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说，相比《我和我的祖国》与《攀登者》，《中国机长》在题材和表达上，有着难得的均衡感和协调一致性。《我和我的祖国》是半部交响曲。从整个节奏编排上，总指挥陈凯歌一看就是懂乐理的人：第四乐章，是与第一乐章呼应的《回归》，回旋曲式演绎，节奏再次昂扬急速。如果是作为一部交响曲，到这里就结束了——交响曲一般就四个乐章。但作为一部电影，它为了一个美好的寓意，必须凑足7个，结果就是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北京你好》《白昼流星》和《护航》，主题的重复感，表现主题模式的陈旧化，已经让观众感到情绪调动乏力。止步于前四章，《祖国》本有望在均衡感和协调一致性上，如一部法度森然的格律。但陈凯歌不是杜甫，他是《妖猫传》里醉倚琼浆池的李白，写到得意处，长短句并射，不求章法，但求“将进酒，杯莫停。”《攀登者》的主要问题，在于持续整部电影的分裂感。均衡和一致性，根本无从谈起。导演李仁港就像去吃自助餐，他一不知道这家店的招牌是什么，二不知道自己的饭量，只顾着往盘子里加菜——于是自己吃撑了，也把观众看吐了。在《祖国》的七十年恢宏叙事和《攀登者》承担确立历史界碑重任的映衬下，《中国机长》的格局更为小巧，姿态也就最为舒展。《机长》改编自2018年一起真实的国内民航班机事故：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号班机从重庆飞往拉萨，于近万米高空，突遇驾驶舱右座挡风玻璃破裂脱落，座舱快速减压。此时飞机与地面塔台也失去了通讯。当此危难之际，机长刘传健和其他机组人员沉着应对，于35分钟后，安全着陆。到了电影里，关键角色有四个：驾驶舱三人组，由张涵予饰演机长，杜江饰演第二机长，副驾驶由欧豪饰演。乘务长一角由袁泉扮演。
立项后，上映前，《中国机长》就被折成纸飞机，和国内外同类题材的作品比飞。国内的，就自然要提到张建亚于2000年导演的《紧急迫降》。它的主体篇幅，落在了遭遇起落架无法打开的故障后，机长邵兵和地面塔台的通力合作上。但《中国机长》和它有所不同。从原型看，更强调机长刘传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换句话说，他只能靠自己。出了事故，和地面断了联系后，所有决策，系于刘传健一身。不管情不情愿，它都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天然剧本。国外的，又不免提到片名里含了机长二字的《萨利机长》。但这是部传记片，影片对灾难场面着墨不多，主体篇幅落在事故发生后，萨利应对有关部门调查的描摹上。与之比较，《中国机长》那就更不同了。简单调查后，全体机组人员很快受到有关部门的奖励和表扬，被授予“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称号。至于和川航3U8633极为相似的英航5390事件，后来被拍成了纪录片式的《空中浩劫》，非常有教育意义，但和《机长》没有太多可比性。纵观下来，在整个事件的前、中、后期，《中国机长》都占据了灾难类型片的绝佳狙击点，狙击对象堪称“三突出”：灾难场面突出，英雄形象突出，主题深刻性突出。可惜的是，它还是打偏了。前期的一个表现点，是交代机组人员的专业性。现如今，看一个导演是否对所拍摄的题材有深入了解，就看他第一步是不是做了这件事：报菜名。
这是一个挺唬人的花活儿。你一看迎面向我们走来的男男女女，英姿飒爽，制服整洁，先感到赏心悦目；再侧耳一听，嘴里进进出出，都是些业内专业术语。哎呀，听不懂就对了；定睛一瞧，手上的动作起起落落，就是关门擦凳子，也透着训练有素。如果控制在10分钟内，这招非常奏效。一旦蔓延到30分钟开外，那带给观众的感受便像，我今天是来看赛车比赛的，结果你给我秀了三十分钟自动驾驶。到了无聊感油然而生的时候，你已经不难看出导演刘伟强的心理活动：《头文字D》的漂移你们是看不到了，开车嘛，稳就行。报菜名还不够，你也要炒两道菜——这便是前期第二个表现点，刻画众生相和营造生活感。