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燕榭晚明史事考系列 |《鸳湖曲》笺证——吴昌时事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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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国观既赐死,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剩下来的就是怎样再捧周延儒上台了。杜登春《社事始末》记张溥在虎丘和东林巨子钱谦益等密议以后就派人到北京去传递消息,指示行动,那描写是十分动人的:
遣干仆王成贻七札入选君吴来之先生昌时邸中。吴先生者,一时手操朝柄,呼吸通帝座之人也。辇毂番子,密布内外,线索难通。王成以七札熟读,一字一割,杂败絮中,至吴帐为蓑衣裱法,得达群要。此得之王成口,最详确,时是辛巳二月事。
运动起复,种种都由吴昌时在京策划,然而在这个贪污的局面下面,钱可少不来,出钱的是些什么人呢?不看野史的记载,真是怎样都猜不到的。《烈皇小识》卷七:
召予告大学士周延儒于家。先是,阁臣虽内外兼用,鲜有当圣意者。众推宜兴颇有机巧,或能仰副,而圣意亦及之。于是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涿洲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
连逆案里的阮胡子也是后台股东之一,“法门广大”得连敌人也包了进去。据《谈往》所记“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别有大力出资,而任支费,霞城贺氏与虞城侯氏两家”,股东还有一位贺先生在。既然是股东,自然就有发言的权利,阮大铖请延儒设法起用,不过究竟因为身在逆案,无法公然出面,结果就推荐了马士英去作凤阳总督。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是绾南北交通枢纽同时又是守朱家祖陵的重要军职。
在阮大铖的《咏怀堂辛已诗》卷上中,有六首《送周相国挹斋入京》(原注“仲冬相国书招谢桥结夏”),一片颂祷之词,读了使人肉麻,末二首“不甘寂寞”之情如见:
逋客冥冥息影深,宁忧缯缴到长林。所虞朝著多坚垒,勿恤神州有陆沉。随地孤寒为引手,何人吐握不归心。期公尽洗荆榛劫,剩得青山与向禽。
车笠平生约未违,萤光亦近太阳飞。公车长路冲冰雪,官舍西山礼翠微。衰鬓霜痕愁更满,晚年汐社去何依。遥知东阁簪裾会,应念岑牟老布衣。
至于张天如就更不用提,要用的、要杀的,索性开了两本册子交给了周延儒。广陵女冠李傃(史道邻的遗妾)曾经作过一篇缠绵悱恻的序文的周同谷的《霜猿集》中,有一首诗:
二册书成注复删,莫防灯下鬼神环。
西铭夫子酆都主,生死枯荣一笔间。
注云:“张溥字天如,一字西铭。创举复社,门人七千,称西铭夫子。宜兴再召,溥欲尽用其党人而杀异己者,乃书二册,以进延儒。”
而这时周延儒却正意外地得到一位漂亮的夫人,乐不思蜀,还是由张溥弄了一点手法,才弄他上路,谈来简直好像传奇一样的故事了。《霜猿集》:
新来艳质可怜身,绣幕留香别作春。
再召东山为国计,画船箫鼓闹江滨。
注云:“洞庭山富家娶妇,少而美。夫死,妇独居。一日闻街头鼓乐声,谓侍儿曰:‘谁家娶亲,盍往观之。’遂出门坐花轿中,下大湖而去。富家讼之县,县申道,下檄缉捕甚急,娶亲者供事泄,以其妇盛妆送宜兴周延儒,大见宠悦。无何,太仓张溥为门户计,鸠金赂要津,宜兴得再召,然无行意,曰:‘不如在家安乐。’溥进见张道台,令以硃单捕妇,语侵相国。溥见宜兴,出单于袖中,宜兴大怒。溥曰:‘此小事不足介意,今高卧不起,将来祸有大于此者!’宜兴悟,遂行。坐楼船,树大纛,上绣‘东山再召’四字。乃赛江神,酣饮弥月,始进京。”
这样的相国,这样的党魁,实在是异常出色的。
党魁在这一月的酣饮箫鼓之馀,当然要“指示”相国拿出些“祥和”措置,像释放政治犯(东林人物)呀,开放言论让御史自由讲话呀,改革经济(减税)呀,一班清流也都以为宜兴再召以后的确可以好好地做一番事,而对在野的幕后操纵的党魁张天如更是寄予莫大的期望。不料,张溥却正在这时候死了。这死因也颇离奇,据正史《张溥传》和梅村的《复社纪事》都说他是病终,可是野史的说法就两样了。计六奇《明季北略》:
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冯涿洲也;奔走而为线索者,太仓张溥、嘉兴吴昌时也。擘画两年,纶缚始下,昌时于是事权在后,呼吸通天,为所欲为矣。昌时与张溥同为画策建功之人,淮安道上张溥破腹,昌时以一剂送入九泉,忌廷儒密室有两人也,其忍心如此!
