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为上公，没而为神人：姜太公的历史形象及其人格神崇拜
姜太公，商末周初人，姓姜氏吕，名尚字望，俗称“姜子牙”。民众口中的太公，时而是辅佐文武王、管理齐国的杰出政治家，时而是溪边垂钓等候明主的老年隐士，时而又是玉虚宫元始天尊门下管理封神的人中仙，繁多的名与号，暗示出他所拥有的多面的形象。作为中国古代的一位知名人物，姜太公不仅本人有过辉煌的一生，也在后世发展出“武神”和“封神”两种类型的人格神崇拜，正应了苏轼在《祷雨磻溪文》里所说：“夫生而为上公，没而为神人，非公其谁当之！”
出身寒微的帝王师：姜太公其人
现今我们能找到的最早涉及姜太公的文献记载，是《诗经·大雅·大明》。这篇关于周朝开国历史的叙事诗在谈到牧野之战时写道：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其中，“师尚父”是对姜太公的尊称，而“时维鹰扬”则表现了身处威风凛凛的伐纣军队，太公的骁勇之姿有如奋飞长空的雄鹰，格外引人注目。从这些诗句来看，姜太公应该是周武王阵营中一位重要的军事家或将领；而他身上作为武将的这一面，将会得到后人的崇拜。
明万历刻《三才图会》太公像
我们都知道太公有非常多的名称、名号：吕尚、吕望、姜尚、姜子牙、太公、姜太公、太公望、师尚父，那么彼此之间如何辨别？事实上，光是这些名字就能向我们讲述不少关于太公的生平。
首先，“姜”是太公的姓，“吕”则是他的氏。先秦人姓、氏两分，“姓者所以别婚姻，氏者所以别贵贱”，姓是用来标示共同血缘关系的，而氏则是用来区分从同姓宗族分化出去的各个父系族群。同时，先秦男子称氏不称姓，因此我们在早期文献中基本看到的都是“吕望”、“吕尚”，而不会看到“姜尚”这样的叫法。
“姜”这个姓格外值得讨论，因为相传该部族是炎帝神农氏的后裔，《说文解字》称“神农居姜水，因以为姓”。由于姜水与姬水相去不远，姜姓部落就经常与黄帝后裔、姬姓部族（周朝君主便姓姬）通婚。姜姓原本居住于西方，是古代游牧部落羌人的一支，但很快就分离了出来，较早开始发展农业，并且不断向东迁徙。长期以后，姜姓人就在今河南、山东等地建立了齐、许、申、吕、莱等国。因此，“姜”表明太公是庞大的姜姓部族的一员，“吕氏”则表明太公的祖先过去被封于东方的吕国，因此他的籍贯应该就在此地。
其次，“太公”、“太师”、“师尚父”等，不是他担任的官职，而是周人（特别是齐国人）对他的尊称。《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称“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太”字在先秦均写作“大”），刘向《别录》里把“师尚父”一词解释为“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父亦男子之美称也”。可见，用所谓“公”“师”“尚”等字来称呼吕望，都是出于对他的崇敬，所以当我们使用“姜太公”来具体指称这一历史人物时，其实隐含了一种赞美的意味。
最后，关于广为人知的“姜子牙”，这个名字大约是后人的一种误传。《史记索隐》引谯周称太公“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后”，司马贞自己则修正为“盖牙是字，尚是其名”；然而纵观先秦文献，找不到一处称太公为“姜牙”的记录，所以“姜子牙”极有可能是汉以后的一种传说、讹误，与史实不符。不过有趣的是，恰恰是不合史实的一个名字在后世最为流传。当然，这并不代表“姜子牙”这个名字就毫无意义，它是太公事迹传播数千年的一个结果，代表了后人的新造和想象。
由此看来，历史上的姜太公姓姜、氏吕、名尚、字望（一说名望），死后被尊为“太公”或“师尚父”。这些名称足以说明吕尚在周朝享有极高的地位，那么他的一生究竟是什么样的？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姜太公像
虽说姜太公的祖先因有功封于吕国，但是“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经过这么多年的繁衍，到了吕尚一代大概已经没有什么政治资本了，从贵族降为平民，而他似乎又出生于一个特别贫困的家庭，所以只能四处奔波、谋生。结合战国到汉朝的文献来看，姜太公在遇到周文王之前可谓贫苦至极。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篇称：
吕望为臧棘津，战监门莱地，行年七十而屠牛于朝歌，兴而为天子师，遇周文也。
