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日本飞鸟、奈良时代与中国初唐间裙的传承变异探析

摘要：间裙是中国隋至初唐时期女子的典型流行服饰之一，也随着隋唐时期的中日丝绸之路传播至日本。文章通过对日本奈良中宫寺藏天寿国绣帐、高松冢“飞鸟美人图”、正仓院藏间裙及奈良药师寺藏吉祥天画像等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间裙进行分析，研究此时期的间裙款式、色彩、形制，并结合初唐遗存的间裙图像及文献等资料，归纳了此时期中日间裙的异同点。可以发现，日本奈良时代作为“唐风时代”，一方面对唐朝制度及服饰进行了模仿，一方面存在本土化的革新，这也印证了这一时期的丝绸之路服饰文化交流。

研究背景

日本飞鸟、奈良时代(公元592—794年)是日本全面学习隋唐先进文化时期，中日交流十分密切，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更是渗透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服饰作为其中代表，也佐证了这一时期繁荣的中日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传播与融合。

间裙，俗称“间色裙”，是由两种颜色以上的布条互相间隔而成的女裙。整条裙子在制作时被剖成数道，几色相间，交映成趣。间裙初始于晋十六国时期(304—439年)，及至初唐大兴(618—713年)，是中国隋至初唐时期女子的典型流行服饰之一[1]。“间裙”与“间色裙”属同一概念，为指代方便，本文中全以“间裙”作名称用词。间裙作为此时期的流行服饰及时尚，通过隋唐时期中日丝绸之路传播至日本，也成为了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女子典型流行服饰之一。而学界对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间裙关注较少，也缺乏对其与中国初唐时期间裙的横纵向比较研究。本文以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间裙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结合中国初唐遗存的间裙图像及文献资料，分析比较处于文化交流上下文语境下同款服饰的异同之处。

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间裙

在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文化遗存中，可以发现绘有穿着间裙人物形象的刺绣作品、图像及服饰实物资料。这也说明间裙作为此时期的流行服饰与时尚，确由隋唐时期中日丝绸之路传播到了日本。这些资料多集中于日本飞鸟、奈良地区，即当时日本的政治中心——飞鸟地区与平城京，时间由飞鸟时代推古三十年(622年)及至奈良时代宝龟年间(770—781年)，即7世纪至8世纪晚期。

日本最早的间裙可见于现藏于奈良中宫寺的天寿国绣帐(图1)。天寿国绣帐为飞鸟时代推古三十年圣德太子死后，皇后橘大郎女为表太子往生祈愿而制作的绣帐，同时也被称为天寿国曼荼罗，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刺绣作品。其上留有制作者东汉末贤、高丽加西溢、汉奴加己利3位画师姓名，推测为东渡来人作品，且画风为中国六朝的古拙人物表现手法[2]。绣帐中可见女子穿着间裙形象，间裙为下裳款式，长度由腰及足，为红白二间色，间色条纹细密。除竖间裙外，还可见横间裙，较之竖间裙，横间色条纹更宽。

图1 日本奈良中宫寺藏天寿国绣帐
Fig.1 Tenjukoku Shucho Mandala in Nara Chugu-ji Temple

图2为日本奈良飞鸟地区高松冢古坟的墓室东壁壁画，也被称为“飞鸟美人图”。高松冢古坟位于古都奈良飞鸟地区，是日本飞鸟时代后期即藤原京时代(694—710年)的政治、文化中心，推测墓葬时间为7世纪末8世纪初，墓主人身份为日本天皇皇子忍必亲王[3]。此部分壁画由四位女性组成，均着长度及膝的外衣，袖长而宽，腰部以下部位有系带，裙裳被上衣遮盖露出下半部分，裙长曳地，几乎看不到脚。其中最左边的女子和最右边的女子都身着间裙，应为同一款式，间裙由红、绿、白、缥四色相间而成，每褶一色四色一重复，单观之一面有20余条拼色部分。间裙长度及足，底部并有褶边装饰，应是内部着褶边白色衬裙。日本京都风俗博物馆通过复原高松冢东壁壁画最右着绿衣间裳女子形象，并将其装束作为典型的日本飞鸟时代天武、持统朝(673—697年)女官朝服。

图2 日本飞鸟高松冢古坟墓室东壁壁画
Fig.2 The wall painting of Asuka beauties in Takamatsuzuka Tumulus

观之正仓院所藏的间裙(图3)，应为高松冢古坟壁画的实证，间裙样式与壁画基本一致，裙长度及足，上部有腰带，带子由赤絁对折而成，裙长86 cm，腰部宽81 cm。该裙由红、紫、绿三色相间而成，红色部分有黄色图案，全裙拼色50余条。大身为赤地臈缬絁、紫绫、绿系织色绫三种间拼而成[4]，紫绫部分附着于绿系织色绫部上方，并可见正面绿线拼合线迹。由面料可知红絁上为黄色臈缬图案，但由于纹样较散，不能确定其具体样式。