党魁既死,叹息之声不少,吴梅村在《复社纪事》里也提到张溥的救时十馀事的密疏,如蠲逋租、举废籍、撤中使,……等事,可惜张的身死而不果行。可是也有说他死得好的,如《怀陵流寇始终录》谓:“周延儒辛未会试得张溥,援之入翰林。延儒罢归,溥令东林党人物力数十万缗,赂内侍,复起延儒。俄溥病死,大权归于吴昌时,竟成二人杀身之祸,人皆为溥幸之。”(《将亡妖孽》)
张溥的死信传到延儒耳内,他却表示高兴,《霜猿集》:
日堕西江歌舞阑,中原一片血流丹。
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作官。
注云:“张西铭死,讣至,延儒谓座客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作官。客曰:庶常理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出二册示客曰:‘此皆天如所欲杀者,教我如何杀得尽!’见者骇然。”(这是《琳琅秘室丛书》本,又有申报馆《屑玉丛谈》本,小注多出数字:“溥还娄东,一夕暴死,亦天意也。”是说张溥该死,而且也说他是暴死,《明季北略》之语盖不为无稽。)
周延儒虽然摆脱了这一位幕后提线人,可以少少自由,不过在北京还有“密室”中两人的另一人在,而吴昌时的花样,比起张溥要更难于应付。他不独要权位,而且还贪墨,更加心地狠毒、傲慢,延儒有了这样一位“助手”,就只有听他指挥,沉陷下去了。
昌时的贪,可以用两件事说明。皇帝千方百计筹措军饷,用来戡平“流寇”,抵御满洲,想来想去,要出卖祖遗的家当了。《三垣笔记》卷上:
上忧国用不足,发万历中所储辽参出外贸易。予时市其中者,上有微孔,色坚而味永,与他参㢠异。惟吴仪曹昌时所市最多,皆取其上者。闻此番贸参,获可数万金。
吴昌时就借此机会作一笔生意。此外卖官鬻爵,不但贪,而且还不讲贪污的信用,干没别人的贿金。《三垣笔记》卷中:
予与吴都谏麟徵同任吏垣,曾密询云:“吴公正人自负,公何嫌?”麟黴曰:“彼非独余同乡,且门人之门人也,然实鄙薄其所为。如嘉兴府王太守某,予公祖也,闻以二千金托,竟攫入私囊。及将挂察典,伊苍头惶急,致贷金长安为弥缝计。又海盐令刘某,予邑父母也,诱伊数万金入己,托言谋佳缺,然即其房师处亦不为通讯。今罹察典,束装无资,特为昌时贪耳。……初,刘某入闱,昌时以其子密托之,刘某恐后为己累,以蓝笔重加圈点,而以墨笔抹,托言大主司吴翰林国华所为,已询之国华,非也,故恨。若王某,则以五百金馈,不称昌时意耳。此又何枢曹刚所言也。
贪污又在官僚中引起倾轧,彼此利用御史互相弹劾,监察官竟成了他们政争的工具。
杨给谏枝起与吴铨曹昌时,儿女戚也。昌时纳仁和令吴培昌多金,以雁行呼。谋引至黄门,而枝起怒其贿不及己,遂唆宁侍御承勋纠之,即枝起所草疏也。昌时闻而大恨,知陈中书龙正与枝起交,故亦百计相倾,以闱事牵致龙正坐谪。时枝起与廖给谏国遴、曹侍御溶等皆以考选一事干周辅延儒不遂,怒欲反戈延儒,事寻泄,此孙侍御凤毛纠疏所自来也。闻泄国遴等谋于延儒者乃马给谏嘉植,而泄枝起言于昌时者乃徐侍御殿臣。一时贪横变诈气习,殊可想见。(《三垣笔记》卷中)
同时他跟周延儒来往得极密,在这中间有多少文章,政治中枢不在皇帝宫中,而是在相府里面的。
予一日与某同籍谒周辅延儒,自午至暮不得见。一长班耳语曰:“有四人方巾便服径入后宅矣。”予问之,其一铨曹,一仪曹,一兵曹,一同乡闲署也。予归而叹曰“吾师必败矣。他且弗论,安有以趋热铨曹夤夜入相君宅而不起物议者。”不数日败。铨曹者,吴选郎昌时也。(《三垣笔记》卷中)