《战国策·秦策五》：
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文王用之而王。
《尉缭子·武议》：
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盟津，过七十余而主不听，人人谓之狂夫也。
《离骚》：
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
《韩诗外传》卷八：
太公望少为人婿，老而见去，屠牛朝歌，赁于棘津，钓于磻溪。文王举而用之，封于齐。
《说苑·尊贤》：
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
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吕尚年轻的时候似乎因为家里过于贫穷，只能出外到妻家做赘婿（“人婿”“臧”），结果年纪较大以后却被老婆扫地出门（“逐夫”），只能重新回到吕氏家族；他似乎在商朝首都朝歌的市场上当过屠夫，挥刀切肉，当街叫卖；他似乎又在棘津当过食品小贩（“卖食”），但是卖货能力也不怎么样；此外，他似乎还一度在旅店里当服务员（“迎客之舍人”），也做过地位卑下的看门人（“监门”）——如今已无法考证太公是否有过全部这些经历，概而言之，屠夫也好，小贩也罢，都意在说明他早年极其穷困潦倒。
当然人们都相信，太公并没有毕生穷苦，而是在七十岁那年走到了人生的转折点，也就是得到周文王姬昌的重用，之后一举立下了辅佐文王兴邦、武王伐纣的赫赫功劳，成为周王朝的开国功臣。至于贫寒如吕尚是如何跻身于文王集团的，人们大约还不明就里，因此便出现了“太公垂钓”的传说。《吕氏春秋·孝行览》称：
太公望，东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无其主。闻文王贤，故钓于渭以观之。
后世广为流传的、隐居垂钓以候明君的太公形象就在这个时候初具雏形。
把上面的诸多材料整合到一起，就得到了史上第一篇完整的姜太公传记：《史记》中的《齐太公世家》。司马迁当然是在广采众多史籍和各方传说的基础上写成的太公传记，但由于它是一篇完整连贯的叙事作品，因此就成为人们了解这一历史人物时最值得参考的文献。
明弘治刻本《历代古人像赞》太公题跋像
按照司马迁的表述，太公吕尚是东海边上的人（具体是哪一处没有说明），他的祖先因为辅助大禹治水有功，所以在夏朝就受封吕、申两地，并在此创建了姜姓的国家。然而到商朝以后，吕国和申国都渐渐衰落，因此有些吕氏后代就沦落为庶人百姓，而太公就是其中的一人，因此“吕尚盖尝穷困”。
至于太公是如何被彼时仍为西伯侯的姬昌所发掘的，司马迁给出了比以往更为详细的叙述：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彨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
这一段显然是在“太公垂钓”故事的基础上扩写而成，并加入了占卜、预言等元素，从而让太公与文王的初遇显得更富传奇性。
或许是出于“宁信其有，勿信其无”的治史态度，司马迁还根据其他材料提供了太公遇文王的另外两种故事：一种认为太公曾做过纣王的臣子，但因不满暴政而离开，之后四处游说诸侯，但没有君主愿意接纳他，最终西行去了周国；另一种故事则认为，当姬昌遭逢牢狱之灾、被纣王囚禁在羑里的时候，他的手下散宜生、闳夭二人就去向吕尚寻求帮助，而吕尚听闻姬昌贤明，所以就与二人一起搜罗各种美女珍宝，进献给纣王，从而把姬昌赎出来——吕尚究竟是如何进入周文王集团的，司马迁自己也没法确定，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投奔周国的吕尚一定地位显赫，做了文王、武王的帝师。
归周之后，太公成为文王手下最重要的谋略家，他与文王一起谋划如何推翻商朝的暴政，提供了许多兵权与奇策，使得周国国土大增，所以司马迁说后世谈论兵法时都会把他追认为祖师爷。文王驾崩以后，武王即位，集合了一个新的领导团队，而太公在里面扮演了一个主谋和总指挥官的角色：
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也。”武王曰：“未可。”还师，与太公作此太誓。
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
这里“左杖黄钺，右把白旄”的毅勇形象，和《诗经·大明》里的描绘非常接近。不论是武王与太公共同立下太誓（即《尚书·泰誓》），还是太公一人的劝告竟能压过占卜和群臣的反对声，都足以说明吕尚在周王室中的地位如何，而司马迁也写明太公在武王伐纣的大规模行动中出谋居多。