图3 日本正仓院所藏锦紫绫红臈缬絁间缝裳残欠
Fig.3 The fragments of Jianqun-skirt in Shosoin

此外，类似款式的间裙还可见于日本奈良大和药师寺所藏吉祥天画像(图4)，画像成画于宝龟年间(770—781年)，画中所绘为吉祥天女，但其服饰要素来源于当时的贵妇装扮[5]。观之下裳，可看到裙由带花纹深色、白色、暖浅色、绿色四色相间而成，条纹细密，间隔约同于正仓院所藏间裙。裙长由腰至足，露出鞋前部。除开外层间裙外，底部还有同高松冢壁画类似的白褶边，褶边数量与间裙褶数几乎等同。

图4 日本奈良药师寺所藏吉祥天画像
Fig.4 The statue of Kichijoten in Nara Yakushiji Temple

除开上述半身间裙案例，在奈良天平时代(729—748年)《绘因果经》中也可见到女子着间裙形象(图5)。《绘因果经》此片段中共有女子数名，或立于树下，或群聚作乐舞图状，其中两人坐于高台上。除开高位端坐白衣人物(根据全图其身份为太子)，其余女子(除中间乐舞女子着广袖装)着装为小袖短襦，肩披披帛，及地红绿间色长裙，款式为“高腰掩乳裙”，身份应为宫中侍女及乐女。与前述几例间裙有较大不同之处，画中为长裙造型而不是半身间裙，画中间裙腰线极高，甚至及至领口，并在胸口部位有缘边饰。裙身由红、绿两色相间而成，间条较宽，样式与初唐流行的“十二破”间裙几乎一致，这也与前面案例不同。

图5 《绘因果经》(日本奈良时代)
Fig.5 Illustrated Sutra(The Nara Age of Japan)

中、日间裙的比较研究

间裙源于古代西域，后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间裙始于晋十六国，北朝时期高腰间裙成为主导的间裙款式，并相沿成习于隋唐，是隋至初唐时期典型的女子流行服饰之一，此时间裙样式多呈朱绿或紫碧二间色，由十二片拼间而成，为“十二破”“高腰掩乳裙”样式[6]。

2.1 间裙流行的时间段比较

间裙始于晋十六国时期，至唐初兴起。初唐的间裙图像资料较为丰富，遗存可见于：淮安王李寿墓北壁东侧的女乐图(唐贞观三年公元630年)；传阎立本所作《步辇图》(图6)，所绘内容为唐太宗接见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历史事件时间为唐贞观十四年(640年)；其后的新城长公主墓(唐龙朔三年663年)墓室东壁壁画也可见着间裙的仕女群(图7)；此外，还有昭陵陪葬墓燕妃墓前室西壁北幅(唐咸亨三年672年)及李凤墓中侍女图(唐上元二年675年)。而与高松冢古坟几乎同一时间段的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以上三处墓葬时间为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墓室壁画中仕女图虽形式相似，皆为仕女群组形式，但已不见间裙。该时期图像资料多显示了此时唐宫中最为流行的服装服饰样式，因此由以上图像资料可大致推测间裙最为流行的时间段为初唐太宗至高宗统治时期(627—683年)。

观之日本，由宝龟年间所作的药师寺吉祥天画像可知，至8世纪晚期，间裙在日本还是流行的。由最早的天寿国绣帐(622年)及高松冢“飞鸟美人图”，可大致断定间裙在日本的流行时间段为飞鸟时代晚期，即飞鸟时代天武、持统朝至奈良时代晚期，时间段为7世纪晚期至8世纪晚期。对比唐代中国间裙的流行阶段，可以明显看到日本间裙流行的时间顺差，推测原因为地理位移及中日的文化上下文关系。

图6 《步辇图》(唐贞观十四年640年)
Fig.6 Bunian Tu(the 14th year of Zhenguan in Tang dynasty-the year of 640)

图7 新城长公主墓东壁侍女图(唐龙朔三年663年)
Fig.7 The maid figure of Xincheng princess tomb (the 3rd year of Longshuo-the year of 663)

2.2 间裙形制的比较

2.2.1 间裙款式的比较

在日本，将唐风时期的下装统称为“裳”(も)，裳为从腰部以下，将下半身绕一圈覆盖的布，正仓院将所藏间裙命名为“间缝裳”。还有一种称法为“紕裙”(そえも)，《集解》注“纰裙集众色裁制缝裙也”，高桥健自、猪熊兼繁还提出“纰裙”，包括了缘饰，即裙裾处附有边缘装饰[7]。结合前述日本现存飞鸟、奈良时代间裙实例，除开《绘因果经》中侍女所着间裙为高腰掩乳的特殊款式，可基本断定在日本飞鸟时代晚期至奈良时代所流行的间裙，应为单纯的下装款式，且为外着，裙长由腰及足；腰间为系带，且着内衬，于底部露出白色褶皱，也就是缘饰。