昌时替延儒拉拢“通内”,于是就有了“绣鞋”佳话。《霜猿集》云:
花为容貌玉为床,椒殿承恩卸却妆。三寸绣鞋金缕织,延儒恭进字单行。
注云:“上昼幸妃,见妃(田妃)绣鞋精巧,举而视之,有细书一行曰‘臣周延儒恭进’。上不悦,由是薄延儒。”
昌时一心想做吏部官,《烈皇小识》说他“醉心吏部,诚得日称吏部郎,虽死无恨”。于是就去缠住延儒,“必欲得而后已”。不过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例子,“延儒查例,世宗时,文选病故,武库正郎调入;又天启朝,邹维琏匪石以职方郎调稽勋,援两故事。”(均见《北略》)当时的吏部尚书是郑三俊,是有名的正直人,当然不肯,就“问乡人徐石麒,答曰:‘君子也。’三俊遂荐于上。盖石麒畏昌时机深,故誉之,而三俊不知也。(《北略》)对于吴昌时的利用郑三俊,当时一般的看法是这样的:
郑庶常鄤、吴铨曹昌时皆奸人也,一附黄翰林道周,一附郑冢宰三俊。人欲击鄤,恐累黄公;欲击昌时,恐累郑公。(《三垣笔记》卷中)
旧例,吏部由别部调者不过主政。天启时赵冢宰南星在部,始调兵部邹员外维琏于吏部,时犹大哄,若以礼部正郎调吏部文选司正郎,则又自吴昌时始。予邑吴辅甡与密,讽之曰:“闻文选司一官必起家久任,后辈无先者,公或以稽勋验封带管文选如何?”昌时正色曰:“天子欲为天下得人,故特简一文选,况目前铨部诸君皆予手援,彼后辈也。”未几竟败。(《同上》)
一旦有了掌管全国官吏升黜的大权,第一件事就是想树威,使监察官的台省对他不敢批评,《玉堂荟记》记:
年例每次不过科一道二,盖约略人数多寡而斟酌其间,止合如此。通三年而计之,其人不为少矣。吴昌时为选郎,乃推至七八人,又皆庸软无能为者,其用意至深。此时郑元岳为太宰,从议郎调为文选,亟欲以特达之知,大伸其情执孤特之意,以见知于上。而昌时别有肺肠,特创此不畏强御之貌,以恐吓台省,为异日驱除榜样,又以劲敌太多,将致他变,故但取人数广众以劫之,方自喜其算无遗策,而不虞人之有烦言也。此一事也,皇上自皇上,太宰自太宰,昌时自昌时,各有主意,绝不相谋而事适相凑,在大宰不失为君子之疏,而昌时为狡猾、为无赖矣。
这里写昌时利用皇帝和郑三俊的个性的地方很清楚。第一次发动,就和本省的言官们冲突起来。
吴铨曹昌时既破格调,思以奇策坚上意,且箝制台省口。春季例转皆自己出,吏科吴都谏徵、掌河南道祁侍御彪佳并未商也。科五道十,几两倍旧额,盖因上疑台省横,屡旨申饬,且恐他日有指摘,则以例转挟忿为言耳。时浙江同乡诸公集议,本省新吏部昌时,麟微、彪佳皆往,咸努目视,惟向侍御北诟谇尤力,几饱以拳。(《三垣笔记》卷中)
《烈皇小识》卷八也有同样的记载,但末一段却较详:
及是日,科道齐集,援集例相责。昌时怙过,绝无引咎意,御史某不胜其愤,提所坐杌搏之,昌时仓皇而出,且曰:“若奚为传我如此?我当尽例出诸御史!”诸御史闻之咸怒发上指,与昌时有不两立之势矣。
昌时驱除言官的企图,还要推给郑三俊,“吴铨曹昌时欲破格外转科道,谓吴辅牲曰:‘惟此一着,可为郑太宰三俊结知主上。’甡曰:‘不然,大臣以休容为度,当保全言路。予甫入而破格行之,若此端一开,后此不肖者驱逐言官,必借郑公为口实,恐忠良之士,皆为寒心。’昌时不从,甡复言之郑冢宰三俊,三俊然之。后以昌时意坚,仅留二人,馀皆外转。然昌时计甚巧,皆择其平平者充之,中情怯耳。恶伤其类,人有同情,故一时众口交沸,识者皆曰:‘昌时之祸,从此始矣。”(《三垣笔记》卷中)
