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徐霞客比肩的地理学家,比徐霞客早了40年,可惜被遗忘400年

1983年,在广西桂林召开的一次纪念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的会上,地理学著名学者谭其骧发表了一次讲话,题目是《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指出“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徐胜于王,从人文地理(包括经济)角度看,王胜于徐”。1985年,在全国徐霞客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再次高度评价王士性,称他与徐在“伯仲之间”。

徐霞客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经30年考察写成了60万字的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被后世称之为“千古奇人”,在中国科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也早已家喻户晓。那么,王士性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何能与徐霞客处于“伯仲之间”?

谈及明朝的历史人物,在如今清宫剧的洗脑下,很多人认为不过如此,根本不能与清朝相媲美,实际上在明朝中期时,禁锢思想的理学已经不再占据主流,当时社会呈现出百花争鸣的现象,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让思想自由的心学,在这一背景下明朝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奇葩”人物,远没有清朝袁枚“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诗句中表达对社会思想僵化的无奈,而王士性就是“明朝奇葩人物”之一——一位特别喜欢旅游的文人。

王士性是浙江台州临海人,出身于明代临海四大家族之一,与徐霞客一样都是富人家子弟,但比徐霞客早出生40年。所谓“穷家富路”,今天是这样,古代更是这样,今天偶尔还有“穷游”的办法,而古人如果要全国各地游历,没有足够的银子根本不可能,王士性与徐霞客有钱是他们能各地游历的物质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临海章安王氏》族谱记载王士性家族始于千年豪族——“太原王氏”,也即秦朝王翦重孙创立的家族之一,王翦另一个重孙创建的是琅琊王氏。

根据文献记载,王士性出生于嘉靖年间,性喜游历,“少怀向子平(东汉隐士,遍游山川)之志,足迹欲遍五岳”。万历五年(1577年),王士性高中进士,开始了他的宦途生涯,由此也让王士性几乎得以走遍明朝。当时,中国划分为15个省级行政区划,徐霞客与王士性各走了14个,王缺福建,徐缺四川。由于王士性比徐霞客早,因此明朝第一旅行家应该是王士性,而不是徐霞客。

在古代社会,中国地理尽管一直是显学,但却居于显学边缘位置,古代文人偏重文献考证,口耳相传得多,实地考察得少,所以自然容易出现很多谬误。与传统文人不同,王士性亲历亲为,“皆身所见闻也,不则宁阙如焉”,“穷幽极险,凡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无不精订。”

不过,与徐霞客“驴友式”的自助游不同,王士性的旅游更多地得益于官员身份。从1577年担任河南确山知县开始,之后王士性历任礼科给事中、广西参议、河南提学、山东参政、右佥都御史、南京鸿胪寺正卿,官员的身份给予王士性游历的便利,后人评说他是“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同时这也让王士性与徐霞客的视角大不相同。徐霞客游历带有探险性质,没有或不正常走成熟路线,每天都写日记以记录当日见闻,更注重自然地理环境的描述,属于以自然环境为主的旅游实录;王士性以成熟线路为主,记录是事后回忆的游记,更注重人文地理、国计民生之事,具有高度的分析性、总结性,所以他的《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玉岘集》等著作就具有了更深层次的价值。其中,《广志绎》、《五岳游草》、《广游志》等,今被编辑成《王士性地理书三种》,是王士性的代表作。

著名地理学家周振鹤在王士性著作的前言中写道:“继《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开我国人文地理研究先河以来,其后长时间均未能超出《史》、《汉》的水平。可以说直到《广游志》和《广志绎》问世,才算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也就是说,周振鹤认为王士性在中国地理学上是一位划时代、里程碑式的人物,中国地理学理论自汉朝以来1500年内基本一直原地踏步,是王士性以一己之力将之推到了新台阶。评价之高让人惊讶,那么王士性著作中到底有什么非比寻常的观点呢?

如今我们都知道,自然环境会影响人的行为,西北沙漠居民与江南水乡居民的行为必然大相径庭,但古人不清楚这种情况,即便或许有人知道一二,却没有明确表述出来,而王士性却比较详实的写了出来,至今读来仍能引人深思。

以浙江为例,王士性认为浙江可分为三种区域,即水乡、丘陵、滨海。其中,杭州、嘉兴、湖州一带属于平原水乡,属于“泽国之民”,物产丰富,同时水网密布舟船往来便利,百货在此汇聚,因此当地比较富裕,缙绅势力很大,风俗更为奢侈;宁波、绍兴、温州毗邻大海,属于“滨海之民”,当地具有滨海之利,但由于经商不多,因此不太富裕,风俗也就“居奢俭之半”;金华、衢州等地处丘陵地带,属于“山谷之民”,具有“石气所钟,性情刚烈,习性俭约”的特性,而且当地人不把富人放在眼里。时至今日,回头再看王士性的分析,至少浙江各地经济情况大抵如此,由此也可见王士性眼光独特、见解非凡。

更让人惊讶的是,王士性眼光非常超前,早在400年前就已经提出了黔、粤大发展的可能。

由于在各地游历途中,王士性十分关注与国计民生相关的社会经济、交通漕运、地理形胜、民间习俗和人民疾苦等,注意研究各地社会文化的差异,于是熟读历史的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从秦汉到宋明,中国的经济重心不断南移。

在《广游志》中,王士性指出:“自昔以雍、冀、河、洛为中国,楚、吴、越为夷,今声名文物反以东南为盛,大河南北不无少让何?客有云:此天运循环,地脉移动,彼此乘除之理。余谓是则然矣。”也就是说,吴楚昔日为蛮夷之地,如今却比昔日“中国”之地更为繁盛,原因在于“天运循环,地脉移动,彼此乘除之理”。将经济重心南移视为天运、地脉等原因,虽然不够科学,但总结出经济重心南移,以及对其原因的分析总结,以当时认知水平来看却非常难得。

在《广志绎》中,王士性指出:“江南佳丽不及千年。孙吴立国建康,六代繁华,虽古今无比,然亦建康(南京)一隅而止。至残唐钱氏立国,吴越五王继世,两浙始繁。赵宋至今仅六七百年,正当全盛之日,未知何日转而黔、粤也。”他认为宋朝之前,江南整体不够繁荣,三国东吴时富则富南京一地而已,直到五代吴越之后,两浙之地才开始繁盛,如今进入全盛繁荣时期,按照这一规律来看,未来经济重心或会从江南转移到黔、粤等地。事实证明,最近数十年来,广东经济发展迅速,虽不能说经济重心已经南移,但广东经济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王士性的眼光。

王士性属于做官做得好、玩也玩得好、学问也好、诗文也好、视角独特观点更新更好的人,但遗憾的是在于52岁英年早逝。更遗憾的是,王士性的著作并未引起重视,尽管徐霞客在游记中称王士性为“王十岳”,对他十分推崇,顾炎武在他的著作中多处引用王士性的学说,甚至整节整节地照录王士性的原文,但王士性依然没有得到清朝统治者与文人的重视,而是沉寂了400余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得到关注,可惜至今还是鲜为人知,这不得不说是中国地理学史上的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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