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衍之数与文武周王在位年关系揭秘
导语：老子(毛伯得，老聃)归隐而著述《道德》，依天道言修德，皆是以《易》说德，承继的乃是毛氏家法。真正懂《易》者，唯老子尔。《周易》乃文王演化，武王实践，周公写定，毛氏传承，老子散逸，孔子整理。
周易“大衍之数”是易学重要概念，也是历代疑难问题之一。自汉代以来，学者对其认识就有分歧。魏晋以后，易学家对其猜想和论证更是五花八门。除了各种凑数的说法，还有一种更简单的解释就是认为有脱文，其说实由北宋陆秉、胡缓肇始。
近代以来，高亨、金景芳、陈恩林、郭守信等学者又有进一步衍说和论述，指说“天地之数”就是“大衍之数”，认为大衍之数实为五十五。尤其陈恩林、郭守信二人合著《关于周易“大衍之数”的问题》一文引述材料详实，信而可证，可存一说。
不过哲以为，“大衍之数”虽或与“天地之数”相同，但其概念还是小有区别。且前辈学者并没有对大衍之数“其用四十有九”的筮法来历作出合理的解释，故而作文进一步探讨。
周易之所以富函哲理，其在卦爻之变。而卦爻之变，其在策数推演，而策数则是由：“大衍之数"和"天地之数"两组数决定的。狭义的"天地之数"本指“天一地二，天三地四…”等区别为奇偶阴阳的十个自然基数，“大衍之数”乃天数地数各为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等同于“天地之数”。
“大衍之数”，是指推演天地万事、万物用的数。衍，变也，生也，演也。既有“大衍”，则有小衍。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是谓小衍基数。一、三、五，为阳数，其和为九，故九为阳极之数。二、四为阴数，其和为六，故六为阴之极数。阴阳之数合而为15数，故化为洛书则纵横皆15数，乃阴阳五行之数也。以此类比，则知天地十数为大衍基数。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和为五十五只是大衍数变的一种。
《尚书大传·五行传》：“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水1地2木3金4土5，此五行生数参五以变，则得水6地7木8金9土10之五行成数。
《易》曰：“参五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大小衍基数参五之变则为河图、洛书，中宫皆为五也。河图，大衍之数也。洛书，小衍之数也。河图数五十五，洛书数四十五，合为盈数百。
相传，上古伏羲氏时，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伏羲见之领悟依此而演成八卦。又相传，大禹时，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洪范》。《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这两件事。
《易说卦》曰：“参天两地而倚数。”参与两，后儒多有按数词三二解者，非也。参两，乃参天地两数五也。河图、洛书中宫有数五，是为参数，十数倚此而衍生变数也。古圣先贤据此敷衍了八卦变易，绘制了先天八卦和後天八卦。
文王造后天八卦的传说自宋代邵雍始肇，被朱熹推广后流传甚广，后人信以为真，实误也。先秦传说皆是文王演八卦成周易，并无文王造后天八卦的实证。考古材料证明夏代及先夏时期大巫已经使用后天八卦，且六爻卦的出现并不只在商末周初。
《史记》中有“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记载，于是后世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周易》就是周文王所著。司马迁说“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此处用了个“盖”字，亦仅是猜测尔。
《书·顾命》：“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康王继位时所见秘藏仅为河图，可见文王演卦的“根”是《河图》。“河图”是先天八卦、洛书、后天八卦的祖宗。
数字16、27、38、49、50是先天河图之数。河图、洛书包含着基本的自然数之间“和或差”的算术逻辑关系，形式不同，本质相同，都表示历法星象方位和卜筮，四面八方，四时八节，八卦，九宫及五位统一的体系。
易之为名，实始自周。顾炎武《日知录‧三易》：“连山，归藏非易也。而云易者，后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对此，前人固有不信者，然哲以为顾说极是。
八卦的"卦"，是一个会意字,从圭从卜。圭，指土圭，开始以泥作成土柱测日影。卜，测度之意。立八圭测日影，即从四正四隅上将观测到的日影加以总结和记录，这就形成八卦的图象。
简而言之，卦就是测阴阳。周人造易字总括阴阳之变，故变称圣人伏羲之说为《易》。易字，从日从勿。勿，即忽也，取象阴阳变忽难测之意。许慎说文释易字离题太远，不可取。