到这时,昌时的气焰真是不可一世,正如《明季北略》所说,“事权在手,呼吸通天”了。
吴梅村 南湖春雨图 图片来源网络
《鸳湖曲》第四节:
那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中散弹琴竟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杯土亦难留。白杨尚作他人树,红粉知非旧日楼,烽火名园窜狐兔,画阁偷窥老兵怒。宁使当时没县官,不堪朝市都非故。
吴昌时、周延儒失败的原因很复杂也很简单。大家都说昌时贪墨,贪墨自然也是他失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不过还不是致命伤,“弄火的人总要被火烧死”,吴昌时凭借特务太监的关系,玩弄皇帝,摆布同官,结果却仍旧是失败在特务太监的手里。
关于贪墨的一点,我想不能不叙述一位在当时颇有特别的人物,是官僚政治发展到近代化的一个好例。这个人就是周延儒、吴昌时的经纪人董心葵。
关于此人,《谈往》有专章记载,还有佚名氏所作的小册子《董心葵事记》,也详细的叙述了他的行述。
董心葵是无赖出身,“武进人,农无力,商无本,工无艺,士无学”,还好赌,平生有一句“名言:“你见吾有银百万,与天子坐讲金华殿也。”到北京流浪,跟一个刘篦头合住在一起。这位刘篦头从前侍候过魏忠贤,借机会发了财,后来又给魏忠贤弄死,董就占了刘家,发地得到三千两藏金,就此发迹。买了一院大宅,整治一新,结交宦官、戚畹、厂司,珰卫,设赌局,买卖试题,挽回厂审,简直成为一个贪污代理事务所。所来又包办内廷衣饰买办,周延儒更把一切卖官卖法的生意托他经理,赃银也寄放在他那里,成为道地的“官僚资本”。孟心史先生记董心葵和周延儒合作的事说:
延儒之贪,何所不至……。武进董廷献为延儒客,为之开三市,卖金,卖珠、卖人参,于京师各张一铺。又以大珠三十颗,界董为识,以当牙筹。凡士大夫进千金者,董以一珠归之。竟三十珠,再发再进,周而复始,一月中不知凡几。
这事见刘銮《五石瓠》,刘也是东林人物,这话应是可信。董心葵这时已经成为道地的半官半商的“社会贤达”了。于是在边患紧急之际,皇帝召百姓陈言,董也就遂了他几十年前所许下的大愿。《谈往》:“十五年十月初十日,烽火照京。崇祯帝御文华殿,敕凡献策陈言,直入无禁。布衣董廷献亦得亲承圣语。”又记:“赐坐赐点,问修练储备四事外,州县有司果否实效,作何堵御,趣勤王兵?心葵虽无奇策奏进,亦称臣拜飏,曲尽温和。”着实出了一次风头。
延儒、昌时虽然声势赫赫,可是言官们说闲话,还是免不了。“二十四气”之说本来是市井流言,后来连谏议章奏里面也出现了。行人司副熊鱼山(开元)也出来弹劾周延儒,而且还是皇帝授意的。昌时却硬要让他删改奏章,几乎弄巧成拙:
熊司副开元请对,意在攻周辅延儒,故请屏人。诸臣请退皆允之,惟延儒等请退则谕止之,故开元不能畅所欲言。上命开元具本,盖欲其直发延儒之过,延儒心疑,托吴铨曹昌时至开元寓,故开元疏中所言,半为昌时勒删。上怒,谓其阴阳两可,几欲置之死。
……已再讯,开元遂尽举阁臣私语以对,大约皆指周辅延儒守不洁,而吴铨曹昌时所言亦供入疏内。疏上,发阁使延儒知之,其意可知矣,此他日所以死也……(《三垣笔记》卷中)
为了让谏官们少说话,把吴麟徵调了来作掌垣,不料吴却鲠直得很,并不肯听延儒的指挥。《罪惟录》传九上:
……以麟徵代章正宸为掌垣,……时朝廷稍厌严苛,欲试宽大,以责近效,不次用人,麟徵独以为不可。……于是相君遣所亲信部郎吴昌时邀密语,麟徵不应。相君曰:“举之适自厄矣,”……已而疏劾垣臣廖国遴、杨枝起,亦连昌时……
