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粮荒

父亲逝世四周年了，想写点回忆文章。父亲教书育人几十年，辗转乡邻学校，兢兢业业，平凡且无大建树，写什么呢？灵感告诉我，那就写点与教育无关的题外话吧，写一写父亲对粮荒的概念及对粮食的情钟，告诫吾辈及儿孙，常思先人人生之不易和珍惜生活的当下。

父亲出生在兵荒马乱的二十年代末，战争与饥饿是父亲年少时的生活主线，曾亲眼目睹了旧社会的黑暗，虽未经历过颠沛流离，但社会的大形势不可能让每一个人独善其身。只是未见父亲用语言去表述过他的童年少年的生活的艰辛。我只能用自已所见所闻用散文的形式表述本文主题及那过去了的岁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土地是大集体的，大锅饭使得土地欠收，地里打不了多少粮食，除了交公粮和种粮，分到手的口粮，家家难以为继。劳动力多的人家尚且能勉強糊口，象我们家，子女多，又没有劳动力，生产队分的口粮，连半年生活也难以维持，父亲工资，六十年代末每月三十七元，七十年代月四十三元，大部分用来买粮食，维持生计。那时侯和四叔一家四口加上我们家八口人，十几口人在一个锅里捞稀稠，父亲在邻村教书，每星期天回家，总要算计家里的粮食能维持多长时间，怎样搭配才能够接下来新粮食，新粮食分下来，也还要买些黑粮粗粮搭配，尽可能接下来下一次新粮收获。总不至于这一大家子人饿肚子。我们生产队比不上其它生产队，人均土地少，且土地薄收。记得有一年新麦子下来，交完公粮和留足种粮，队里还要卖忠字粮和战备粮，夏粮剩下人均分得三十八斤小麦，好的年份人均分六、七十斤就是好收成了。

记得我从十四、五岁学会骑自行車开始，每到星期天，父亲把自行车给我，让我去赶集买红薯干，搭配些家里其它粮食维持生计，因为红薯干价格最低，便宜，顾不上它的营养及食用价值及口感，只要能饱腹即可。六十年代末红薯干只几分钱一斤，到七十年代初，也不上一毛钱一斤，每次买三、五十斤红薯干回来，很少买玉米豆类谷类，因那些粮食价格贵啊！有时还要买些碎干红薯叶回来，农村人称霉货，配上涮锅水喂猪。我去的最多的是北乡的韩集村，离我们养马铺村十华里左右，那地方是隔日有集。每年的春天，我几乎和父亲要去一两趟几十里外的老北乡，比如石象镇、长葛镇、洧川镇，段桥镇，因为那里红薯干总比韩集便宜一至二分钱，一大早，我拉上平板车，因买一次要二、三百斤，父亲一大早便去搞价钱，买好我拉回来。直到一九七四年冬，我离开养马铺村外出闯世界，就不再知道父亲是怎样为粮食为生计犯愁啊？

只是更艰难了一步啊，因为我是氓流，是黑人，是没经过大队和生产队批准，外出搞资本主义的人，每月必须交生产队三十元，买一个人的工分，队里才分给的全家人的口粮，否则，扣全家人的口粮，有多少次弟弟和四叔拿家具去分粮被撵回。记得有一年我们家杀了喂了一年的猪，卖了钱交了队长，才算把口粮领回去，因为我生在农村，那个农村户口的红线牵着你，任你千里万里，终逃不过农村户口的管理，直到一九七七年高考，回到户口所在地做民办教师。

一九七九年春，全国改革开放已到了轰轰烈烈的地步，养马铺村和着全国农村的步伐，开始联产承包制，实际上是取消了大集体大队和生产队的管理模式，再次分田分地和生产队的集体家当分为个人所有，我再次离开农村户口的管理及民办教师的职业外出闯世界。一九八三年我回乡探亲，和父亲拉家常谈及粮食问题，父亲说分田分地以后，几年来风调雨顺，打下来的粮食光小麦细粮都吃不完，父亲住东间房，西间房用两个水泥做的缸装小麦，每只能装三百斤，除吃还结余一缸半小麦。一九八七年冬，我再次回故乡探亲，父亲的小麦不再用水泥缸装了，换成了铁皮围起来的囤装小麦，这铁皮充满针眼大小的网眼，围囤即通风又利于保存，还气死老鼠，有近千斤小麦存货，父亲说家有存粮心不慌啊！父亲是饿怕了，他的目的是，遇灾荒年全家也能三年有饭吃啊！时间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父亲从教师位上退下来，家里几亩地他接手，成了名符其实的农民，父亲不种经济作物，就种粮食。时间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未，父亲的粮囤，成了两个铁囤，计有两千斤小麦，我劝父亲，你有退休工资，别种地了，父亲才将余粮卖掉换成钱。

几十年岁月远去，父亲已去世四年，写《父亲的粮荒》和父亲对粮食的情结，我几度双目湿润，我怀念那过去了的岁月和上辈人的岁月艰辛及自已曾经的经历。

作者简介 杨明德，男，生于一九五三年，河南省许昌县人，现居乌海市乌达区北岸雅墅小区，在原籍做过民办教师，在乌海曾创办个体和私营企业二十八年，担任过乌达区政协常委和乌达工商联副会长，担任过民革乌达支部负责人，民革党员，爱好文学及书画，作品常见《乌海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