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山到东海，打开江南文化视域

作者：夏斌 日期：2021-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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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徽学”为起点，讲述江南文化骨子里的人文精神与开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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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夏斌

明清时期，徽商经由长江和新安江，一步步走向大江南北、浩瀚东海。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振忠的研究也以“徽学”为起点，逐渐延伸至域外文献与东亚海域史研究。

30多年来，王振忠既近观细思、遥瞻远眺，又远引旁搜、质疑求是。一如他的新著《从黄山白岳到东亚海域：明清江南文化与域外世界》，一面聚焦水云深处的黄山白岳，一面遥瞻烟波浩渺的东亚海域。在瞻顾中外、盱衡古今之间，生动讲述着江南文化骨子里的人文精神与开拓意识。

研究明清以后的中国历史不能不关注江南、不重视徽商

读书周刊：您出生于福建福州，为何对徽州文化、江南文化情有独钟？

王振忠：我对徽州的关注，始于明清两淮盐业的研究。1986年，我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同年考入本校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主题是明清两淮盐业与苏北区域社会之变迁。因论文所涉史料相关，遂对“徽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对徽商在江南的活动也有多方面的关注。

读书周刊：据说，“徽学”一度与敦煌学、藏学并列为我国地域文化的“三大显学”？

王振忠：“三大显学”之说不太严谨，目前学术界一般不这样说了。

就“徽学”而言，它特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门学问，其核心是明清以来徽州的社会经济史。

明代中叶以来徽商的崛起，是我国经济史上的突出现象之一。此后，长江中下游一带甚至流传开“无徽不成镇”之说。虽然这是一个稍显夸张的说法，但也确实点明了徽商在江南不少地方的城镇化过程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明清时期，徽商不仅在商业史上有过如日中天般的辉煌，而且在文化上的建树亦灿若繁星。这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有鉴于此，研究明清以后的中国历史，不能不关注江南，也不能不重视徽商的影响。

读书周刊：这些年来在皖南行走、在江南调研，您有什么新发现吗？

王振忠：1989年前后，我多次前往扬州、淮安、淮阴、连云港、盐城等地实地调查。当年，在阅读文本之外走访实地，似乎并不为国内多数学者所重视。但于我而言，走进苏北、皖南各地实在是受益匪浅。除了增加现场感之外，我还在扬州、淮安等地收集到了不少重要的文献，特别是当时尚未公开出版的方志、笔记、文集和竹枝词等。

比如，藏于淮安图书馆的《淮安河下志》全帙，当时尚未作为乡镇志正式出版。在我读到之前，国内仅有一位学者零星摘录过其中一两条。此一抄本对“徽学”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后来，我利用这一文本，并结合实地考察，较为细致地勾勒出明清徽商在侨寓地的活动踪迹。该文于1994年发表于《江淮论坛》，反映了徽商与大运河的密切关系。

读书周刊：婺源山谷中一处村庄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听说也跟您的奔波有关？

王振忠：这事说来话长。上世纪90年代末以后，收集、整理和研究徽州文书，成了我个人学术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2001年，我在上海地摊上买到一部“詹庆良日记”。这是一名婺源山村少年在70多年前写的日记，这个少年也许是徽州最后一批私塾学生。根据这本日记，我撰写了《水岚村纪事：1949年》，于2005年正式出版。

在此前后，该书讲述的一些故事先后被拍成多种纪录片和电视专题片。2019年，僻处婺源西北乡的水岚村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说到婺源，我还有幸觅得婺源“末代秀才”詹鸣铎后人提供的《我之小史》抄稿本二种。该书是目前所知唯一一部由徽商创作的章回体自传，内容从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迄至1935年，逐年记录了一个家庭的社会生活。长达50余年、多达20万字的连续记录，对历史和文学研究皆有重要的价值。

读书周刊：在《从黄山白岳到东亚海域：明清江南文化与域外世界》中，又有什么“新得”？

王振忠：这部新著收录的虽非学术论文，但其中不少篇章利用了新见的徽州文书，如许承尧的手迹、催征钱粮的“纸皂代差”文书、《卖方茶寄家信俚言》、徽州分家书以及民间日用类书等各类抄本，还有唱本、信稿、日记等。

这些都是从民间收集而来的鲜活史料，再加上历年的海外访学，我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日本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读到的珍贵文献，总体上用了不少新资料，讲述了一些全新的故事。

透过明代文人的“游记”感触大江南北经济文化风俗

读书周刊：新书中，第一个“出场”的是明人张瀚。您是在什么机缘之下对他产生兴趣的？

王振忠：记得1991年，谭其骧先生曾撰文呼吁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他指出，中国人对人文地理现象的记录和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成书于2000多年前的《禹贡》。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卷末所载的“域分”“风俗”中，对战国至西汉各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商工矿各业的盛衰和风尚习俗的差别，都有极其生动具体的叙述。

