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犹太穷小子，如何在上海滩混成了远东第一富豪？
几十年前的旧上海，静安寺东，今天的延安路陕西北路和南京西路之间，曾有一处顶级私家庄园，名唤“爱俪园”，民间称为“哈同花园”。他的主人是个犹太人，一个曾经毫无背景，两手空空的异乡穷小子，却缔造了上海滩的财富神话，成为当时中国乃至远东的第一富豪。
1851年，哈同出生在伊拉克巴格达一个底层塞法迪犹太人家庭，幼年曾靠拾破烂、拣煤块为生。1856年，他随父母迁居印度孟买，并取得英国国籍（一说只是因为来自英国印度而受英国保护，并没有入籍），在那里，哈同就读于犹太富豪大卫·沙逊资助的慈善学校。
1872年，20出头的哈同踏上了打工之路，只身来到香港，做了杂工，收入只够糊口。第二年，他又转至上海。说起“犹太人在上海”这个话题，大多数人都知道，二战时期，上海是犹太人的“方舟”。但实际上，犹太人在上海这座“冒险家乐园”的历史，远早于此。无论是世界闻名的“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沙逊家族，还是在H-K回归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嘉道理家族，都曾和上海大有交集。大到世界级的汇丰银行、和平饭店，小到老上海人耳熟能详的“红房子西菜馆””、“妇女用品商店”，背后都有犹太人的身影。
犹太穷小子哈同，当时身上仅有6块银元。他在上海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沙逊洋行担任收租员和门卫，月薪五两银子。洋行经营的不是什么光彩的行业：售卖烟土。每天，一群进货的人挤在门口，交完银子，开了发条，才能去货仓提货。哈同就想出个办法，制作了号码牌，让大家登记排队，以解决门口的拥挤问题。而要是有着急加塞的，就得给哈同银子私下“通融”，哈同借机机会，赚足了外快。
头脑灵活的哈同很快获得了上级的赏识，不过一年，就升他做了业务管事。此后沙逊又辟出地产一科，哈同做了领班。手头宽裕了以后，哈同开始放贷，又在石库门购了私产。当时沙逊在意的是黄浦江沿江的土地，但哈同却觉得洋场肯定会西扩，于是勾搭巡捕房的管事，连骗带押，吃进了南京路西边一带的地皮。
真正给哈同的事业带来巨大转机的是中法战争。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在老将冯子材的率领下，接连挫败法国侵略军的攻势。上海的洋人坐不住了，认为中国打败法国后，自然会清理他们，于是纷纷逃离上海，上海的房价因此暴跌。
洋人们人人自危的时候，哈同却建议沙逊吃进。结果是，中国虽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却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和约》。“洋大人”们又纷纷回到上海，“十里洋行”恢复了繁荣。沙逊此番净赚暴利五百多万两白银。
东家赚了大钱，哈同自己却只得了一千两花红，心中自然十分不爽。于是跳了槽，也是沙逊家族的后辈，另立了门户，此后哈同当上了大班。
期间，哈同巧遇当时在英商家里做保姆的中法混血女子罗迦陵（Liza）。罗迦陵父亲是一名法国水手，染病身死，母亲姓沈，祖籍福建。传说罗迦陵曾是“咸水妹”。所谓咸水妹，是当时的上海人，对专门以接待外国海员为职业的风尘女子的称呼，但这个说法并无实证。虽然罗迦陵长相平平，出身贫寒，但哈同认定她有“旺夫运”，能助自己事业兴旺，坚决要娶她为妻。
1886年9月24日，哈同和罗迦陵在闸北青云里用犹太教仪式举行了婚礼。
婚后的哈同，事业果然越来越兴旺。1901年，50岁的哈同跳槽离开“沙逊”，自立门户，创办了“哈同洋行”，仍以经营房地产为主，一手将南京路打造成了'上海的第五大道'。当时南京路上的楼盘店铺，凡以“慈”字命名的，都是哈同的产业，占了整个南京路全部房地产的44%，哈同要么自己建楼，要么租给别人收租，财源滚滚而来。
