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牛人胆敢批评苏轼欧阳修，并指责《晋书》对司马氏曲笔回护
导读：王鸣盛指出，晋人所修国史对司马懿作战有夸饰，尚不为怪，“ 今《 晋书》成于唐（朝）人，而犹仍其曲笔， 不加删改”就更要受责备了。
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前期盛行的乾嘉朴学， 是我国学术文化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一次繁荣。王鸣盛 （1722—1797年） ，清史学家，官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乾隆二十八年（1763）42岁时以老母去世，从此辞官在家。所著《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历来公认是朴学家的一部名著。王氏不少富有思想性的议论和创见，每每使近代学者获得有益的启迪， 一二百年后仍被视为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动画《游子吟》就是以王鸣盛的真实故事改编
王鸣盛用比较《三国志》 和 《晋书》 有关内容的方法， 指责《 晋书》对司马氏曲笔回护。 他举出《晋书》载太和四年(230年)司马懿对蜀进兵，“ （诸葛）亮望尘而遁”， 又称 “ （诸葛）亮宵遁， 追击，破之，俘斩万计”。
而据 《三国志· 魏志·明帝纪》载，太和四年之役“ 大雨……诏 （ 曹） 真等班师”。《 三国志·蜀志·后主传》 载， 建兴八年 （即魏太和四年） 之役，“ 大雨道绝， （曹） 真等皆还”。证明《 晋书》 所述乃是为了美化司马懿而有意矫饰。
王鸣盛进而分析当时双方情势：“ 彼时，亮正大举北伐， 虽马谡小挫于街亭，而斩王双， 走郭淮， 遂平武都、阴平二郡，安得被魏俘斩万计邪？ 懿从不敢与亮交锋，屡次相持，总以按兵不动为长策。”可见击破大胜云云， 显属晋人夸词。
王氏进而指出：晋人所修国史对司马懿作战有夸饰，尚不为怪，“ 今《 晋书》成于唐（朝）人，而犹仍其曲笔， 不加删改”，就更要受责备了。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
他还批评 《晋书》在记载司马氏与曹魏政权关系时也有不少回护。如 《宣帝纪》云：“正始九年，（曹）爽、（何）晏谓帝（司马懿）病笃。遂有无君之心， 与黄门张当密谋，图危社稷。”当时是曹魏政权，却说曹爽、何晏 “有无君之心”，这是为了掩盖司马氏代魏。 王鸣盛反驳说：“此马图曹，非曹图马！即或有谋，亦但欲危懿耳，非欲危社稷也！”
宋明时期出现了大量所谓 “史论”“史评”，它们跟 《史记》《汉书》 等在篇后论赞，对人物或事件做画龙点睛式的评论不同， 也跟 《过秦论》 等篇高瞻远瞩论述历史时势有别。这类 “史论”由宋人开其先，论史专重所谓义理、道德，只取史实的某一点而横生议论，借题发挥。
譬如苏轼在文学上有很高成就，但所写的一些史论却不去分析事件的原委， 只拈出其中某一点铺陈己说。 他写的《六国论》并不论及秦国商鞅变法加强了国力， 奠定了统一的基础， 不论及秦与六国运用 “ 合纵”“ 连横” 策略的得失成败， 也不论及当时已出现的倾向统一的历史趋势， 而只讲六国养士风气之盛， 因士人 “ 各安其处”，才使六国得以“ 久存”。全文的立意是为劝说北宋统治者优遇士人，对于人们认识六国时期的历史并无帮助。
苏轼所写的《 贾谊论》， 并不论及贾谊卓越的历史眼光和匡救时弊的进步主张， 也不论及当时旧臣对他的排斥，而是借贾谊 “ 不能自用其力” 立论， 力陈士人应该讲“ 忍” 和“ 待”， 以等待统治者的重用。
贾谊（前200—前168），少有才名，汉文帝时任博士，抑郁而亡，时仅33岁
宋明两代还有为数不少的 “史论”专书接踵出现。 如宋胡寅撰 《读史管见》， 宣扬理学家 “存天理，遏人欲，崇王道，贱霸功” 的伦理观念，不顾历史时势， 专凭主观臆断评论历史， 早被王应麟讥为“但就一事诋斥，不究其事之始终”。 又如明唐顺之撰 《两汉解疑》《 两晋解疑》，议论专欲与前人不同，务求标立异说、新奇胜人，如 “贾充” 条中，称秦桧有“息民之功”。这类著作至明代大有泛滥之势，流弊极大。
宋明时期因理学盛行而滋生了主观空疏的恶劣学风， 在史学范围的表现则是， 或从主观臆测解释历史， 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事， 或模仿 “圣人《春秋》 笔法”， 对史事大加褒贬。