当时的特务头子缇帅骆养性,延儒是抓住了他的阴私以后加以利用的:“缇帅骆养性有阴事,宜兴刺得之,以挟制骆使为己用。往来传递者,昌时也。养性时有厚馈,宜兴不受,昌时竟隐匿焉,养性以此饮恨刺骨。”(《烈皇小识》卷八)同时吴昌时更因特务内部矛盾斗争而和骆养性加深了怨毒,《三垣笔记》卷中:
吴铨曹昌时与吴金吾孟明密。及骆金吾养性以楚人继,尽革孟明诸厂役与昌时相通者。昌时怒,欲除养性,以己心腹代。适朱侍御国昌疏纠养性,养性所费几及十万方解,或云周皇亲奎力。周辅延儒亦有易养性意,故养性并怒焉。
内监们看见延儒的气焰,心里也不痛快,有一次皇帝召对,赐给延儒座位,大珰跪而进茶,延儒公然受之,这就使太监们大不高兴。《烈皇小识》卷八:
内奄王之心颇不乐宜兴,曾向宜兴云:“我们才力有限,还求老先生包容。”闻者危之,而宜兴不以介意。
后来要叙军功,王之心想安插两个私人进“叙功疏”,延儒不答应,王于是就揭发了他。
最后发难的是御史蒋拱宸,《三垣笔记》记这事的经过颇详:
上召对知推,俱以圈点为高下。蒋侍御拱宸初得圈,自负必科,然上以巡方任重,欲概置御史。会有觊科者,谋之吴铨曹昌时,时北兵新入,昌时言于周辅延儒,示意张司马国维,于是荐候考知推十二人察视诸郡域守,谓已有巡按,非科不可,皆借题也。拱宸以不得科,有怨言。昌时复嗾当路以拱宸监赵督光抃军,时范督志完尽调重兵堵所守口,而光抃诸守口甚疏,拱宸惧获罪,促光抃战,战辄大败。昌时又致书光抃,劝以催战罪拱宸,光抃不从,以书示拱宸,合疏上闻,谓往日以不战挫,今以战小挫,未可深罪也。会昌平内官以大挫报,上怒。时拱宸疑昌时嗾之,故冒险发通内诸款,昌时激之也。(卷中)
蒋拱宸知道这是生死关头,不给敌人以致使一击是会全部失败的,于是就找皇帝所最忌讳的事来作题目。果然,猜疑的崇祯帝紧张起来了:
蒋侍御拱宸劾吴铨曹昌时有通内数款,闻上日置案前亲阅,阅讫纳袖中,不令内官见。及旨下,乃御票也。往御票诸疏真草相半,此独楷书,止一画带草耳。黄侍御耳鼎亦有疏纠,在拱宸先,独不下。(《三垣笔记》卷中)
皇帝一起疑心,不信任了,于是大家就都起来讲话,正好像个拖日子的病人,一旦有点外感,就百病俱发。《烈皇小识》卷八:
先是,御史祁彪佳、贺登选各疏参吴昌时紊制弄权,给事中郝绸疏劾吴昌时、周仲琏窃权附势,纳贿行私。内部票拟机密,每事先知。总之,延儒天下之罪人,昌时、仲琏又延儒之罪人。至是,御史蒋拱宸疏论昌时入延儒之幕,与董廷献表里为奸,无所不至,赃证累累,万目共见。即如南场一榜,非其亲戚即以贿赂,皆昌时为之过付。……末又指通内一事,时缇帅骆养性细刺昌时与延
儒通贿诸款,具事件上闻。诸阉亦尽发延儒蒙蔽状,复遣缇骑逮延儒对勘,而三俊以举用昌时,引罪回籍。
皇帝这一次真是怒极了。据《明季北略》所说,审讯吴昌时的时候,连案桌都推倒了。这正是明朝覆亡之前最后一幕政治高潮,在薛国观以后又杀了第二个大臣。《三垣笔记》载:
上御中左门,召蒋侍御拱宸与吴铨曹昌时对质,命锦衣卫备刑具。昌时初诋拱宸监军时匿失机不奏,上诘之,拱宸对多支饰,命拿送朝房候旨。又诘昌时通内各款,昌时坚执不认,命锦衣卫加刑,吏科吴都谏麟微奏曰:“臣闻祖宗朝刑人不于朝廷,昌时罪无所逃,宜下司寇治,以明国体。”上曰:“吾患刑部多所瞻顾,不能尽法耳。”时昌时足夹几折,不胜痛,嗽嗷曰:“臣俱承认便是。”遂下狱。……(卷中)
《烈皇小识》又记当时审讯的详细情形:
