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与投资之意义甚为直截了当，但相信储蓄可以与投资不相等者仍大有人在，这个道理我想可以用光学上的错视来解释：存款者与其银行之关系，实在是一种两面的（tWo sided）交易，而却误认为是一种一面的交易。一般人以为存款者与其银行，可以互相串通，变一手法，一变以后，储蓄即消失于银行体系之中，不再用之于投资；或者以为银行体系可以使投资发生，而没有储蓄与之相应。不过，如果一个人要储蓄，则他必须取得一件资产，不论是现金、债权或资本；一个人要取得一件他以前没有的资产，则亦不出二途：或者社会上新产了一件资产，价值和他的储蓄相等；或者有人把他原有的、价值相等的一件资产脱手。在第一种情形下，有储蓄即有新投资与之相应；在第二种情形下，有人储蓄，有人负储蓄，二者价值相等。第二人之所以损失其财富，一定是因为他的消费超过了所得，而不是因为他的资本蒙受了资本帐上的损失。因为现在问题，并不在他资产之原有价值是否受了损失，而是在他依当前价值，出售其资产以后，并不以之转购其他财富，而却用之干消费；这就是说，他的当前消费超过了当前所得。而且，设银行体系把一资产脱手，则一定有人把现金脱手。故第一人与他人之储蓄总量，必定等于本期新投资。说银行制度可以创造信用，产生投资，而没有真正的储蓄与投资相应，这种说法，只看到了银行信用增加时，所生后果之一部分，而未见及全部。
设银行体系并不减少其现有信用量，而创造额外信用，授与一雇主，该雇主则以之增加其本期投资；又设如无此额外信用，即无此额外投资；——设属如此，则所得一定增加，在正常情形之下，所得之增量常超过投资之增量。
而且，除非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否则真实所得与货币所得皆同时增加。公众可以“自由选择”，如何把所得之增量分配于储蓄与消费；雇主实现其意旨一一即举债以增加投资——之速度，亦不能大于公众决定增加其储蓄之速度，——除非该雇主之投资，仅系替代其他雇主之投资者，故此增彼减，总投资并未增加。而且，如此产生之储蓄。其真实性与他种储蓄毫无二致。设银行体系增加其信用，则货币数量必增，但除非一人自愿持有货币，而不持有其他形式之财富，否则没有人可以强迫其持有此新增货币。但就业量、所得及价格不能不变，互相适应，故在新情况之下，自然有人愿意持有此新增货币。
我们承认，如果某方面投资之增加，事先未曾逆料，则在总储蓄与总投资方面，也许会有不规则现象发生；而若事先已充分料及，便无此类现象。我们也承认，当银行信用增加时，可以引起三种趋势：（a）产量增加，（b）边际生产物之价值——以工资单位计算——增加（由于报酬递减律关系，此乃产量增加时必有之现象），以及（c）工资单位——以货币计算——增加（此常与就业情况之改善相伴俱来）。这三种趋势，可以影响社会各集团间真实所得之分配。不过这种种趋势，都是产量增加这件事实本身之特征，设产量之增加，并非由于银行信用之增加，而由于别种原动力，则以上三种趋势仍然存在。要避免这种种趋势，只有不让就业状况改善。以上所述，有许多是以后讨论中得到的结论，此处提前应用了。旧说认为储蓄常常引起投资，新说认为可以有储蓄而无投资，或有投资而无“真正的”（genuine）储蓄，二说相比，旧说虽然不完全，容易引起误解，但比之新说，在形式上尚较为健全。旧说之误，在于由此推论，如果个人储蓄，则总投资亦必作同量增加。个人储蓄可以增加其一己之财富，这是不错的；但由此推论，以为亦可增加社会全体之财富，则忽视了一个可能性：即一人之储蓄行为，可以影响他人之储蓄，因之影响他人之财富。储蓄与投资恒等，而个人似乎又有“自由意志”，可以任意储蓄，不论他自己或别人是否投资，投资于什么。这二者之所以能调和，主要是因为储蓄与消费相同，也是一件双面的事情。他一己之储蓄量，虽然对于他本人之所得，不致有重大影响，但他的消费，一定影响他人之所得，故不能每个人都同时储蓄一特定数目。如果每个人都想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则因所得一定受到影响，故这种企图必自招失败。同样，社会全体之储蓄量也不能少于当前投资；若有此种企图，则所得一定会提高到一种水准，使得各人愿意储蓄之数，相加起来，恰等于投资量。以上所述，与另一个命题非常相似：即每人都有自由权，可以随时改变其持有之货币量，但各人持有之货币量，相加起来，其总数又恰等于银行体系所创造之现款数量。后者之所以相等，是因为一人所愿意持有之货币量，与其所得之多寡以及商品（主要是证券）之价格有关，——购买商品即不持有货币。故所得与物价必然改变，达到一新水准，使得各人所愿意持有之货币量，其相加总数，恰等于银行体系所创造之货币数量。