上古三易，实指《古三坟》之易。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三坟书》据说唐末出土，北宋毛渐偶得于唐州泌阳民舍。内有三易，即连山易(伏羲易)、归藏易(神农易)、乾坤易(黄帝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皆藏于王室，孔子未必见过《三坟》，几无言及。故而旧时先儒多不信毛渐得书为真，哲撰文已考力证其不伪。
三才之论，谓之三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坟，大也，分也。索，求也。大道有三，天地人。分而论治，其体亦有三也。《易经·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三才成象，六爻成卦。《三坟》乃八卦之体，八索乃八卦之义。
《山坟》言君、臣、民、物、阴、阳、兵、象，谓之《连山》;《气坟》言归、藏、生、动、长、育、止、杀，谓之《归藏》;《形坟》言天、地、日、月、山、川、云、气，谓之《乾坤》。简而言之，连山以山象，归藏以气象，乾坤以形象。不可否认，《乾坤易》胜过《连山》《归藏》，其道虽揆一，然包罗更广。
古来研易者，不得不先明八卦。八卦名以乾坤，实自黄帝始。许慎说文《叙》总括上古汉字诞生自伏羲画卦始作，经神农结绳统事，至于黄帝之史仓颉造字，文字滋大。此造字三阶段与三圣作易合锲。如神农始言天地，黄帝以乾坤代。而伏羲古朴，仅以连山拟象君臣民物等，盖“近取诸身”以教民而已。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坤”下曰：“或问，伏羲画八卦，即有乾坤震巽等名与不?曰：有之。伏羲三奇谓之乾。三耦谓之坤。而未有乾字坤字。传至于仓颉乃后有其字。”段之设问亦众人之疑，唯其释解未得其实也。
伏羲拟象崇山为君，伏山曰臣，别上下也。神农拟象天气为归、地气曰藏，始定位也。黄帝拟象乾形天，坤形地，名分赋也。凡物之形立，名随之生。黄帝时文字大备，则乾坤定矣。
《礼记·礼运篇》记孔子之言：“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郑玄注：“得《坤乾》，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熊氏安生曰：“殷《易》以坤为首，故曰《坤乾》。”
旧学者多以为孔子所见《坤乾》即殷之《归藏》，非是也。殷《易》既以《坤乾》名，则必为黄帝以来之“易”也。
清华简《保训》记周文王“己丑”传“中”秘于武王，此“中”盖商易之别名矣。周文王透过舜和上甲微的故事，阐明了求中、得中、保中与“践天子位”的关系。指出求中、得中、保中才能践天子位。鼓励太子发钦敬勿淫，像舜一样求中，像上甲微一样保中，能“祗备不懈”，坚守“中”的精神，最终继承大位。
哲案：中道之说，始自黄帝。黄帝居土中，色尚黄。《白虎通》云：“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也。”《系辞下》曰：“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保训篇文王提及的舜之所求所研，上甲微向河伯所借(假)所归之物即黄帝易也。
上甲微传之商汤者恐怕就是经舜变换卦序后的黄帝易，故商《易》以坤为首，名《坤乾》，或也俗名《中》。今河南人以言语行事得当正确与否称“中”与“不中”，盖上古习语至今难易也。
《尔雅·释言》：殷，中也，正也。《书·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宵中星虚，以殷仲秋。传：殷，正也，以正春秋之气节。郑玄曰：殷，中也。春分，阳之中。秋分，隂之中。《庄子·外物篇》：其不殷非天之罪。注：殷，当也，中也。○按当与中皆去声读。众也。正也。大也。中也。得位、得中，是易理中很重要的概念。文王以《中》名易，甚得易旨，果然弗差也。
《保训》重现于世，证实周文王确实曾经演易研易，且向周武王传授过易。反之也透漏了文王传宝训时，易并不称《易》。
汉书《魏相丙吉传》言：“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此乃汉人观念，隐约也有上古信息。
五方神(帝)乘“坤艮震离兑坎”以治，唯阙乾巽，何也?乾为天，巽为风、为气。风行天下，气生万物。上古时，八卦的观念是三维的，天乾在上，地坤在下。艮震离兑坎，地之东南西北中，气游其中。故伏羲易只谈“君、臣、民、物、阴、阳、兵、象”，不谈天、气。神农易虽谈天、气，概念非一，是以“气归”拟象天，以“气藏”拟象地，以“木火水山金”拟象“生长育止杀”，“风”动其中矣。
黄帝易看起来更能理解。《黄帝内经》只谈三阴三阳，恐怕是乾坤除外。故有学者得出，在《周易》出现之前数千年里，易的卜筮是用六象筮法。这有一定的道理。
“天命恒常”是周文王之前古人的观念。古人认为有一种超凡力量也就是抽象意义上的“天”，在主宰、掌控大自然和人类的一切。夏、商统治者认为自己统治的依据来自“天命”。商在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更加强调“神”。
“神”是“天”的具体化，在商朝，他们首先是祖先神。这种天、神合一的转变，具有重大的政治价值。人们敬畏上天，崇拜上帝，恭敬祖先神，表现在生活中，即要敬畏商王，听从商王的统治。这种思想发展到极致，成为天命不可转移，商末尤甚。以至于商纣王在政权岌岌可危时，仍然自恃天命不移：“我生不有命在天?”