七月二十五日,召府部九卿科道廷鞠。上角素,率大子与定王同讯。呼昌时前,诘其通内。上声色俱厉,昌时辩:“祖宗之制,交结内侍者斩,法极森严。臣不才,安能犯此?”上呼蒋拱宸面质,拱宸战栗匍伏不能措一语。上愈怒,叱退拱宸。然上意已有成局,不待拱宸之对质也。昌时始终不为屈,曰:“皇上必欲以是坐臣,臣何敢抗违圣意?自应承受,若欲屈招,则实不能。”上即命内侍用刑,阁臣蒋德璟、魏藻德出班奏曰:“殿陛之间无用刑之例,伏乞将昌时付法司究问。”上曰:“此辈奸党,神通彻天,若离此三尺地,谁敢据法从公勘问者!”二阁臣奏:“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未有之事。”上曰:“吴昌时这厮亦三百年未有之人。”二阁臣口塞,叩头而退。内侍遂进用夹,两胫皆绝,昏迷不省人事,乃命下锦衣卫狱。昌时已不能行,卫役负之以出,进见卫帅骆养性曰:“请受刑!”养性曰:“汝甫受刑,尚不省人事,且俟后审。”越数日,卫审一如廷鞠,语不稍屈。乃刑其两家人,亦终无所招。后有旨送法司,咸谓有生机矣,不数日而斩决之旨下。(卷八)
其实皇帝的意思是早已决定的了。
上召雷演祚、方拱乾,此宜兴得罪之始也。迨吴昌时廷鞠后,始令催来候旨,明乎罪因昌时。故诸臣言昌时么䯢小吏,上曰:“昌时是幺䯢,难道周某也是幺䯢?”厥后刑部拟罪,舍昌时而专言封疆,明系逢迎上意而致之死。夫封疆则有之矣,岂宜兴一人之罪?且视师不过末一段事,始终封疆者自有其人,与宜兴何与!及至旨出,则又不言封疆而言机械。机械者,罢内操,撤厂卫,皆机械也。此内珰所日夜文致于上前者,至此亦不觉流出笔端矣。(《玉堂荟记》)
所谓“机械”,《崇祯长编》中所抄的上谕里是有的:
帝言:周延儒机械欺蔽,比匿容私……
那位出过风头的董廷献,在这次廷鞫里也串演过一次好戏:
又问董心葵:“延儒得银起用为几人?”曰:“不记也。”时御案有《播绅》一部,自上掷下,则福建道施元征一叶向上,启奏曰:“福建道施元征是也。”(《北略》)
皇帝发怒到了什么程度,真是跃然如见。蒋拱宸说的话莫明其妙,皇帝喝打,“司刑者将拱宸当头一下,纱帽为裂。帝愤恨,推倒案桌,迅尔回宫。”(俱见《北略》审吴昌时条)
现在看了这位猵急的皇帝的举动,不但愚蠢,而且简直有点好笑了。
吴昌时斩决之前狱中的种种,活埋庵道人徐树丕少有记述,见所著《识小录》卷四《癸未大狱》条:
吴昌时,吴江人,号来之。以礼部郎调吏部郎。郎之不调久矣,此举实骇人观听。初为宜兴幕宾,前相薛国观之死,昌时实构之。……宜兴再召,昌时以风影之说吓人财甚夥。一手握定朝局,恣睢淫佚,无所不至。其系狱也,知上无宽宥意,写字付家求金屑,“屑”字乃作“薛”字,其神乱耶,抑鬼使之耶?……
《鸳湖曲》第五节:
我来倚棹向湖边,烟雨台空倍惘然。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犹认舞衣鲜。人生苦乐皆陈迹,年去年来堪痛惜。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鸳湖钓叟知。
这位复社的重要分子、晚明崇祯一朝党争政变的幕后操纵者的结末是够凄凉的。崇祯皇帝的下一步当然是抄家:
帝谕……周延儒、吴昌时赃银,炤敕谕内数日勒催呈解。(《崇祯长编》卷二)
好像这也并非太坏的理财法门,先让官儿贪污,然后抄家入内。恶名是人家的,积聚所得却总跑不了,入了“国库”。昌时身后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还被别人包占了。《霜猿集》:
