明元入侵之后各种日常生活没有灭亡。
所以用入侵，很恰当了。
这里加一句，马可波罗有无来过中国，其游记能否毫无辨析地当作确凿史料征引，是一个学术上极有争议的问题。该著对此游记奉若神明程度，如对《武林旧事》《东京梦华》一般，让人看下去，处处碍眼。
第三个词是“前夜”，所以选了1276年临安被攻陷的前26年。为什么是这26年，而不是其他的年份？比如1266-1276年间的十年？
我想，可能是后代史家习惯十进制之后的习惯心理，以100年，50年，25年为一个观察时段，起始时间点也取世纪交接点、十年整数点为多。从1250到1276，就正好如此。
法语，其实看下原书的法文书名，La China Imperial，直译过来是“中华帝国”。副标题是“En la víspera de la invasión de los mongoles,1250-1276”，似乎没有表示“前夜”的词。本人不懂法语，全靠猜蒙。
英译书名，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突出了一个“eve”，用来形容这个1250-1276的时间段。表示此时间段在蒙元入侵的终结性事件的对照下，之短，蒙元入侵的之迫在眉睫。
所以汉语书名亦沿用“前夜”。
这下我就明白了自己读书之前的期待心理，与读完之后的若有所失。如果用《中华帝国：蒙元入侵前的日常生活（1250-1276）》，不突出前夜二字，似乎就不会在我心里造成阴影憧憧。有了这二字，我一心想找一下，在蒙元入侵的阴影下，对日常生活造成了哪些影响。只可惜不多。
第四个词，“中国”。其实读遍全书，没有“中国”。只有临安（杭州）。从字面意义上说，把中国改成杭州，更切近全书。但是正如美国人眼中才有旧金山、底特律、奥尔良，中国人眼中只有美利坚的旧金山、美利坚的底特律、美利坚的奥尔良。作者在西方学界，哪怕只看一个城市，看到的，也更多是中国。
另一方面，从思想境界、情感立场来看，其实，中国不仅是一个客观称谓，也是一个文化身位的认同，是文化本体论下一个所指经常变化的能指。从《春秋》到何休公羊以后，就有“夷夏之辩”的丰富学理，除了明辨夷夏大防之外，此理论的另一面则是“夷狄守诸夏文化，进位诸夏，诸夏不守礼乐制度，贬为夷狄”的夷夏变位论。也就是说，诸夏与夷狄的分界线，不在于种族血统，而在于礼义文明。
这样去理解，作者取名为“中国”，而不是南宋，也不是杭州，显然可以理解成，南宋之外的蒙元，不是中国，尚处于野蛮人境地。蒙元侵灭宋，只是侵略了中国，没有灭亡中国，夷狄用诸夏，而诸夏之，遂承继了中国。
这种思路，与我一贯的想法，大多类似。但是在大陆学界中，如果有“蒙元在中国之外”的思想，无疑自我骇然。
不过，另一方面，蒙元在中国之外，本书没提到的金，是不是在中国之外么？也可以说在外。因为作者眼中，笔端，流露出来的那个他深爱的中国，就是宋。也可以说，作者对此付诸留白，
最后，我觉得作者全用杭州故事，把南宋范围、中国范围的题目写成了南宋末年杭州世俗社会，完全是由于材料的限制。
字数够了，要说题目尚只说一半，可见絮叨之至。下次有机会不知道能否把“日常生活”四字说完。
今晚二条
从南宋末年的临安看今天
谁敢想这个被入侵的城市后期会有这么大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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