导演沿用的是中国摆酒席的做法，冷菜十道，热菜二十道，最后上汤羹和果盘。我们看着也觉得挺丰富：有去拉萨工地给人做饭的四川夫妇，有带着吃奶娃的母亲，有抱着亲人骨灰盒预备落叶归根的藏族同胞，有去拉萨散心的网红脸姑娘，也有哑巴女和纯情男孩的动人邂逅……机组人员这边，三个驾驶舱人员，九个乘务舱人员，十二个人的性格和生活层面，也做了必不可少的粗线条勾勒。我能有这番记忆，不是因为人物够鲜活，而是他们的身份够特别。到这里，导演刘伟强又教给我们另一个偷懒绝招：强化身份特征，可以和塑造人物以假乱真。当人物躲到了身份背后，我们会发现，主轴叙事线在动态发展，但是人物早已定格：张天爱饰演的乘务员，一直替旅客抱着娃，有一个乘务员一直坐在一位大妈的腿上。驾驶舱里也没好到哪里去，欧豪半截身子挂在窗外，被气流抽的鼻青脸肿好歹回落后，就一直埋头缩着，用后背表现演技。最后张涵予还能对他说，我觉得你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好机长。
真实事件从遇险到降落，用了35分钟。电影要拍111分钟，理所当然需要丰富前期、戏剧化中期和扩容后期。
但从三十多分钟的前期处理看，棋局摆开了，走子有些顾此失彼。这也使得中后期的高潮段落，蓄力不足。
这第二枪，是关于有效性的问题。
到了40分钟左右，副驾驶座位前的挡风玻璃脱落，接下来的惊险场面调度，是导演刘伟强的拿手好戏。
驾驶舱内，机长张涵予要继续专注驾驶，也要分神救被吸出窗外的欧豪，还要适应突如其来的巨大反差气候，他能不能行？座舱释压后，乘客兵荒马乱，乘务长袁泉要迅速布控其他乘务员，也要以自己的镇定给全场人信心，她能不能打破“空姐不就是端茶倒水的”偏见？在这一小节里，关键角色层次感分明，叙事节奏陡然提速，流畅利落。你几乎可以期待，下面真就像导演许诺的“给观众过山车般的体验。”第一关，往前走，雷雨云裹挟万钧雷霆，飞进去，等于扔进了搅拌机；第二关，往下走，雪山如箭簇列阵待发，碰着了，灰飞烟灭；
但是当整架飞机被卷入接二连三的外部凶险中，飞机内部，再次陷入了此前说的定格状态。
比如我们先看驾驶舱内的情况。张涵予这次抓住一个“不动声色”作为表演的支点。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应对有力。这是一个富有经验的机长该有的精神面貌，没问题。
只是这种英雄气质的过早流露和英雄形象的前置样板化，几乎无形中将“中国机长”与“中国英雄”作了同义替换。换句话说，我们先看到了一个品质光辉的英雄，而非一个在成为英雄前的普通民航机长。原型刘传健机长在这一过程中，不动声色之外，他的内心，被两个字占据：犹豫。挡风玻璃脱落，眼前的显示屏瞬间被故障报备填满，飞机状态极度敏感，极其不稳定。此时，他的任何一个未经审慎思考的动作，都可能是致命一击。保持现状外的操作，他能不做就不做。
这种心理活动表现的缺失，与其说是疏忽，不如说是有意为之——否则电影中，需要通过大yue bing般的花式飞行完成的惊险场面，都将失去合理性根基。在大场面调度和人物的人性质感上，导演毫不犹豫 pass 了后者。犹豫，是因为有选择。有选择，就必须做决策——保持现状是过度，改变现状才是诉求。随着第二机长杜江进入驾驶舱，本来这三个人的封闭空间戏，大有文章可做。但副驾驶欧豪已经毫无指望。杜江主要干了两件事，为另外两人戴上氧气面罩，之后为张涵予卖力搓胳膊，活络肌肉。也就是说，不管是多一个人还是少一个人，张涵予都是一个人在战斗。
原型故事里，第二机长梁鹏介入后，充当了重要的参谋作用：他马上拿出电子飞行包，翻出拉萨的失压程序，告诉机长应该往哪儿飞，高度应该下多少，做好相应计划。机长则在指挥下，专注操纵飞机。
这种主要人物和人物关系刻画的有效性问题，在乘务舱的9名乘务员和119名乘客里，有着更充分的暴露。
从乘客角度，此前单表的几个典型代表，要么在飞机遇险后，仿佛和此前的自己失去了联系。比如头等舱那个刺头卷毛男，一头一尾冒下头，中间始终缩头；
要么一再言行重复，原地踏步。这个没有比如，大部分乘客都作了如是处理。
我们看《紧急迫降》，次要人物如爬山虎，顺着主轴事件生长。《迫降》里有个提着一箱子钱的土厂长。踩着点上飞机，农民样呼呼大睡，飞机有事后只想着钱不能有事，问乘务长能不能跟底下通个电话，活画出一个土；