周文王研易演易后得出并确立新的天命观，那就是“以德应天”。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要求治理国家必须“明德慎罚”。“明德”，就是“敬天保民”。
“敬天”就是要敬信自然神明之“天”，以“天”为合理性、神圣性的根据。一个人、一个族、一个国家有“德”，就会得到上天之“命”，成为“受命”之国、“受命”之族、“受命”之人。如果失去了“德”，那么，天命就会转移支别处去。殷人代表夏人，周人代替殷人，关键在于有“德”还是无“德”，即使周人自己失了“德”，天命也是会转移的。
许倬云先生认为，周人“天命靡常”、“唯德是辅”的观点，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他认为这一重大突破“可说是开辟鸿蒙，将史前的文化带入文明。
伏羲创制八卦乃源于对时空的基本认识。时空即宇宙，宇宙观即哲学。文王演易是对上古圣人哲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准确点说就是对黄帝易(乾坤易)的继承和发展。改变了上古“天命不易”的观念，丰富了“天人合一”的内容。帝颛顼时“绝地天通”，从易学上讲就是乾坤并不交泰。故夏《易》、商《易》皆以坤为首，并不涉及乾(天)。
今学者多有怀疑文王演卦重卦的真实性，盖依据的是数字卦的考古发现，专家认为时代多在文王之前。二十世纪后期，出土文物上连续发现六数组合体，李学勤猜测，这类符号似与《周易》的九六之数有关。唐兰虽然释定了大多数数字，但判读数字组为数目构成的文字，是“殷和周以外一个民族的文字”，此结论或有偏颇。
张政烺先生进一步深入研究后认定是一种卦的形态，且认为数字奇偶数就是代表八卦中的阴阳符。并于1980年在《考古学报》发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他的开创性拓荒性成绩打开了一个新研究领域。
刘霖映(即刘林鹰)《商周数字卦之用六象筮法考》，否定易卦源于筮数论，论证四象性大衍筮法在东周占统治地位之前的数千年，易的卜筮是用六象筮法，复杂的筮数只是六象的用数及其变化等，阴阳六象本质上是六卦，即：六卦生八卦曾是漫长的卜筮历史，抽象阴阳观起源非常古远。
用数来占测吉凶被称为筮，而筮数与易卦密切相关。易数本是一体，无谓谁为源尔。哲以为，前辈学者在考究数字卦时恰恰忽视了很多本源的东西。如数字卦极少有卦名(仅见一二，且和周易不同)、也无爻题、卦辞，更无爻辞，筮数九很少见到，无变爻之说。更别说“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以测阴阳消息，可谓是创造性地开辟了决嫌疑，定犹豫的新法，这些都是文王之前未曾所见的。所以说数字卦的考古发现恰恰反证了文王演易的绝对真实性。
古今研易者，多对“彖爻有别”不够理解。至少彖指什么，大多数人似懂非懂。哲今明说：彖，团也。团说卦义，三才之断也。《说文》《系辞传》皆云：“彖者、才也。”才，在也。三才天地人，八卦之本也。道之所在，团以说之。
《易传·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三才既立，则八卦必重。六十四重卦，非文王之功也，伏羲画卦既有。
彖者，六。爻者，亦六，然所言者有别。彖者，二三为六。爻者，六位一体。“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故知彖者，断上下经卦之义也。爻者，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爻也者，效此者也。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系辞于爻，以断其吉凶。是以《连山》《归藏》占彖，而《周易》占变。
自周易大行天下，大衍筮法为人通识。然文王之前古筮法如何，今人已然渺茫。哲曰，或可据商人卜筮法以索隐。《尚书洪范》中，箕子向武王陈述“天地之大法”，提出了帝王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九种根本大法，即“洪范九畴”。其中“明用稽疑”描述利用卜筮进行决策的过程，需要决策的事项主要包括七种，“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其中“卜五，占用二，衍忒”，即龟兆用前五种，占筮用后两种。