王鸣盛对这种气习痛加贬斥，他说：宋人“略通文义， 便想著作传世，一涉史事， 便欲法圣人笔削”；“动辄妄为大言，高自位置，蔑弃前人， 而胸驰臆断， 其实但可欺庸人耳！”王鸣盛竭力反对的 “ 横生意见， 驰骋议论” 正是针对宋明人离开史实本末的空论而发的。
纪昀（1724—1805年），字晓岚，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
由于王鸣盛对 “历史的真实性” 有相当程度的自觉追求，这就决定了他在力矫空疏学风的流弊上，比起同时代其他学者更为坚决。他敢于对康熙、乾隆皇帝推崇的朱熹著《通鉴纲目》提出直率的批评。四库馆臣对于《读史管见》之类也敢讥评，但一遇到经过 “御批”的 《通鉴纲目》立即匍匐于地，吹捧《纲目》“权衡至当，衮钺斯昭”“足以昭垂千古，为读史之指南矣”。
王鸣盛则说：朱熹的立纲与司马光修史自订提纲根本不同， 司马光的做法是 “记事之常体”，他的用意，“惟在乎案年编次，据事直书，而不在乎立文法以为褒贬， 至《纲目》 方以此为事” 。王氏把 “据事直书” 的修史方法， 跟 “立文法以为褒贬” 的做法对立起来，肯定了前者。 王氏敢于这样公开贬低 《 通鉴纲目》 ， 其勇气即来自一个正直史家对于 “历史真实性” 的追求。
欧阳修撰 《 新五代史》 把 “褒贬义例” 放在首位，是模仿“《 春秋》 笔法” 写史的又一典型。由于欧阳修是一代名儒，《新五代史》自宋至清一直被封建朝廷颁列为 “正史”，当时学者未敢直指其失， 《四库提要》 还推崇说， 欧氏“褒贬祖《春秋》 ，故义例谨严”。
欧阳修醉翁亭
王鸣盛则对欧氏专尚褒贬的做法加以严肃批评：
“欧公手笔诚高， 学《春秋》 却正是一病。《春秋》 出圣人手，义例精深， 后人去圣久远，莫能窥测，岂可妄效？ 且意主褒贬，将事实壹意删削， 若非旧史复出，几叹无征！”这等于宣布 “意主褒贬”导致了失败的结果， 因为它删削了史实，违背了撰史“书事但取明晰” 的根本原则。
王鸣盛还选择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就同一史事不同史书的不同记载作对比， 说明专在书法上弄笔毫不足取。 其例证是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六月丁卯， 李昭德、来俊臣二人同被处死一事。
王鸣盛认为， 二人死因不同， 李昭德被冤死， 来俊臣罪有应得， 可是新旧《 唐书》专从书法上做文章， 为了示褒贬、求简古， 书作二人“ 以罪伏诛”或“ 杀”，都无法使史实明晰， 反而掩盖了真情。
对比《 资治通鉴》“ 平平叙述” 的记载： 六月丁卯， 昭德、俊臣同弃市， 时人无不痛昭德而快俊臣 。王氏称赞《 通鉴》 记载的恰当，“ 二人一枉死， 一伏罪， 千载而下， 自是显然别白， 即今读者展卷之下， 孰不一痛之、 一快之乎！ 此真叙事良法” 。
请君入瓮 酷吏来俊臣整治另一个酷吏周兴
《通鉴纲目》则采取“ 纲”中削（李）昭德不书， 独书“ 周来俊臣伏诛”， 结果遂使李昭德遭奇冤、 武则天施滥杀这些史实都掩盖了。
王鸣盛归结说：“ 如此， 则何贵乎有纲？ 不如仍《 通鉴》 旧贯之妙矣！ ……是非千载炳著， 原无须书生笔底予夺。若因弄笔，反令事实不明， 岂不两失之！”
王鸣盛有力地证明巧立褒贬书法必然对史学造成巨大的损害。为力矫宋人的积弊， 他明确提出 “作史不可拟经”的进步命题。王鸣盛把追求 “历史的真实性” 视为史家的根本责任， 所以敢于彻底抛弃千百年来使许多史家误入歧途的 “《春秋》 褒贬书法”。称他在这一点上反映出一种觉醒的意识， 这样评价并不过分。
1763年，王鸣盛42岁时因老母去世，从此辞官在家
王鸣盛以二十余年的精力钻研十九部正史， 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 为此付出了极其艰苦的劳动。 他曾真切形象地讲自己探索的甘苦：
“暗砌蛩吟， 晓窗鸡唱， 细书饮格， 夹注跳行。 每当目轮火爆， 肩山石压， 犹且吮残墨而凝神， 搦秃豪而忘倦。 时复默坐而玩之， 缓步而绎之， 仰眠床上而寻其曲折， 忽然有得， 跃起书之， 鸟入云， 鱼纵渊， 不足喻其疾也。 顾视案上， 有藜羹一杯， 粝饭一盂， 于是乎引饭进羹， 登春台， 飨太牢， 不足喻其适也。”
八旬长者士人风范薪火相传，三十余年治学菁华今朝问世 。
作者受教于陈寅恪弟子刘节、师从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