之后缠着乘务长要写遗嘱，托付箱子——里面是一千多个工人的命根子钱，土里包裹的直和善，破了壳。为了这只箱子，厂长没少裹乱。厂长、箱子和乘务长这组关系，不断互动，贯穿全程。如此人物设置，有三四个。飞机出事，联动之下，每个人生活和命运都出了事。怎么表现？要让人物动起来，而不是一个劲儿的吵和闹。回到《中国机长》，面对乘客的吵闹和失控，乘务长袁泉的表现，可圈可点。可以说，没有袁泉过人的领导力和统摄全局的沉稳气场，乘务人员这边，几乎要沦为一条扁平的警戒线。但袁泉的表现空间还是被极大压缩了。指挥乘务员各就各位、帮助有需要的乘客而外，她只能做一件事：通过广播，以高度职业素养，稳定人心。
片中有一个乘务员被餐车撞晕在地，此时插进一段袁泉整理队伍、要大家“报数-答到”的职业秀。这一段想要的高潮，明眼人一眼看出：倒地的乘务员，在乘务长的一声声口令及其他乘务员的口令接力中，高高竖起了大拇指，站了起来。
喊口号的威力越大，本质上什么都做不了的无奈和局促，也被同时放大。还是拿《紧急迫降》做一个对比。乘务长徐帆领衔的乘务人员，在安抚乘客情绪、提供必要帮助之外，尚有一个赢得乘客信任的问题。要想赢得乘客信任，靠喊广播“我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还不够。具体解决乘客当下的问题，是第一步。
影片中，有个满嘴外国话、常年飞来飞去的中年秃头男，刚开始的欠揍嘴脸，与《机长》里的卷毛男难分高下。飞机遇险，他欠揍的嘴脸越发乖张，举止荒诞：一会儿拿着水杯，对着空难死去的朋友照片cheers；一会儿撒起泼来，哭天抹泪，油盐不进。当乘客失去理智，任何专业手段都失效的时候，怎么办？其中一个此前受到他羞辱的乘务员，一把将他的脑袋搂进怀里，哄小孩儿一样，边摸头边说，乖，没事。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应对。秃头男在某种感化中，乖乖起身，听从安排。问题解决，也把乘客和乘务员的关系，勾勒其中。而在全体乘客的信任问题上，可以看《机长》和《迫降》都有的一个安全降落风险。《机长》的策略是，由乘务长起头，大家再次喊口号：弯腰低头，紧迫用力！第一步，动员、疏导乘客坐到后排——飞机可能机头着地；第二步，再次动员、引导乘客摘下金银首饰、脱掉鞋袜——假如飞机落地着火，逃生时，身上不能有易燃物质；第三步，作最后准备，全部乘务员于过道间，整齐划一示范：弯腰低头，全身紧迫用力！
简单对比下来，我们会发现，《机长》更多是在用口号表现专业性，《迫降》则是用动作表现专业性。而后者，我想才是赢得乘客信任更有说服力的做法。包括安全落地后，我们看到《机长》此前铺垫的消防、救护和武警部队力量，十万火急，八面驰援。最终的场面是，飞机稳稳当当停在跑道上，救援车辆则稳稳当当停在飞机前——没着火，也没什么人受伤，大家风风火火赶来，像是就为了寒暄一场。这种“yue bing式”的主旋律思维，几乎将有效性问题完全推出了本次电影表达的范畴。张涵予和杜江，能从驾驶舱走出来，我没怎么震惊。但看到他们面色如常，制服光洁鲜亮，发型都跟刚做的一样，我先是一惊，接着在心里竖起了大拇指——心态稳算什么，从里到外稳如泰山，才是中国机长的风采。这一段终章，只想把英雄主义的主旋律演奏到最强音，英雄会不会劫后一襟冷汗、身心被这段经历反复拷打，这里不作探讨。朱亚文饰演的管理局官员一句，怎么这么牛啊。张涵予压轴走出机舱，接受群众的喝彩和欢呼，是一个大难不死的英雄，配享的礼遇。
原型里，机长刘传健在完成这个民航史上的奇迹后，接受了长达半年的生理和心理治疗，身体机能循环恢复，至少需要两年时间。复飞体检，副驾驶则至今过不了最基本的眼压测试项目。电影中，英雄机组成员相聚一堂，谈笑晏晏过“生日”。而在现实里，大家从不会一起谈论这件事，都想忘记。刘传健说，我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民航不需要什么英雄，需要的是安全。作为一部献礼电影，《中国机长》的重音，应该是中国还是机长，是个不需要辩证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