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了红军东征结束

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1933-1939）》中，记述了红军东征结束，政治局委员包括毛主席动身返回瓦窑堡，部队领导人也分别回到了他们的司令部。

几天以后，一方面军就向宁夏方向进军了。

在瓦窑堡，我第一个从自己的住所搬了出来，这是一座隧道似的近似窑洞的石房，紧靠着总参谋部的房子，毛主席搬了进去，另外又给了我一座城外无人居住的农舍。

据我回忆，从这段时间起，我就不再参加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了，邀请我参加的只是活动分子会议或党的会议，有时候在特殊情况下，也有人邀请我去进行个人交谈，不过次数不多。

此外，我还继续在军事学院工作，并附带负责建立和训练一个骑兵团，这是中国红军的第一个骑兵团。

几百匹马是从宁夏来的，一部分是从马步青的骑兵那里缴获来的，一部分没有经过训练的马是从一个蒙古人的养马场弄来的。

同时，还来了几百个善于骑马和愿意骑马的人。

虽然我不是骑兵，但我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在指挥唐波夫骑兵团时，以及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演习中所得到的知识和经验，使我勉强完成了这个任务，并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

我们在瓦窑堡待的时间不长，5月底，驻扎在榆林的国民党第86 师趁一方面军远在西部和苏区，相对无防卫之际，进行了突然袭击，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出现在瓦窑堡城前，所有的中央机关都在这里，但几乎没有军队防守。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只能放弃瓦窑堡这个城市，人员仓促撤退。

我就是在这撤退前一个小时才得到出发的命令的，所有的机关都转移到保安，我们是在第二天或第三天才到达那里的。

这件事实在是太丢丑了，以致瓦窑堡再也不作为临时红都而为人所提起了。

以后不久，有人告诉我，又有一对中国同志带着无线电收发报机和密码，从苏联经过蒙古到达宁夏，又从宁夏抵达保安。

这样苏区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又有了经常的联系，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毫无疑问起了积极作用，在党的领导中也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力量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这时起执行了一条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基本一致的、旨在结束国内战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

由此在内部也产生了一种两面的政策，有些方面表现出左倾宗派主义的特征，有些方面又表现出右倾机会主义的特征，虽然应该承认这个政策也有一种积极的效果，这可以从1936年这一年看来。

所谓积极的效果大体来说，首先是由于周恩来的外交才干，成功地与张学良达成了“以抗日为目的的互不侵犯和合作”的牢固的秘密协定，不久杨虎城也参加了进来。

这个协定大大稳固了陕北苏区，使我们一方面军有可能在宁夏、甘肃比较自由地进行作战。

另外，张学良还用钱和军服等物资支援一方面军，更重要的还是他在政治上的让步。

他允许（当然是极其秘密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经延安和西安与国民党地区的共产党组织自由来往，还允许共产党在他自己的司令部所在地西安设立地下办事处，以及在东北军中“帮助进行抗日教育”，也就是在官兵中进行政治鼓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