不过，汉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忽视了人文地理的记述，有关人文地理现象的文献东鳞西爪，这种情况直到明代才有所改观。谭其骧先生特别指出，在明代，丘浚的《大学衍义补》、章潢的《图书编》、谢肇淛的《五杂组》以及王士性的《广志绎》，都是这方面颇为出色的论著。在他的倡议下，上述诸书受到了历史地理学界的重视，有的还出版了专门的研究论著。

除了上述各书，张瀚的《松窗梦语》也值得特别关注。张瀚生于明正德五年，25岁时就中了进士，博览群书，卓然成家。张瀚一生从政长达40余年，“宦辙所至，几遍海内”，对各地的人文现象有着相当细致的观察与记录。

在《松窗梦语》这部随笔述事中，张瀚用八卷三十三纪的篇幅对一生的经历见闻作了记述。其中的《南游纪》《北游纪》《东游纪》《西游纪》和《宦游纪》《商贾纪》等，颇为翔实可靠。

读书周刊：三十三纪中，最值得推介的是哪篇？

王振忠：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松窗梦语》中最为系统、最有价值的是卷四《商贾纪》。该卷概述了明代两京十三布政司的经济、文化及习俗，分析了全国自然资源、经济地理的布局特点。

比如，以“东南”“西北”将全国一分为二，指出“西北在茶，东南在盐”，且“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西北之利，莫大于绒、褐、毡、裘，而关中为最”。

《商贾纪》对人文地理现象的系统描述，标志着《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的传统在明代全面复兴。这是我的基本观点，也是我对张瀚和《松窗梦语》特别关注的原因所在。

读书周刊：包括张瀚、徐霞客在内，明代不少江南文人尤其热衷于出游。透过他们的“游记”，可以看到怎样的大江南北？

王振忠：《松窗梦语》的《百工纪》谈到了明代手工业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奢靡风气。

其中提到，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是一个典型的消费性城市，来自各地的大批商品汇聚于此。当时，商品主要的来源地是东南一带，从事百工技艺的人群也大多出自东南，以江西、浙江、南直隶、福建、广东一带居多。

接着，进一步指出奢靡风气的推波助澜之力，其直接后果是人们纷纷“弃本逐末”，引发了不可小觑的社会问题。

《商贾纪》还对各地风俗作了颇为细致的描述和分析。例如，我们现在所说的“江南”，在传统时代的地域范围可大可小：大的包括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小是仅及太湖东部平原一带，中等范围的江南则有多种说法。

除此之外，还有与行政建制相关的“江南”，即明代的南直隶和清初的江南省。根据张瀚的描述，南直隶风俗区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若以现代行政区划来看，即今江苏省的江南部分，安徽和江苏二省的江北部分，安徽省的江南部分。

这里，张瀚将以徽州为中心的皖南视作一个风俗区，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徽州的休宁和歙县，明代中叶商贾众多，精于商贾榷算，以至于政府对当地的课税都要高于周边其他地区。

除了南直隶，张瀚对浙江风俗的描摹也相当精彩。他将浙江风俗区分为三个部分，即杭嘉湖、宁绍温台和严衢金华。此类划分，与同时代其他人文地理著作如《广志绎》等的描摹大致吻合，反映了明人的基本地理感知。

徽州典当与盐商、木商号称“闭关时代三大商”

读书周刊：明清以来，江南各地有不少对称的谚语，如“无徽不成镇，无绍不成衙”“徽州朝奉，绍兴师爷”。

王振忠：除了“无徽不成镇，无绍不成衙”“徽州朝奉，绍兴师爷”，还有“徽州算盘，绍兴刀笔”等说法。

与“无徽不成镇”相对应的“无绍不成衙”，说的是明清时期各地官府衙门中往往有绍兴人，他们一般充当师爷和胥吏，编织起了一张隐性的权力网络。“徽州朝奉，绍兴师爷”更多意指徽商与绍兴师爷分别在商界、官场有着极大的势力。

类似的话语，还有很多。比如，浙江湖州有句谚语称：“徽州人识宝，湖州人识天；船上人会看潮，种田人会看天。”这句俗谚的意思是说，湖州当地人以种田为生，故而看云识天气十分在行；徽州人以商贾为业，见多识广，也非常精明，能很好地估量各种商品的价值，及时找到发财致富的门道。

在浙江兰溪市诸葛村，古时有不少游方郎中，所以当地有俗谚称：“徽州人识宝，诸葛人识草。”这里的“草”，就是中草药。

读书周刊：相较于“绍兴师爷”，现在知道“徽州朝奉”的人似乎没那么多了。

王振忠：所谓朝奉，狭义是指典当铺中的职员，广义泛指所有的徽商以及徽州士绅。

清代短篇小说集《豆棚闲话》第三则《朝奉郎挥金倡霸》记载，彼处（徽州府绩溪县）富家甚多，先朝有几个财主，助饷十万，朝廷封他为朝奉郎，故此相敬，俱称“朝奉”。此处提及的主人公汪华，值得注意。汪华原本是隋末唐初在徽州一带割据势力的头目，唐宋以后则化为地方守护神受到徽州民众的祭祀。一般认为，汪华在徽州社会一体化进程中具有象征意义。