可见“贞悔”皆数占语。说文释贞，卜问也。哲以为，贞，侦也，问事侦应，始卜筮也。悔，《说文》有从每从卜之字，释为易卦之上体也，盖古文悔字。悔，亦筮占法，终筮也。郑玄云：“悔之言晦，晦犹终也。”晦是月之终，故以为终。
贞悔占卦，盖上古筮法。其占彖，不占爻。参《左传》《国语》筮例可知，其占法大致有三，即贞占，悔占，既贞且悔占。贞占以内卦用事，悔占以外卦用事，既贞且悔即以本、之卦用事。上古人以八卦应事，所需筮出的爻只是三个。三爻一卦象，彖词以断吉凶。
此用事卦(经卦)是筮出，还是以事先选定，目前还不清楚，不过哲倾向于筮出。大致应是先筮出个三爻卦为贞，后筮出一个三爻卦为悔。接着以贞变悔，再筮出一个三爻卦为贞。这个就是《国语.晋语》中“贞屯悔豫”筮例。
《周易·乾凿度》曰：“阳动而进，阴动而退，故阳以七、阴以八为彖，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于十五，则彖变之数，若之一也。”郑玄注：“彖者，爻之不变动者。”郑玄的说法可能有误。彖爻有别，周易为六爻卦，《连山》《归藏》或可称六画卦。
阴阳爻取得概源于筮数。《周礼注疏》贾公彦曰：夏殷《易》以七八不变为占，《周易》以九六变者为占。出土数字卦筮数多见一五六七八，少见九。贞悔占卦法或以贞卦见七八不变，以悔占再筮一卦，盖即既贞且悔占法。
贞悔二占古筮法盖为春秋前古人普遍使用，《左传》《国语》中诸筮例，无一例外，若为同一事占问，本卦和之卦皆见贞卦同，或悔卦同，或贞卦同于之卦之悔。文王演易盖也衍用此法，故其益卦演德，唯在卦名卦辞，彖辞爻辞。今传《彖传》“利贞”二字不下十处，《象传》内“贞、悔、贞吉、悔亡”等字更是多见。此等系词非精谙贞悔占卦法者不能作，孔子作彖传旧说可休矣。
王应麟《困学纪闻》引《京氏积算法》：“夫子曰：圣理元微，《易》道难究，迄乎西伯父子(指文王、周公)，研理穷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这里所说的“推爻考象”，证明孔子是认可文王、周公作了彖爻辞。与“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论衡》)说法同，可证爻象体例必是文王、周公发现和创立的。
爻变思想是周易的核心内容，爻的命名可能始自文王。由洪范箕子所言可知，商人并不占爻，纯粹占卦。《左传》《国语》筮例较少使用爻象，也不提九、六爻称。盖因《易象》只藏于周王室与鲁大史氏，不向其他诸侯传播所致。
据《史记》载周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结合《清华简》保训篇文王自述，可证明司马迁所言大致不虚。据哲考证，文王在位52年(暮春三月薨)。被囚在34年，距传宝训大致17年。文王是卜筮的高手，他创立《周易》的目的，可能在于为改朝换代提供理论依据。保训篇说是让武王“以书的形式”来接受，说明文王有大致一年的时间来著述文字于简书。
周武王继位11年后伐商，次年三月初一甲子日(公元前1050年4月11日)灭商。克商后在位5年而崩。武王是以实际行动，完成了文王要求他“祗备毋解，用受大命”的遗命。武王生前忙于灭商大业，对于文王易的增益如何不得而知。不能排除他对周易形成的贡献，只不过没有记载罢了。
文武周王皆为贞卜、歷算、推步高手。武王孟漳誓师时说：“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可见，选择“甲子朔日克商”是武王准备多年的计划，而择日是卜筮最看重的内容。
周公旦曾作爻辞，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成王八年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夫‘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此段文字并见于《说苑·敬慎》《韩诗外传·卷三》。另《韩诗外传·卷八》引孔子言谦卦言，也大体如斯。
此处周公称《易》并引用了谦卦的卦辞和《彖传》，说明至少在成王十年，《文王易》之书名、卦名、卦辞、彖辞等皆已定型，这是文王周公时已作《易象》之《彖传》的铁证。
《易》乃周人专名，夏商之易(毛注：此处易为借名，下同)皆不称《易》，“文王演易”四字就足证《周易》出自文王父子之手。伏羲易称《连山》，夏人承之亦称《连山》;神农易称《归藏》;殷人承之或曰《归藏》，或曰《坤乾》;黄帝易称《乾坤》，帝舜变名或曰《中》。文王演三皇所传，变其名称《易》，周人自谓《周易》，不亦宜乎。古今疑者以《周易》前有《连山》《归藏》皆重卦六十四而不信文王演《易》，不亦迨乎?