拥有南京路大片地皮后，哈同又撺掇工部局，出资60万两白银，用几百万块铁藜木块，浸了沥青，细细码上，再喷上柏油，将南京路铺设成为当时上海最高级的一条马路，这马路踩上去不仅平整，还有弹性，一下雨，水转眼就能被吸干。消息传出后，被渲染得越来越玄乎，人们说，大上海的十里洋场，遍地黄金，就连马路都是用上等的红木铺的。南京路的地价和人气齐飞，成了上海最著名的商业街。
而哈同手里的地皮，自然又翻了好几番。到民国初年，哈同已进入世界富豪排行榜前十，一跃成为远东地区的首富。
本就极善于搭建人脉的哈同，“朋友圈”也越来越“高端”。1908年，罗迦陵被宣统的养母，隆裕皇太后封为大清国正一品夫人。在这之前，罗迦陵认了隆裕的母亲、也就是光绪的岳母做了干妈。辛亥革命前夕，哈同还曾拿出10万大洋，资助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中山先生。精明的犹太商人两边投资，两边都不得罪。
虽然哈同如此有钱，但生活中十分吝啬，据说有一次仆人给他倒咖啡，咖啡里发现有蜘蛛，哈同大发雷霆。但当仆人要倒掉咖啡重做时，哈同又说不能浪费，捞出蜘蛛，把咖啡给喝了。还有传说，说哈同和妻子约定每天晚上电话响一下就是回家吃饭，响两下就是不回家吃饭，以节约电话费。虽然真假未知，但哈同的吝啬肯定并非空穴来风。
不过对于妻子罗迦陵，哈同却非常大方。他名下的爱俪园，便是为妻子一手建造，其中“俪”字便是指夫人“丽莎”（Liza）。
1904年，哈同在静安寺路购地300亩，花费70万两银元，兴建了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园爱俪园（哈同花园）。爱俪园由罗迦陵聘请乌目山僧人黄宗仰设计，园内亭台楼阁、假山湖沼，完全是典型的中式园林，据称是模仿《红楼梦》中大观园的设计，因而号称“海上大观园”。整个园林共有景点60余处，还在园内创办了仓圣明智大学。
民国时期，如岑春煊、黎元洪、章太炎、章士钊、齐燮元等政客、名流，均曾来过爱俪园观光。1912年6月，哈同在爱俪园内还宴请过孙中山，其时女宾有孙中山的两位女儿和他的秘书宋霭龄，并合影留念。
虽为巨富，哈同夫妇却没有亲生子女。哈同共领养了11名外国孤儿为养子女，罗迦陵领养了9名中国孤儿为养子女。
1931年6月19日，哈同在爱俪园病故，留下高达1亿7200万银元的巨额遗产，包括地产460亩，房屋1300幢，以及价值百万英镑的珠宝。仅罗迦陵缴纳的遗产税就达1800万元。哈同生前立下的遗嘱确定，只有外籍养子8人享有哈同和罗迦陵过世以后的全部遗产，而罗迦陵领养的所有中国籍内侄子女无继承权。
1941年，罗迦陵也去世了。根据第二份遗嘱，所有养子女都有遗产继承权，但每位子女仅可获得14万元的遗产，管家姬觉弥获得400万元，此外增加了捐赠中国政府一定资金，成立罗氏慈善事业基金委员会等项目。
由于夫妇二人留下的遗嘱出入太大，引发了旷日持久的遗产之争，经过长达16年的争夺，最终分配方法如下， 除去拨付给中国政府的资金以外：
外籍长子乔治·哈同分得占土地总数的58.3%的地产260多亩，房屋15万多平方米，占总数的48.2%（含除罗弼·哈同外的外籍养子女应分配数）
罗弼·哈同分得土地60余亩，约占总数的13.3%，以及占总数13.7%的房屋5万多平方米。
罗友兰等5名中国籍养子女分得土地70余亩，占总数17％及占房屋总数的19%，共计6万多平米。
姬觉弥等其他人得到余下土地50余亩，房屋4.7万余平方米。
最好笑的是，还有一位伊拉克的“亲戚”，名叫爱士拉·散利·哈同，当时也不远万里，来沪争夺遗产。此人坚守在沪长达20余年，从早期租界的英国法院，一直告到新中国法院，最终一无所获，还花费了将近2万英镑。
二战时期，哈同花园被进入公共租界的日军侵占，后因一场莫名大火，烧成了白地。解放后，爱俪园被上海市人民ZF征用，并在原址上建造了中苏友好大厦，后改名为上海展览中心。
一代传奇，就此尘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