吏部茶箱玉琢卮,青鬟小事各分司。
一棺归葬松陵后,风雨楼中幼女思。
注云:“延儒引吴昌时为文选司,卖官鬻爵,赃私百万。昌时疾,各官入卧内,有青鬟五人司茶,皆绝妙姿也。茶卮皆羊脂玉琢成,受以乌金盘。昌时伏法后,有得其二女,皆绝色。”
孟心史先生据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蒋氏《东华录》宁完我参折,说:“昌时女后为陈名夏之子掖臣所包占,……王录(王氏《东华录》)更详其奸逃执讯,掖臣属上司释放为尼,因而包占。”
不过《明诗记事》辛签中录胡山《烟雨楼》一首,里面却说昌时还有儿子,不过因为避祸改名亡命了:
……独有贤豪负时彦,七省五侯交托偏。遥持启致山公,共羡人伦归水鉴。……转向回天咳唾间,翻云覆雨须臾变。卿相趋朝尽过门,监司候宅稀留燕。……势去朱门惟坠吻,邸封青岸有垂杨。孤儿亡命移名氏,藳葬归魂送夕阳。……
一般人对他身后的批评,更是刻毒无情,姑举一例:
予差竣返扬州,适吴辅甡以遣戍归,与同郡郑进士元勋、乔侍御可聘就饮。予先至,首言昌时反复状,谓:“近读锦衣卫招,见昌时口供,云‘公称蒋侍御拱宸贤,夫拱宸以纠昌时通内故忤内,称其贤者似与谋焉’。以此下石拱宸,并下石公耳。”甡正色曰:“不然,此骆养性憾予,肆行捏砌,昌时岂至此!”语毕元勋至,不知予先有言,又言昌时婢阿状,往得罪周辅,委蛇蒲伏,顿头不起。甡又正色曰:“不然,此嗔昌时者所砌,昌时岂至此!”语毕,可聘至,又不知予与元勋有言,复备言昌时贪横状,某处纳贿若干,某事纳贿若干,言尤力。甡讶曰:“乃尔!”宴罢,甡先行,予述予言告郑,又述予与郑言告乔,笑曰:“三至投杼矣。”(《三垣笔记》卷中)
只有他的老朋友吴梅村念念不忘,在集子里还留下一首《鸳湖感旧》:
落日晴湖放楫回,故人曾此共登台。风流顿尽溪山改,富贵何常箫管哀。
燕去妓堂荒蔓合,雨侵铃阁野棠开。停桡却望烟深处,记得当年载酒来。
梅村集没有编年,此诗不知作于何时。查年谱,顺治八年壬辰(1651),梅村在嘉兴万寿宫住了一些时候,草完了他的《绥寇纪略》,也许是这时重游鸳湖所作的。距离吴来之被杀,已经十年了。复社同人,死的死,投降的投降,做和尚的也有(熊鱼山),梅村痛定思痛,写下了《复社记事》,痛切地检讨了一下,可是我们在他的诗文中间,所能发现的斥责实在远不及惋惜来得多。他大概还是以为如果张溥不死,局面一定会大大两样,而不致糟到这种样子的。
我不懂诗,然而喜欢读《鸳湖曲》,觉得它的确包含着浓挚的情感,不仅只是哀悼逝者,而且还夹杂了作者的身世之痛,确是“诗史”。虽然为了种种原因,写得十分晦涩,让我说了这些话来解释。至于我自己,结束了这两年来悬在心上的一件工作,把乱书一推,也真好像赶开了这一些三百年前丑恶的政客、恶魔,使它们无法再来纠缠我的清梦,自己觉得也真是十分痛快的事。
1949年3月1日夜1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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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裳先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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