周公致政，在成王七年。次年正月伯禽受封。前七年中平三监之乱，伐东夷、营成周等大事连连，能静心著述的时间确实不多。则可推文王去世后，武王周公对文王所传《易》研习盖在灭商前后，且研《易》者中盖有文王嫡幼子毛叔郑(冉季)。
世人说《周易》，往往袭说文王周公。连武王习易与否都无人探究，何谈毛叔郑也。文王嫡幼子冉季可谓是西周王室最重要的非知名人物，司马迁写《史记》时对他就甚为头大，搞不清他是谁，也不知其后人如何，连世家都不曾写过。
事实上，冉季就是毛叔郑。他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在成王顾命六卿之列，次子毛公还是三公之一太师。他的两个孙子南宫和毛臩(毛伯爽)曾和齐侯吕伋、毕公次子毕桓，以二干戈、虎贲百人，迎接康王于南门之外，就大位。如此显赫，无他，唯其为文王嫡幼，武王周公康叔之母弟也。殷商之际，多是幼子继承制。按理冉季是有望继承文王事业的，唯武王灭商得天下，改变了而已。
据《逸周书度邑解》记载，武王得了重病，恐成王年幼不能继位，曾有过让周公冉季接班的谋划设想。其称“予近怀于朕室，汝维幼子，大有知。”意思是说“最近想到我们的家族成员中，唯有汝(叔旦)和幼子(文王幼子)，大有智慧。”认为王位兄弟相继是最好的选择。告诉周公“汝、幼子庚厥心，庶乃来班朕大环。”
可见，毛叔郑(冉季)是个极其聪明智慧的人。武王四年嵩山祭天，冉季就是扮演文王尸的角色。能事鬼神，多材多艺不在周公旦之下。武王赐爵封为郑伯(事见天亡簋)。亦随周公伐东夷、丰白、薄古，得胜回朝后，周公赏赐贝百朋之多(事见周公东征方鼎)。金文常记用贝作为赏赐，最高数额为百朋，出土铜器中只出现过四次。此鼎铭记周公旦赐幼弟季载就有百朋之多，足见厚爱。
文王太姒嫡子仅四人尔，武王发、周公旦、康叔封、氂季载(冉季)，伯邑考非太姒子。《尚书金滕》周公请“以旦代王发之身”，史策祝曰：“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是以知“王发”为元孙，乃太姒长子也。
古人以嫡庶分家室，是以知武王念朕室幼子有大智，乃指毛叔郑(冉季)。成王周公大封建天下，五叔无官，唯冉季康叔留用王室，亲疏不同也。周西五土，毛叔郑受土芮邰毕之地，文王基业得其三矣，是知文王太姒爱幼、武王周公宠弟也。文王所传大宝《易》，幼子参研究理，事所必然也。《易》之彖爻象辞的撰写一定有毛叔郑的功勋，可以好不夸张地说，《周易》彖爻象辞传是由周公旦、毛叔郑共同写定的。
周之《易》，一言以蔽之，演德尔。而在班簋铭中，毛懿公训告班曰“隹敬德，亡卤(攸)违。”此敬德保民的观念和《周易》以德应天的思想是一致的。班簋制作年代在成王末年，此铭是出土铜铭中最早提出敬德观念且是唯一的篇章。
更为可贵的是，毛懿公在总结三年伐东国的历史经验后告诫班：“唯民亡(罔)教才(在)彝，怽(同昧)天令，故亡。”认为没有文化传承，不懂天命是东夷人灭亡的根本原因。三千年前先祖就有这样的理念，真是非常了不起的。
后世出土铜器，凡与毛氏相关彝器中，多将道德说教刻銘于彝，若此班簋，如毛公鼎、师询鼎、曾侯乙编钟等，以达到通灵先祖训教子孙的功用。这是遵循祖训，一以贯之的做法。正是因为这种文化传承的自觉，文王之德延传至今不坠，周室国祚得续八百年。
班簋自出土以来，铭中“否畀屯陟”四字，国内外学者几乎无一人释对。此“否畀屯陟”句，是毛公引用了卦象说辞来训教毛班。否，即否卦之否也。指不好，坏，恶。畀，说文解为相付与之。此处为投畀，丢弃。屯，即屯卦之屯也。囤聚也。陟，登也，升也。“屯”原指植物萌生大地，万物始生，充满艰难险阻，只要顺时应运，必欣欣向荣。《易》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
整段话的意思是“不畏惧艰难险阻，时时刻刻正视上天的威严，顺天应时，细心做事，将失败踩在脚下丢弃，耐心地囤聚力量，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上攀登迈向成功。”此处先祖训教和主席的名言：“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是战胜敌人的不二法门。
毛懿公能谙熟运用易卦说理，毛班能听懂易理说教，说明《周易》在成王年间就已成熟定型，且已在王室宗小子中广泛传承研习。试想我们今人都看不懂“否畀屯陟”为何意，何谈幼年之毛班。
周公旦于成王十三年去世，其子君陈在成王二十一年去世。此后《周易》的传承问题一直为古今学者忽略。哲以为，周公家族、毛叔郑家族是《周易》的主要传承人。
文王所传《易》是君子修德的典范和立国的纲领，它实际上是文王、周公用以教导周室贵族如何“王天下”的统治方略，是“人君南面之术”，向来藏之秘府，并不传布于民间，一般人极难见到。