自明代中叶以来，由于白银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日益普遍，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常设当铺。当时，经营当铺的主人很多都是徽州人。因此，原先在徽俗中用以称呼富翁的“朝奉”二字，就成了典当业主人的代名词。

在这一背景下，典当铺的职员叫“朝奉”，站在前台的职员叫“头柜朝奉”（也叫“徽老大”）。在江南地区的一些方言中，“老大”与“骆驼”的发音相近，故“徽老大”又被人称为“徽骆驼”。

客观来说，“徽州朝奉”是近世商业社会中发展出来的，从他们“冷冰冰的脸庞”上可以看到一种理性的契约意识。而且，不少“徽州朝奉”受过较为全面的业务训练，具有专业的商业道德和文化素质，在调剂民生缓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能完全予以否定。

读书周刊：除了典当业之外，徽商还有哪些“大投资”？

王振忠：明清时期，除了“无徽不成典”，还有一句俗谚叫“两淮盐，天下咸”。当时，徽商遍布全国各地，但以在淮安和扬州一带经营盐业的商人最为著名。清代在两淮的八大盐务总商中，歙县人占了四位。

此外，明清两代营建不断，特别需要生长周期长、高大挺直的楠木和杉木用于宫殿、园林建筑的关键部位。在此背景下，四川、贵州等地的深山老林成了包括徽商在内的众多木商重点经营的区域。在清水江流域活动的木商中，有不少就是徽州木商、婺源木商。他们素以席丰履厚而著称于世，催生了“盐商木客，财大气粗”之说。

由此，徽州典当与盐商、木商一起，号称“闭关时代三大商”。除此之外，还有布商、茶商、墨商等，在江南各地也相当引人关注。

把传统时代的中外交流还原为具体人群之间的交流

读书周刊：沿着长江和新安江，徽商的足迹最远到了哪里？

王振忠：明清时期，徽商的活动范围极广。我曾三次到过日本长崎，在当地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处收集汉籍史料，并走访了江户时代的诸多贸易遗迹，徜徉于埋葬中国商人的悟真寺墓地，也阅读到一些海外学者发表的论著，其中有不少与徽商密切相关。

在江户时代，日本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只开放长崎一地与中国、荷兰通商。当时，清朝方面对日本的黄铜有着严重的依赖。苏州的虎丘山塘就设有专门机构，主管日本铜务。因此，从事中日贸易的商人大多定居于苏州。

这些铜商受政府特许，每年都扬帆东去，前往日本采办洋铜。在长年的中日贸易中，他们既运回条铜、昆布、海参、鲍鱼、鱼翅和漆器等，又将丝绸、药材、糖货及书籍字画等源源销往东洋。在这些商人中，不少来自徽州。

读书周刊：透过众多海外文献，可以看到怎样的“海上往来”？

王振忠：我始终以为，研究江南社会文化，应当置于整个东亚的背景中去考察，综合分析原本孤立的种种现象，进而缀合出更完整的历史图景。

在这方面，以长崎为中心的东亚海域文化交流特别值得重视。例如，徽商汪绳武于乾隆二十五年，将《古今图书集成》运到了日本；来自杭州的徽商汪鹏于乾隆四十年，将清朝编纂《四库全书》的消息传到了日本；来自苏州的徽商程赤城于乾隆四十三年，将另一著名徽商鲍廷博所编的《知不足斋丛书》运到了日本。这些都是东亚海域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

以往对中国传入日本的商品包括舶来书籍等的研究较多，但逆向的输入较少涉及，这主要是因为相关史料零散所致。

事实上，除了少量佚存日本的孤本珍籍回流中国之外，长崎的一些花卉植物也流入中国。我在《长天远水琼浦月》一文中，利用日本唐通事教科书《译家必备》等文集、笔记、族谱和方志等，勾勒出源自海外的洋枫由苏州传入扬州、在大江南北逐渐流传并得以普遍种植的历史轨迹。

读书周刊：近年来，以朝鲜《燕行录》为代表的海外文献也进一步受到了学界关注。

王振忠：我较早研读了2001年出版的《燕行录全集》，并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系统收集过馆藏的朝鲜文献抄本，利用这些新史料，撰写了一批学术论文，也写过一些随笔，得以眺望岁远年深的过往历史，遥瞻汪洋浩博的东亚海域。

史学研究的推进，必须掌握一批核心史料。除了对传统文献的细致解读之外，新史料的收集与利用亦必不可少。为此，我发掘和利用了朝鲜《燕行录》、琉球官话课本、日本唐通事史料以及近代西方传教士书写的方言文献等，新书中的部分内容就与此有关。

同时，还应当从社会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扩大历史学研究的学术资源，并借鉴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将各种门类的域外文献熔于一炉、综合运用，把传统时代的中外交流还原为具体人群之间的交流，进而将政治史、贸易史以及广义的文化史转向社会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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