灭商以后，天下归周，而作为功臣，太公封到了齐地。此时的太公又凭借出色的治理能力使齐不断发展壮大：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齐国是姜姓部族建立的国家，同样是东海人的姜太公自然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于是能够因地制宜发展工商业，为齐成为大国打下了坚实基础，“以太公之圣，建国本”，而向往齐国大国风范的司马迁，也毫不吝啬对于太公的赞美之词。
总的来看，早期的姜太公主要呈现的是集政治家、军事家于一体的开国功臣形象。他俨然成为皇权制度下的一个典范，寄托着无数文人的政治理想。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太公身世的模糊性也为后世的诠释与想象敞开了空间。
昭烈武成王：武神崇拜的历史
作为周王朝的重臣，姜太公自然很早就成为了人们崇拜的对象。我们如今可以考证，最晚在东汉时代，就有了祭祀太公的现象：《魏书》和《水经注》都曾记载，在汲郡的东北就有一座太公庙，庙前碑文表明此庙是东汉人杜宣、崔瑗等人所建。而到了唐代贞观年间，官府开始明确下令在传说中吕尚垂钓地磻溪建立太公庙，而官方的加入显示了太公祭祀正不断兴旺。不过这个时候，人们对太公的崇拜似乎还缺乏一个明确的角色定位，似乎只是把他当作一个遥远的先祖来奉祀。
山东省淄博市姜太公祠
然而，到了唐代开元十九年，太公信仰突然“升格”，因为朝廷下诏要求在两京建太公庙，并且规定了明确的祭祀时间与礼制，《新唐书·志第五》记载：
开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庙，以留侯张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乐之制如文宣。出师命将，发日引辞于庙。仍以古名将十人为十哲配享。天宝六载，诏诸州武举人上省，先谒太公庙。
不仅武举人应考要先去拜谒太公庙，而且军队出师、任命将领当日也要前来参拜讲话，甚至连张良这样的一代名臣也只能当他的从祀。可见，从这时起，姜太公吕尚就正式进入了国家级的祭典，而他的角色也被树立为“武神”、“军神”，太公庙因此就成了国家钦定的武庙。这种出人意料的崇拜到了唐肃宗时期甚至不减反增：
上元元年，尊太公为武成王，祭典与文宣王比，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秦武安君白起、汉淮阴侯韩信、蜀丞相诸葛亮、唐尚书右仆射卫国公李靖、司空英国公李勣列于左，汉太子少傅张良、齐大司马田穰苴、吴将军孙武、魏西河守吴起、燕晶国君乐毅列于右，以良为配。
所谓十位良将，都是历朝历代大名鼎鼎的军事家，比如孙武、乐毅、白起、韩信、诸葛亮等等；然而他们在国家大典中却不能拥有自己独立的祭祀场所，只能当作太公的“配享”，也就是从属于太公的身下来享受人民的祀奉（该庙制后来成为元杂剧《十样锦诸葛论功》的题材）。配享常见于帝王宗庙以及孔庙，比如颜回就从祀于孔庙，又如张良按照传统就应从祀于汉祖刘邦庙，而姜太公之所以能拥有超高的祭祀规格，就是因为他被追封为“武成王”，与“文宣王”孔子相对应：在一个以儒为尊的帝国里，孔子的地位无须赘述，而一个文王的大臣竟然能够与千古圣人平起平坐，享受同等的祭祀。表面上，这种事在当时的士大夫眼里简直不可思议。
武成王姜太公衣冠墓
当然，太公信仰的升格绝非空穴来风：“武”对“文”，“武成”对“文宣”，从名字上来看，为太公追加的封号有意识地在与孔子的封号相对应；既然孔子形象及孔庙（等于国家的文庙）祭礼象征着文官的体制性地位，那么反过来，武神崇拜的升格，也就是在礼制层面上对军人地位的肯定。对此，宋人周翰就看得很清楚：
昉自唐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盖以天下虽大，不可去兵；域中有争，未能无战。资其佑民之道，立乎为武之宗，觊张国威，遂进王号。
随着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在初唐走向崩溃，民众越发不识弓枪，因此武则天创立了武举制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武人的价值；而到了安史之乱后的肃宗时期，四处征战、安邦定国的武将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已经远远高于安史之乱前，所以就不难理解肃宗为何下诏追加隆重的“武成王”封号。大幅提升姜太公的祭典规格，无疑与官方想要提振整个社会的尚武精神、抬高军人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到此就不难理解，德宗贞元年间出现的对武臣王庙制的非难，本质上则是以李纾、陆质为代表的文臣对武将的猜忌与戒备。