西周二百八十年的王权执政一直在周召毕毛家族手中掌控，且主要在毛氏家族手中。毛叔郑(冉季)既任过司空，亦任过司徒。周公去世后更是代兄长旦成为周王室的宗伯，成王称其为“毛父”，地位不在周公旦之下。召毕为文王媵妾(太姒之妹)之子，与周康毛既是兄弟又为表亲，地位高于五叔。康叔封于殷墟建卫国，留相王室的太姒嫡子唯周公旦、毛叔郑二人尔。
《尚书.康王之诰》毛叔郑长子芮伯能以司徒之职与太保召公奭共同向康王宣示成王遗命，显然地位显赫。毛叔郑次子仲旄父靖东国有功，成王三十一年命为太师。中旄父以文王孙辈和文王子辈的召公毕公同为三公，地位之高功勋之大，文王孙辈中无人能及。中旄父谥号懿公，其去世曰薨，比同诸侯礼。
《扬子法言》盛赞“成汤丕承，文王渊懿。”自释曰：“重《易》六爻，不亦渊乎?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是知浸以光大为懿。毛懿公训告班唯敬德罔攸违，以否屯易理说教，以知天命诫守身，盖知《周易》为毛家所承继光大也。
毛懿公之后，其子毛伯爽(臩)成王时命为大正。穆龚期间，毛班父子相继任职三公太师。懿孝夷期间，王命叔父毛公歆治理邦家内外，予宣示王命之专权。夷厉间，歆父之子南仲任职大司徒。厉宣幽期间，歆父之孙毛公皇父为太师、卿士。皇父弟仲山父任职司徒，宣王时别出为樊侯。诗十月篇“司徒番、冢宰家伯、膳父仲允、内史聚、趣马蹶、师氏楀”者，皆是毛氏家族人。自叔鄭以下，司徒、司空、大正、周六师统帅等王官卿士要职皆由毛氏子嗣交替任职。至于厉、宣、幽，更为太宰、太师、尚书，王权专命，政由己出。可谓“肃肃王命，毛氏将之。邦国若否，毛氏明之。”
幽王昏若，天不吊周，骊山一战，身死国灭，葬送了西周王朝。平王东迁，民失其所，公失其位，鼎埋黄土，斯文不在。
毛公家族因皇父于幽王五年委政自逸，率子嗣族人“作都于向”，避开了政治漩涡移居东土王畿之向邑(今济源附近)而得免祸，但也背负了未能及时出手挽救周王室颓败的骂名，招致王室怨怒，这一政治枷锁直接导致了在东周时期毛氏族人在王室一直未能继续担任执政一职。
进入东周后，毛氏一直试图恢复自己往昔的执政卿士地位，故典籍屡见毛氏与其它王族卿士争夺执政的记载。著名的就有三、四次，如毛伯卫与王孙苏争权，毛伯舆与王叔陈生、周公楚争政，毛伯得佐助王子朝争位者。而毛伯得正是奉周王室典籍奔楚之老子也。
周幽王灭国后，毛氏家族移居东土向地济源。整理早先搬迁到此地的夏商周王室典籍，总结西周灭亡的惨痛教训。《国语晋语四》仓葛呼曰：“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则皆王之父兄甥舅也。”阳樊即毛公仲山父分出的樊侯封邑，可见夏商之嗣典皆由毛氏族人看管。《诗经》中发现有多篇出自毛氏族人的手笔，《易》《书》写定整理恐怕最早出自毛氏族人之手。《左传》记，毛伯得(老子)、王子朝奉周王室典籍奔楚。今日出土之清华简实为毛氏散逸民间的王室典籍，楚地抄录。
《左传·昭公二年》载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赞叹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易象》在鲁，丝毫不奇怪。周毛本是兄弟国，《周易》副本放在鲁国理所当然。
左传记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就是指《周易》文本分送诸侯藏之。陈，周武王长女大姬所嫁。厉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刚好周史来送《易》，就请筮之。周大史果然厉害，一卦算出了陈完八辈子。这就是史载《周易》最神奇的一件事。周大史其实就是周王室内史。在王室称内史，出使诸侯称大史。以毛氏东周以来历任内史职的惯例，结合年代来看，该周大史或就是内史毛伯过。
西周时期，《周易》基本是秘藏王室。东周以后，《周易》方在诸侯传播。或许周易核心部分《易象》并不传诸侯，只藏于周王室与鲁大史氏，韩宣子所叹盖表明如此。虽然《周易》分送诸侯国，但真正懂易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孔子自言，“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见孔子晚年才得到周易《象传》部分，而这和老子(毛伯得)散逸周王室典籍一事极大关联。