这是货币理论上之基本命题。这两个命题都从一个事实推演出来：即有一买者必有一卖者，或有一卖者必有一买者。个人一己之交易量，在市场上甚为渺小，故可忽视需求之双面性而无碍，但如在讨论总需求时，亦如此忽略，实为大谬。社会全体行为之经济理论，与个人一己行为之经济理论，其重大区别就在这里：在后者，我们可以假定当个人改变其一己之需求时，其所得并不受到影响。在第一编终了时，因为要讨论若干关于方法与定义上的问题，故把主题打断，现在我们回到主题。本书分析之最终目的，乃在发现何者决定就业量。到现在为止，我们只建立了一个初步结论，即就业量定于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之交点。总供给函数主要系乎供给之物质情况，其中道理大都已为人熟知。函数之形式也许有点生疏，但函数之基本因素则并不新奇。在第二十章中，我们还要回到总供给函数，用就业函数（employment function）这个名义讨论其反函数。不过一般而论，一般人却忽视了总需求函数之地位，故本书第三第四两编专论总需求函数。总需求函数之自变数为就业量，依变数为由此就业量所可预期获得之“收益”（proceeds）。所谓“收益”乃二量之和——其一为该就业量之下之消费量，其二为该就业量之下之投资量。决定此二量之因素，大致划分得很清楚。本编专论前者：即当就业量在某特定水准时，何者为决定消费量之因素。此处问题是：设就业量在某一水准，则用之于消费者将为若干？故严格说来，我们所讨论的函数应当是把消费量（C）与就业量（N）连系起来。但为方便起见，不妨以CW（以工资单位计算的消费量）代替C，以YW（相当于某就业水准N 之所得量，亦以工资单位计算）代替N，而讨论略为不同的一个函数。后一种办法有一点可以非难，即YW 未必总是N 之唯一函数。YW 与N之关系，也许须看该就业量之性质如何而受影响——虽然程度不深。换句句说，如果总就业量N 相同，但在各业之分配方法不同，则因各业之就业函数之形状不同（此点在以下第二十章中再讨论），故YW之值可能不同。在某种情况下，我们要特别顾及这个因素。不过一般而论，如果说YW 受N 所唯一决定，大致还差不多，故可下定义如下：所谓消费倾向者，乃YW（以工资单位计算的所得水准）与CW（该所得之用之于消费支出者，亦以工资单位计算）之函数关系X，写作CW=x(YW)或C=W·x(YW)一社会之消费量，显然系乎下列因素：（a）所得数量，（b）其他客观环境，（c）该社会各组成分子之主观需要、心理倾向、心理习惯，以及相互之间分配所得之办法（产量增加时，分配办法也许略有变动）。消费之各种动机互相影响，要想以之分类，不免有强为划分之嫌。但为廓清思路起见，可以分为两大类讨论，称之为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包括人性之心理特征、社会习俗与社会制度；后二者虽然可以更动，但除非在反常的、革命的状态之下，在短时期内，大概不至于有重大改变。下章将对主观因素作较详细讨论。设欲作一历史的研究，或以一社会体系与另一不同类型之社会体系相比，则必须顾及：这些主观因素之改变，如何可以影响消费倾向。但在下文中，我们大致将假定主观因素不变；因之假定：消费倾向仅随客观因素之改变而改变。（一）工资单位之改变显然，消费量（C）与其说是货币所得之函数，不如说是（某种意义的）真实所得之函数，更为确当。设技术、嗜尚以及决定所得分配之社会条件不变，则一人之真实所得，随其能够支配的劳力单位（labour－units）之增减而增减，换言之，随其以工资单位计算的所得之增减而增减：——虽然当总产量增加时，由于报酬递减律关系，一人之真实所得之增加，不若其以工资单位计算的所得之增加之甚。故大致而论，我们可以假定：设工资单位改变，就业量不变，则消费支出——与物价一样——将作同比例的改变。在某种情形下，我们必须顾到：当工资单位改变时，某特定真实所得量在雇主与固定收入阶级（rentiers）之间之分配办法，随之改变，因此可能影响消费；但除此以外，我们已经计及工资单位之改变，因为在规定消费倾向之意义时，所用自变数与依变数，都是用工资单位来衡量的。（二）所得与净所得之差别之改变以上已经指出，消费量与其说是定于所得，无宁说是定干净所得；因为依照定义，当一人决定其消费之多寡时，他心目中想到的，主要是他的净所得。在一特定状况之下，二者之间也许有一相当稳定的关系，即有一唯一函数，连系所得与净所得二者。但如果不是如此，则设所得改变而并不影响净所得，则该部分所得之改变与消费无关，必须忽视；同理，设净所得改变，但并不反映于所得中，则该净所得之改变亦必须计及。但除非在例外状态下，否则我怀疑这个因素有多少实际重要性。在本章第四节中，我们还要回头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所得与净所得之差别对于消费有何影响？