这里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太公身上的何种属性能够让他被唐人视为武神、军神？前文已述，从很早开始，人们就把姜太公理解成一个开国功臣；也就是说，人们主要是从“君臣”的概念、从文王武王与太公关系的角度去把握这一人物形象的。所以，太公在后世被树立为“武神”，具有独立的地位，不是源于他的功臣身份，而是源于他作为勇将、作为兵家始祖的一面。
前文所引《诗经·大明》已有“鹰扬”的诗句刻画太公在牧野之战上的英勇，实际上，这种描述在史籍上并不少见，如《逸周书·克殷解》称：
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
《史记·周本纪》：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
这里是说，当武王与纣王在牧野两军对阵的时候，武王先让太公带领一队勇士冲锋陷阵（“致师”），然后再指挥战车跟进。这正说明太公本人也有武勇之力。同时，就像司马迁所说的，历史上的太公擅长谋略与兵法，因此后世基本会把他纳入兵家的谱系中来，《事物纪原》卷九称：
沈起《吴子序》曰：“兵法始于黄帝，其后得其传者，周太公、齐管仲、吴孙武、魏曹操、蜀诸葛孔明，其书皆行于世。”
不仅著名的《六韬》（也称《太公兵法》）托名为太公所作，后来也有大量的兵书被挂在他的名下，我们如今一般都把吕尚看作“兵家始祖”。所以，正是因为身上具有武将和军事家的属性，姜太公才被后人树立为“武神”。而从唐到元代，太公一直保持着自己国家武神的地位，武成王祭典也基本没有变化。
临淄太公湖广场上的太公铜像
到了明洪武二十年，一切都发生了转变。《明太祖实录》记载，当年七月礼部奏请沿袭前朝制度，立武学，用武举，仍旧祭祀太公，并建置武成王庙。然而朱元璋给的回复是：
太公周之臣，封诸侯。若以王祀之，则与周天子并矣。加之非号，必不享也。至于建武学、用武举，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三代之上，古之学者，文武兼备，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岂谓文武异科，各求专习者乎? 即以太公之鹰扬而授丹书，仲山甫之赋政而式古训，召虎之经营而陈文德，岂比于后世武学，专讲韬略，不事经训，专习干戈，不闲俎豆，拘于一艺之偏、之陋哉? 今又欲循旧，用武举，立庙学，甚无谓也。太公之祀，止宜从祀帝王庙。
最终，按照朱元璋的“神号改正诏”，明朝官府撤销了太公的“武成王”封号，旧有的庙也遭到废止，太公改为在文王、武王庙陪祀。从这些话来看，朱元璋反对武成王祭祀的理由主要是两个：一是吕尚本来只是“周之臣”，不管地位多高都抹不掉他臣子的身份，因此尊号为“王”就等于是与周文王、武王平起平坐了，而这严重违背君臣之礼；二是太公的武神祭祀过分抬高了武功的地位，会让武人只知练兵而不习经学，而且文武并非殊途，人人都应争做全才。这些说辞应该能够反映朱元璋的一部分想法。不过，也有人认为朱元璋废武成王庙制与他厌恶孟子有关：孟子曾多次高度评价武王伐纣，认为为臣的姬发是“诛一夫”而不是“弑君”，朱元璋对此等“民本”言论极其反感，废除了孟子祭祀；而作为伐纣功臣的姜太公（何况他可能也做过纣王的臣子），大概率也会被朱元璋打上“不忠”的标签，加以贬斥。
不论如何，出于种种原因，在明朝初年，太公的武神崇拜就走到了尽头，自唐至明，其间也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当然，国家仍然需要武神祭祀的礼制存在，因此就顺应民间的趋势，重新把在宋元年间就广受崇拜、忠义的化身关羽树立为“义勇武安王”。自此，关羽就替代姜太公，成为古代社会里新的武神、军神，并一直延续至今。
太公在此：民间的封神传说
明人李云翔在明刻本《封神演义》的序里提到：“俗有姜子牙斩将封神之说，从未有缮本，不过传闻于说词者之口，可谓之信史哉？”可见“封神”传说在明代时已比较流行，并且频繁成为说唱文学的题材。如果说太公被立为武神更多是一种官方行为，那么他役神、封神的仙道形象则主要来自民间流传，以至于到如今，受命下山、手握封神榜、算卦捉妖的姜子牙故事最为民众津津乐道。