周王室典藏，莫不过《诗》《书》《礼》《易》。周礼在鲁，诗书易，盖皆出自毛家。老子不说《礼》，唯言道德。道德经讲的全是《易经》中的内容。道德就是乾坤。只需去对照《易经》临、损、节、中孚、归妹、睽、兑、履和萃、咸、困、大过、随、革、夬15个卦的内容，道德经的内容部分可以详细对照出来。
哲认为，老子就是以《易》说德尔。真正懂《易》者，唯老子尔。而老子就是毛伯聃，老子继承的就是毛氏家学。
文王演易最初是以卦象形式设定不同境遇来确定道德原则的，后来由周公旦毛叔郑总结了灭商的经验而加以完善，加入了爻象辞，确立了君临天下之后实行德治的内容。要靠道德来治理天下，是毛叔郑(冉季)家族一以贯之的做法。毛懿公三年靖东国靠的就是以德服人的方法，奠定了成康之际四十年无刑措的安宁局面。毛懿公可以说文王德治理论《周易》的实践者，也是最后的定稿人。
有学者常将中方鼎数字卦筮例看作是西周初年《周易》未能定型的例证，哲的看法是恰恰相反。因为学者是将中方鼎的制作年代定位昭王时期，此结论有错。中方鼎的铭文日历表明其制作年代在成王二十六年。南宫中是毛叔郑幼子南公的次子，毛懿公于成王十九年伐东国，二十一年始成。故成王二十六年封驻军于寒次的南宫中于汉水，以降服归顺的殷鬲(厉)人之土地作为南宫中的采邑。
铭中赐予采邑用“贶土”，多是成王年间用词。又“殷鬲人入事，易于武王作臣。”此易就是变易。意思是殷鬲人愿意变作武王的臣民，服事于周。为此，中求卦殷鬲人能否臣服于中。太史通过揲蓍占筮预测中治理的未来，得卦：七八六六六六(按《周易》为剥卦)，八七六六六六(按《周易》为比卦)。
此数字卦是典型的贞悔二占法。坤，地也。中得采地，故以此贞占。以坤下贞占，得上为艮。为剥卦，筮数为七八六六六六。彖占七八，八变七，七变八，得之卦为比。得剥为贞占，得比为悔占。
李学勤研究此中方鼎筮例后认为，是五、上二爻变，依据“《周易》爻辞来占，再合适也没有了。剥六五爻辞云受宠得当，无所不利;剥上九爻辞又说君子居之，民赖以安，如得乘车舆，与命辞对照，也是大吉大利。”然此筮数显然不是周易占法。
《周易·乾凿度》曰：“阳动而进，阴动而退，故阳以七、阴以八为彖，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于十五，则彖变之数，若之一也。”筮数七八为彖，合而为十五之谓道。十五，月满盈亏之数。道动在彖，道极则变。“彖变之数，若之一也。”知彖也是变之数。则古筮占法是以彖变得悔卦(之卦)。周易大衍筮法以九六为变爻，仅是取占点不同而已。故贞悔二占法结果皆是看彖象辞，而非是看爻辞和小象。
剥卦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比卦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观剥卦与比卦《大象传》，其与中方鼎的内容契合无间，远胜于以剥卦六五、上九爻辞解，这说明《大象传》西周初年业已存在。贞悔二占皆大吉，故中刻筮数于彝。
可见西周初年，贞悔二占法还是流行。八卦三才六画既可称彖，亦可称爻，关键在得出的筮数是六九还是七八。商人以七八为变，周人视六九而变。按理周人可沿用商人的筮法亦以七八为占，为何要变为六九?哲以为，这蕴藏一个大秘密，就是九为周文王受天命年之数，而六是周武王克商后在位年数，即武王受天命年之数。
文王受命的具体时间，传世文献记载异说种种，主要有文王受命“七年”、“九年”、“十年”不同说法。《尚书大传》说:“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尚书大传》说文王受命七年而终，是七年说的主要代表。然尚书大传的说法并不可靠。
《尚书·武成》篇: “我文考文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惟九年，大统未集。”孔安国注:“言诸侯归之，九年而卒。”孔安国时，古文《武成》篇尚存，他据以认为文王受命九年而终。《逸周书·文传》说“文王受命之九年，时维暮春，在镐，( 召) 太子发”，文王受命九年召太子发，说明他至少受命九年才去世。从历史上看，文王受命九年说影响最大，历代学者刘歆、贾逵、马融、王肃、韦昭、沈约等人皆持此说。
十年说见于《墨子·非攻下》云: “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 ‘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依据今本《竹书纪年》，赤鸟衔书集于周社在帝辛三十二年，则文王受命十年。哲案，《竹书纪年》记帝辛三十三年（毛注：实为昌为周侯三十三年，下同），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此为文王受命元年。至帝辛四十一年薨，则九年矣。