由现存最早的间裙考古实物甘肃花海毕家滩26号墓出土随葬的“故绯碧裙一牒”可见，早期的间裙是“下裳”款式，晋十六国时期间裙多为低腰间裙，系缚于正常腰线上。其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裙腰的位置逐渐提升，高腰间裙成为主导[8]。从隋唐时期图像资料也可明显看到，间裙的腰线基本高至胸部，且隋至初唐太宗时期基本为“高腰掩乳”式(图6)，而后腰线较为下落，高宗时期基本为“高腰乳下”式(图7)。

除开裙腰位置的显著不同，间裙裙片的数量与宽度也存在着较大的不同。

观之上文所述的高松冢“飞鸟美人图”(图2)、正仓院所藏间裙(图3)及药师寺吉祥天画像(图4)，可明显发现日本间裙的间数是十分多的，正面所观即有二十余破，推测全裙约有40～50余片，因此条纹细窄、间色绵密。隋至唐初贞观年间的中国间裙大多呈“十二破”式(图6)，即间裙由12片裙片构成。而观之图像资料(图7)，可发现唐高宗时期(650—685年)裙片数量是大量增加的，也由于裙片数量的增加，裙片的间色宽度逐渐变窄，间色条纹进而变为细窄。虽《旧唐书·高宗本纪》记载有“其异色绫锦，并花间裙衣等，靡费既广，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敌，常着七破间裙”，但可发现此期间间数远超“七破”，也远甚“十二破”，而这后期的间数倒是与日本所见间裙的间数较为相似，在此可推测间裙传至日本的时期也许更为接近唐高宗时期。

2.2.2 间裙色彩的比较

高松冢壁画中的间裙颜色为红、绿、白、缥四色，缥色即为高明度的薄青色。对应持统天皇四年(690年)《日本书记》记载服色制度：“其朝服者，净大壱已下，広弐己上黑紫。净大三已下，広肆已上赤紫。正八级赤紫，直八级绯。勤八级深绿，务八级浅绿。追八级深缥，进八级浅缥。”以这四色合而成的间裙作为飞鸟时代天武、持统朝女官朝服，从服色制度来看也是合理的。关于正仓院所藏的间裙，正仓院将其命名为“锦紫绫红臈缬絁间缝裳残欠”。同时，对应《养老律令》衣服令(718年)记载“蘇方深浅紫绿缬裙”(内亲王、内命妇一位礼服)和“蘇方浅紫深浅绿缬裙”(内命妇二位、三位礼服)[9]可确定，此间裙是与之对应的紫、蘇方色、绿三色间裙，为高位贵族女性的礼服。蘇方色是略带黑色调的红色，近似紫红色，植物原产地为南亚，于飞鸟时代输入日本，《养老律令》衣服令中蘇方色次于紫色，高于绯色，是高位者的服色。药师寺吉祥天画像由于绢画年久，颜色不能清晰辨认，大致推断裙由带花纹深色、白色、暖浅色、绿色四色构成，其中带花纹深色根据吉祥天女高贵身份推测应为紫色。

通过考古实例论证，万芳在《考古所见晋唐时期间裙研究》中指出晋唐时间间裙皆为二间色，而不是“两种以上颜色间隔”，最为常见的间色样式为朱绿间色及紫碧间色，而日本间裙为三色或四色间。可以看到，虽日本仿中国唐代的服色制度，但在间裙这一具体服装上颜色的数量及颜色的应用是有较大的差异性的。

2.2.3 间裙服用场合的比较

由《养老律令》衣服令记载“蘇方深浅紫绿缬裙”(内亲王、内命妇一位礼服)，即为直系皇室公主、皇后礼服；“蘇方浅紫深浅绿缬裙”(内命妇二位、三位礼服)为中宫、妃礼服，可见间裙为高位贵族女性的礼服。日本京都风俗博物馆也将高松冢“飞鸟美人图”中间裙装束作为典型的日本飞鸟时代天武、持统朝女官朝服。再者，药师寺吉祥天女像也说明了间裙的一个高规格服用场合。由此可推断，间裙在日本飞鸟、奈良时代是高位贵族女性的朝服、礼服，服用等级较高。在此，笔者认为正仓院间裙的“乐舞着装”一说是有待商榷的。

《新唐书·礼仪志》记载有“(内命妇、夫人卤簿)执者间彩裙襦、彩裳、革带……”结合隋至初唐图像资料(图6)可知，间裙在此时是非常流行的，且年轻女子穿着较多，但其服用地位等于贵族女性的常服，宫中侍女也常着间裙。由此可见，间裙在中日的服用功能及地位还是很不相同的。