问题是：封神者的形象与上一节的国家武神面貌相去甚远，那么这种民间传说是如何演化而来的？作为历史上真有其名的周朝政治家，姜太公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百姓口中的《封神演义》主人公？
答案最早在西汉刘向《列仙传》中。按照《列仙传》的说法，太公天生具有内智，绝非凡夫，在南山的溪边隐居垂钓，三年后从鱼腹中钓得兵书。之后遇文王、辅武王，撰写了兵法一百多篇。长年服用荷花（“泽芝”）和地黄（“地髓”），所以活了两百年才逝世，而且临到下葬时棺中无尸，似乎是羽化成仙的证明——这里的太公明白无误地被视为一位神仙，与赤松子、啸父、彭祖等人并列。先秦史籍多称太公大器晚成，七十岁才遇文王，而太公后来历任文王、武王、成王三朝，大约已逾百岁。这在今天看来不合常理，但在古人眼里，长寿是成仙的重要标志，因此他们很愿意把太公想象为一位神人。
清代周培春绘太公神像图
《列仙传》是最早把太公当成神的记载，这种传说到了后来就演变成太公能够通于神灵、役使神灵的故事版本，常见于志怪小说中。如《博物志》卷八写道：
太公为灌坛令，武王梦妇人当道夜哭，问之，曰：“吾是东海神女，嫁于西海神童，今为灌坛令当道，废我行。我行必有大风疾雨。大风疾雨，是毁君之德也。”武王觉，召太公问之，果有疾雨暴风在太公邑外而过。
东海神女想要西行，却遭到了灌坛令的阻碍，只因太公为政贤良有德，而狂风骤雨的天象不合于德行，致使神女当道夜哭，这正说明太公具有通神的法力。
而太公不仅可以通神，还能（象征性地）役使神灵。历史文献多称武王伐纣时遭逢恶劣天气，比如《太公金匮》称：“武王师到牧野，阵未毕，而暴风疾雨，雷电幽冥前后不见。太公曰：‘善。雷电者，是吾军动应天也。’”，从而借以论证“天人感应”的思想。而古人多把风雨雷电想象成各司其职的神灵所操控，因此恶劣天气就被进一步解释为四海之神前来助阵。《旧唐书》长孙无忌奏疏引《六韬》逸文称：
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公对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命焉。既而克殷，风调雨顺。
另有《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一的“四海神”条目：
武王伐纣，都洛邑。明年阴寒，雨雪十余日，深丈余。甲子平旦，五丈夫乘马车，从两骑，止王门外。师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曰：“大夫在内，方对天子，未有出时。且进热粥，以却寒。”粥皆毕，师尚父曰：“客可见矣！五车两骑，四海之神与河伯风伯雨师耳！南海之神曰祝融，东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颛顼，西海之神曰蓐收，河伯风伯雨师。请使谒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于殿上，谒者于殿下门内，引祝融进。五神皆惊，相视而叹。祝融等皆拜。武王曰：“天阴乃远来，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谨来授命。”顾敕风伯雨师，各使奉其职也。
这个故事传达的信息有二：其一，太公通于神灵，仅凭“五车两骑”就能判断是哪些神，并能叫出他们各自的名号，引得众神皆惊，“各以其名召之”，相当于是为武王沟通了神仙界；其二，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不论“各以其职命焉”还是“各使奉其职也”，都表明太公拥有一种象征性的、高于四海神的权力，能够以天命的名义调遣他们为伐纣战争服务。
清代墨绘本《封神真形图》姜太公画像
这样一种“役神者”的形象，就是《封神》姜子牙的原型。一般都认为，《封神演义》是以元代《全相武王伐纣平话》的故事框架为基础的，不过《武王伐纣平话》的内容主干是“吕望兴周”，并无“封神”相关的行为，所以民间的“封神”传说主要还是由志怪小说（以及《史记·封禅书》中“太公作齐地八神”的记载）脱胎而来。《封神演义》第六回里云中子得知纣王焚毁宝剑后，点头叹息道：
一则是成汤合灭，二则是周国当兴，三则神仙遭逢大劫，四则姜子牙合受人间富贵，五则有诸神欲讨封号。罢，罢，罢，也是贫道下山一场，留下二十四字，以验后人。
对照来看，云中子所说的五件大事，几乎就是志怪小说里“太公命神灵助周灭商”的基本结构，而由于“封神”内容的加入，使得整个姜子牙故事具备了神魔小说的性质。不过，在这个充满了神魔的世界中，姜子牙也并非《列仙传》里那个活到二百岁的神仙。《封神演义》第十五回里写姜子牙受命下山，代元始天尊封神：