故文王受命不论是以商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为标识，还是周人后来追称文王所受是天命，盖为九年不差。哲曾撰《周文王生卒年考》一文可参照。
至于武王克商受命年数，即在位年数，更是歧说纷纭。哲已考证武王克商年在公元前1050年4月11日(夏历三月初一甲子日)，并以成王继位年以及崩年反推确定周武王在位年为六年，是说与逸周书明堂位说法合。不再一一引证，否则篇幅多长了。以哲考证论定武王克商后在位六年，文王受天命九年而崩之结论为史实的话，则《周易》以九六爻变为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周易大衍筮数九八七六为小衍基数四三二一参中秘数五而变的成数。夏商筮数为何出现一五六七八而没有九，因没有文献参证不好明断，但也可以推而知其理。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二是阴阳，三是阴阳和合(四象)，阴阳和合迭为物象，四象迭为八卦。八卦有三才，三才兼而两之为六(重卦拟象万物)。阴阳和合为四象，四象和阴阳再重为天数五，地数五。故五六非变数，且五为万物之变参数。八为三五之成，亦是八卦之极数。故夏商筮法皆以八为阴极数，以七为阳极数。极而生变，故以七八为彖，占其变也。出土数字卦极少出现筮数九，盖皆基于此理。唯不知其筮法如何，王家台出土秦简《归藏》，据说同时出土了蓍草有六十根，难不成是用六十甲子数以蓍。
周易大衍筮占法亦同理，唯以九为老阳，六为老阴。“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于十五之道。《周易》彖爻辞象传中多见“贞”、“悔”字，可推文王演易，周公冉季系爻辞盖皆为古法。
唯周武王问道箕子得《洪范》后，后之人盖引河图洛书演数，发现文武周王受命年数为九为六，暗合天道之变数。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子;是以改古法七八彖占而为九六爻占。八卦去乾，七七而为四十九数。大衍筮法以此可得九八七六。周武王正是四十九岁灭商得天下，在位六年而亡身。天地之数为五十五，去其六亦为四十九。此迨非天命所在不能解释尔。
河图，大衍之数也。洛书，小衍之数也。河图数五十五，洛书数四十五，合为盈数百，阴阳数各为五十。故周易大衍筮法以五十为大衍数，以四十九为揲蓍数。结合中方鼎筮法比徵而论，《周易》之卦名、卦辞、彖爻象传等皆由周文王父子(周武王周公旦毛叔郑)写定，唯九六爻题、占变九六、大衍筮数等诸法定型必在成康之际，其作者盖为毛叔郑次子毛懿公。
周人多言文武受天命，文献不必说了，出土铜器中言天命者有班簋、毛公鼎、師克盨、師訇簋，此四器皆出自毛家。尤以班簋首言天命，训子孙唯敬德，以知天命诫守身，以否屯易理说教，刻文于彝以传世，重视文化功用以传承等等，皆他器中所未闻也。至若毛伯得(老子)奉周王室典籍奔楚，归隐而著述《道德》，依天道言修德，皆是以《易》说德，承继的乃是毛氏家法。
尤其老子散逸典籍以启民智，功勋之大，古今罕匹，唯有主席扫盲运动可比。非老子散书，孔子能得圣乎，诸子学说能出否。今日之中国，或与印度类似，文化断矣。或可定论，《周易》乃文王演化，武王实践，周公写定，毛氏传承，老子散逸，孔子整理。
参考书籍：
[1] 陈恩林，郭守信:关于《周易》“大衍之数”的问题.《中国哲学史》.[2] 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1月第1版)第三章“考古发现中的筮法”.
[3]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
[4] 刘光胜:真实的历史,还是不断衍生的传说——对清华简文王受命的再考察.《社会科学辑刊》，2012.
[5] 李守力:《周易诠释》.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8.
[6] 梁韦弦:王家台秦简“易占”与殷易《归藏>.周易研究,2002.
[7] 林忠军:王家台秦简《归藏》出土的易学价值.周易研究,2001.
[8] 李学勤:关于清华简《筮法》的五点认识和五个问题——在清华简与儒家经典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北京100084)
来源：騰訊空間 作者：毛天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