（三）在计算净所得时并未计及的资本价值之不虞之变这些不虞之变，在修改消费倾向这一点上，其重要性较之所得与净所得之差，实有过之；因为在这些不虞之变与所得之间，并没有稳定的或规则性的关系存在。资产阶级之消费量，也许对于其财富之货币价值之不虞之变，非常敏感。这个应当算作是短时期内可以使消费倾向改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四）时间贴现率——即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之交换比例——之改变时间贴现率与利率，并不完全一样，因为前者计及货币购买力之改变一一只要能够预料得到；又须计及各种风险，例如没收性的赋税，寿命不长，不及享受未来物品等等。但作为第一接近值，我们可以用利率替代时间贴现率。
这个因素，对于一特定所得量中之消费量，到底有多少影响，实在很可怀疑。经典学派认为利率可使储蓄之供需相等，①故由此推论：设其他情况不变，则消费支出与利率变动之方向相反，换句话说，利率增加时，消费会显著减少。不过大家都承认，利率变动对于当前消费之影响，是根复杂而不确定的，须看几种相反力量，之大小强弱而定。例如当利率提高时，有人之储蓄意愿加强，有人之储蓄意愿削弱。在长时期中，如果利率改变甚大，则或者颇能改变社会习惯，因而影响主观的消费倾向；——虽然影响之方向如何，则除非有实际经验，否则仍难断言。至于利率之短期变动，如果变动范围不大，大概不致于直接影响消费：既不致于使其增，亦不致于使其减。只要其①《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32 年11 月号，第123 页。
总所得仍与前相同，大概很少有人因为利率从五厘降至四厘，因而改变其生活方式。在间接方面，影响也许要多一些，但方向也不一定尽同。利率影响消费之最主要途径，也许是当利率改变时，证券以及其他资产不免有增值或贬值现象。设一人之资本有意外增值，则彼自趋于增大其当前消费；反之，设彼蒙受资本损失，则彼自趋于缩减其当前消费——虽然就所得而论，其资本之价值仍与前相同。但这种间接影响，我们已在（三）中计及。除此以外，实际经验可以昭示我们：如果个人之所得不变，则短期间利率之变动，大概不大影响其消费量——除非利率之改变异常庞大。设利率降至极低程度，则某笔款项所可购得之年金，与由该款项所可收取之利息（年息），二者之比例增大，故一般人趋向于购买年金，以作防老之用，故为负储蓄之重要源泉。有时因为未来发展极度不确定，故消费倾向大受影响，这种反常状态，（五）财政政策之改变如果个人之储蓄动机，确受其对未来收益所作预期之影响，则影响个人之储蓄者，除利率以外，还有政府之财政政策。所得税（尤其是歧视“不劳而获”之所得者）、资本利润税、遗产税等等，都和利率一样，与储蓄有关。而且在一般人心目中，财政政策之可能变动范围，至少要比利率大。如果政府故意用财政政策，作为平均所得分配之工具，则财政政策对消费倾向之影响自然更大。②设政府从平常赋税中，用偿债基金（sinkingfund）法偿付国债，则其对于总消费倾向之影响亦必须顾及。盖政府之偿债基金，乃集体储蓄之一种；故在一特定情况中，大量的偿债基全必定减少消费倾向。因为这个理由，故设政府从借债政策改为提出偿债基金政策（或从后者改前者），则影响所及，将使有效需求剧烈缩减（或显著增加）。（六）个人对其未来所得之多寡，忽改变其预期为完备起见，我们必须提及这个因素。不过这个因素对于个人之消费倾向，固然许有重大影响，但从社会全体而论，大概是互相抵消。而且一般而论，这个因素太不确定，故不会有多大影响。因此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一特定情况之下，设我们取消工资单位（以货币计算）之改变，则消费倾向大概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资本价值之不虞之变，利率与财政政策之重大更动，固然皆可改变消费倾向，但除此以外，其他可以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虽然不可忽视，但在通常情形下，大概不至于有多大重要性。设一般经济情况不变，则消费开支（以工资单位计算）主要是决定于产量与就业量，因为这个理由，故可以用一个笼统的“消费倾向”函数，总括其他因素。其他因素固然可以改变（这点不能忘记），但在通常情形之下，总需求函数中之消费部分，确以总所得（以工资单位计算）为其主要变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