子牙忙至宝殿座前行礼曰：“弟子姜尚拜见。”天尊曰：“你上昆仑几载了？”子牙曰：“弟子三十二岁上山，如今虚度七十二岁了。”天尊曰：“你生来命薄，仙道难成，只可受人间之福。成汤数尽，周室将兴。你与我代劳封神，下山扶助明主，身为将相，也不枉你上山修行四十年之功。此处亦非汝久居之地，可早早收拾下山。”
姜子牙终究还是一个人，这一点与志怪小说相同，不过他既是“人中仙”，就沟通了以元始天尊为代表的神界和以武王为代表的人界：一方面替师尊张布封神榜，让诸神灵从劫运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则领导周国军队与阐教势力推翻商纣，完成兴周大业，就像历史上的吕尚所做的那样。因此，到了《封神演义》这本通俗文学作品里，“太公役神”传说就完成了向“子牙封神”的转变。
明万历刊本《新刻钟伯敬先生批评封神演义》“姜子牙归国封神”页版画
虽说姜子牙是人，但毕竟代表了元始天尊，因此具有一种权威性。小说第九十九回写姜子牙归国封神的场景：
子牙宣读敕书毕，将符箓供放案桌之上，乃全装甲胄，左手执杏黄旗，右手执打神鞭，站立中央，大呼曰：“柏鉴可将‘封神榜’张挂台下。诸神俱当循序而进，不得搀越取咎。”柏鉴领法旨，将“封神榜”张挂台下。
虽然姜子牙自身神通并不广大，但封神行为代表了他对于诸神的一种象征性的号令与权威，就如同他手中的那根打神鞭，威力不大，但内在地具有制约、管理众神的意义。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封神的权威，与作为灌坛令拦阻东海神女、代表纣王部署四海神河伯的“役神”行为，是具有一致性的。
“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字画一例
此类封神传说得到民间的传播，就演变为姜太公具有驱邪的法力，并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保护神”的太公崇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姜太公在此”的贴画：人们在新造房屋、修理仓库、自立门户等涉及到家宅的行动时，会在房梁上张贴“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百无禁忌”的字画，以求辟邪保平安。相关的传说认为，姜太公封神之后，唯独自己没有封号，玉皇大帝深为同情，于是降诏宣布，日后太公到任何一地，诸神都应该暂时避让。这种风俗最晚应流行于清朝（特别是江南地区），如今在一些农村地区也能看到，而按照部分清代文人的解释，这基本是受《封神演义》的影响所致。
如此看来，即便作为国家武神的崇拜几乎已经消失无踪（甚至于说姜子牙无法成仙、没有封号等故事，都是对于太公被剥夺“武成王”封号的一种映射），姜太公还是经过普罗大众的想象，转化为一位人们乐于接受的“家神”。而有关“封神”的神话与崇拜，亦可作为一项例证，向我们演示民间文化与宗教特定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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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博《先秦经传所见齐太公形象演变考》，《华夏文化》，2011年1期。
5、刘彦彦《历史·政治·文学——姜子牙形象的演变与文化内涵》，《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期。
6、于赓哲《由武成王庙制变迁看唐代文武分途》，《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九辑）》，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2002年11月。
7、朱海滨《国家武神关羽明初兴起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1期。
8、仝晰纲《宗教行为与姜太公神话的文化积淀》，《辽宁大学学报》，1999年5期。
9、任雅萱《民间的“正统”：明清时期姜太公风物传说的时空结构》，《民俗研究》，2020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