中、日间裙的传承与变异

间裙通过隋唐时期中日丝绸之路被传播至日本的，但对中、日间裙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中、日间裙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流行的时期也经由传播而产生了时间上的滞后，在日流行时段为飞鸟时代晚期至奈良时代晚期，即7世纪晚期至8世纪晚期。在款式结构方面，不同于唐代中国间裙的“高腰掩乳裙”“高腰乳下裙”结构，日本间裙为下裳，腰间为系带，且内部着带褶皱的内衬。日本间裙裙片的数量远多于唐代中国间裙的“十二破”规格，因此间色条纹更加细窄显得间色细密。从色彩方面看，在唐代中国间裙呈现二间色的形制下，日本间裙间色则多达三至四色，为对应服色制度的紫色、蘇方色、绿色、缥色及白色等。此外，唐代中国间裙基本作为贵族女子的常服穿着，但在日本是作为朝服或礼服，服用等级存在较大的差异。

日本于飞鸟时代圣德太子执政时期派遣隋使与中国交往，恢复中断1个多世纪的中日国交，600—614年间共有6次遣隋使出使。而后不久，间裙出现在天寿国绣帐中，并有横间裙与竖间裙2种间裙形象。618年隋灭唐兴，其后日本遣唐使始于630年(唐太宗贞观四年)并于632年归日，正值间裙流行时间段。但其后遣唐使中断了23年，第2次遣唐使为653年(唐高宗永徽四年)，并在唐高宗统治时期(650—683年)有6次遣唐使出使(分别为653年、654年、659年、665年、667年及669年)，而后天智天皇八年(669年)派遣第6次遣唐使以后，经过长达30年之久的断绝，日方才于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年)派遣第8次遣唐使[10]。经由唐高宗时期(650—685年)间裙款式发生更改，高松冢“飞鸟美人图”中间裙形象(7世纪末8世纪初)不同于隋至唐太宗时期“十二破”“高腰掩乳裙”样式，而更相似于高宗时期的多间数的间裙款式，可猜测飞鸟时代晚期及奈良时代的间裙极大可能是通过高宗时期这一频繁交流的时代传入日本。

日本为在政治上加强皇室统治，使古代日本从部落式的氏族制度逐渐完成为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在文化上直接与隋唐文化相交通，及至奈良时代，日本全方位接纳、吸收唐文化，形成了“唐风时代”[11]。汉民族服饰制度的政治功用性被日本当政者采用，也使此时期服饰显著“唐风化”，上衣下裳式唐风服饰体系即被模仿应用。日本于飞鸟时代孝德年间(645—654年)始用唐服，701年制定的《大宝律令》使模仿唐朝的封建服饰制度得以确立，718年颁布的《养老律令》则进一步规定了服制。其中能显著代表封建制度的服色制度,也在服饰制度化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12]。对应《养老律令》衣服令中“蘇方深浅紫绿缬裙”(内亲王、内命妇一位礼服)“蘇方浅紫深浅绿缬裙”(内命妇二位、三位礼服)等记载，这或许可以解释为日本在学习唐朝服饰时，也对应其本国社会情况，将服色制度也运用于间裙之上，因而形成了多间色而非二间色的间裙，并以此来体现贵族身份。通过以上间裙在日本的传承与变异，可以发现，日本奈良时代作为“唐风时代”，一方面对唐朝制度及服饰进行了模仿，一方面存在本土化的革新。

结 语

间裙作为隋至初唐时期的女性流行服装，经由丝绸之路被传播至日本，是日本奈良时代作为“唐风时代”在服饰及生活时尚上的一个显著体现，这是中日丝绸之路所带来的服饰文化交融。在隋唐间裙的样式之上，日本根据其本土的社会、文化、风俗等原因进行适应性调整后，呈现出多间色条纹细密的下裳型日本间裙款式。虽无法明确判断《绘因果经》中特殊间裙款式的成因，但可推断其与中日丝绸之路及日本奈良时代作为“唐风时代”的仿唐习俗应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而从唐朝文化角度，间裙本身就是由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西域外来文化、汉传统文化杂糅交融发展而来的服饰。间裙在丝绸之路沿线经过传播与不断演变，及至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丝路终点”——日本奈良，又演变出一种新的形态，这也印证了丝绸之路的服饰交融与文化交融。

（参考文献略）

作   者 |张焱维，刘 瑜

(东华大学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上海 200051)

来   源 | 《丝绸》2020年第02期

关键词 |  丝绸之路；中日交流；服饰；间裙；飞鸟、奈良时代

发   布 |浙江理工大学杂志社新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