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5日上午十点左右，李可染先生的生命定格在师牛堂他的画案旁。《所要者魂》是李小可先生撰写的一篇旧文，在这特殊的日子里，谨以此文追忆可染先生，回顾他多领域探索的艺术人生。
李可染 | 《可贵者胆 所要者魂》
“可贵者胆，所要者魂“是20世纪50年代，面对有着千年传统的中国画的生存与发展遭到重大质疑时，父亲所做出的回答。这句从长期探索中凝练的肺腑之言，也是父亲终其一生艺术探索的精神内核。所谓“魂”者，既源自艺术家对生命中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的心灵感悟与独特审美体验，又根植于对与人命运相依的民族传统文化及人类文明遗产的感动与敬畏，从而在心灵深处所产生的热爱与真情，这成为父亲一生所追寻与坚持的“魂”。父亲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剧变和转型，其漫长的艺术生涯与20世纪中国画发展命运息息相关。在艺术生涯的不同历史阶段，父亲一直有着自己的思考与抉择。13岁时，父亲在家乡徐州快哉亭拜钱食芝为师，怀抱着对传统文化的憧憬，始入东方水墨艺术大门；22岁考入杭州美专研究生部，师从林风眠和法籍教授克罗多学习油画。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最激烈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之中，校长林风眠为学子们营造了一个以东方文化为本、东西方文化融合与撞击的大文化环境。初始父亲素描根底很差，落后于同学，他便在画架上写了个“王”字，言外之意是“一人亡命，千夫难当”，他以亡命精神，勤学苦练，最终期末总评时素描成绩为全院第一。杭州美专的岁月，无疑对父亲的艺术创作和个人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里，父亲他们学到的不仅是西画的技法与艺术规律，而且还接触到了来自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和法国印象派、后期印象派、俄罗斯巡回画派、德国表现主义等多元的世界文化艺术。这一切打开了学子们的艺术视野，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更广阔思考与自由抉择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确立了艺术是人生艺术的观念，与人性、情感、生活及时代相连，是个性化的表达。父亲在如饥似渴学习油画的同时，还分秒必争地系统研习中国历代绘画。学校美术馆是父亲刻苦学习的最好场所，他经常请外出吃午饭的图书管理员将自己反锁在图书馆里。多年之后，这段宝贵的自修经历还宛如在他大脑中储备的一部字典，随时可以查阅。1943年，在重庆执教于国立艺专的父亲提出“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作为他研究中国画的座右铭。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受到外来侵略之辱，面临亡国之危，父亲和一大批有志文化人士，一方面投入抗战宣传，一方面饱含着深切的民族情感进行文化寻根，把弘扬东方文化艺术，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父亲提出对于传统要“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不是仅仅研习传统绘画的某种表现技法，而是立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层面上，深究中国画本体文化及艺术表现的特征。父亲当时画了一大批写意人物、山水与牛的中国画，如《松下观瀑图》、《钟馗》等。这些作品既有传统笔墨写意酣畅的气息，又蕴含着父亲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他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表达了对当时中国传统绘画的嬗变的理解。与此同时，父亲对中国古典诗词及传统戏曲文化的独特表现特征也做了深入的研究，这些东方艺术的精髓对父亲笔墨语言的开拓化、纯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成为父亲绘画创作中丰厚的精神给养。
《松下观瀑图》局部
李可染 | 《放鹤亭》 58×34.5cm 1945年
李可染 | 《水墨钟馗》44.5×34cm 1947年
《水墨钟馗》局部
李可染 | 《牧牛图》 67×34cm 1947年
李可染 | 《苏州拙政园》 45.5×42cm 1956年
《苏州拙政园》局部
李可染 | 《无锡梅园》 32×45cm 1956年
李可染 | 《嘉定大佛》 59×43.5cm 1956年
李可染 | 《麦森教堂》 48.5×36.5cm 1957年
李可染 | 《易北河上》 45×35.5cm 1957年
《易北河上》局部
李可染 | 《苏州虎丘》 45×37.5cm 1956年
李可染 | 《漓江边上》 59.5×44cm 1959年
李可染 | 《钱塘江远眺》 33.5×34.5cm 1956年
李可染 | 《阳朔南山厄渡头》 60×45cm 1959年
20世纪80年代，父亲提出“要精读传统与自然这两本书”、“离开大自然和传统是不可能有任何创造的”、“传统和大自然是永远读不完的两本书”。这已成为父亲探索中国画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如果把20世纪50年代父亲的万里写生之途，比作是他探索中国画的变革而进行的必不可少的积累、储备的采矿过程，那么自60年代起，父亲开始了具有艺术战略性的“采一炼十”。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在这段岁月里，父亲走的是一条寂寞之道。他将前半生积累在心的山川乡国情都迸发了出来，紧紧抓住山水中的意境，反复锤炼，更多地把传统笔墨精神与个人对生活独特的感受与审美选择联结起来，更偏重于笔墨意蕴的表达、布局的高度凝练，追求精粹的极致；笔墨语言不再是线与线性结构，而是墨与墨象结构，充分地表达了事物的精神气质和自己的思想感情，因而达到了艺术上感人的化境，建构出一个全新的既有传统程式化语言，又极具个人化笔墨结构的表现形式，即“李家山水”的结构表现样式。父亲曾说过“我没有一笔传统公式，但我有传统”这句自评，代表了他对传统笔墨形式的继承与创新的理解。他认为创作要建立在深刻感受的基础上，不仅要有强烈的情感投入，而且还要有表现自己亲身感受的强烈欲望，这才叫作艺术创作上的“情感交融”，才能够达到因心造境，以手运心的自由境界。这一时期的作品，父亲1988年创作的《山静瀑声喧》，冥冥的一片墨色发出浓郁深邃的声音，股股山泉凝白如炼，流到断崖跌落成瀑，更显雨后树润山幽。叶浅予先生看后不禁对父亲感叹道：“此生有一幅这样的画，你可足矣。”
李可染 | 《鲁迅故乡绍兴城》 62×44.5cm 1962年
《鲁迅故乡绍兴城》局部
李可染 | 《谐趣园》 62.5×45.5cm 1963年
李可染 | 《巫山云图》 66.5×44cm 1965年
李可染 | 《青山密林》 70×46cm 1965年
《青山密林》局部
李可染 | 《清漓风光图》 114.2×120.5cm 1977年
李可染 | 《山静瀑声喧》 92.5×58.5cm 1988年
《山静瀑声喧》局部
李可染 | 《小歇》 111.7×106.7cm
由于特殊的与国家共命运的成长经历，父亲的一生都将自己的艺术实践自觉地与民族、时代相连，他的开放态度和有胆识的胸怀，以及对血肉相依的民族的浓情，造就了他强烈的个人风格。“85思潮”之后，面对艺术界弥漫着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不自信与否定，质疑中国画的生存与发展的声音又纷纷四起，父亲特意请人刻了一枚图章“东方既白”，意思是“我看到了东方文艺复兴的曙光”，既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切情感，也表达了对东方文化寄予的期许。晚年的父亲自称是“渔人之子”、“李白后人”、“中华庶民”、“齐璜之徒”，在他看来，艺术家肩负着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中国画的发展，是需要有胆识的艺术家去探索，而胆识不仅仅是敢于突破，更表现在敢于坚持和担当。这必定是条艰辛、寂寞、充满挑战的路，而父亲正是走在这条路上的行者。
李可染 | 《东方既白》 103×34.5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