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葵 | 开成石经与西安碑林

孔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所以大臣死后能够获得“文”的谥号是很高的荣耀，唐代韩文公（愈）、宋代朱文公（熹），都是实至名归。可对皇帝而言，庙号“文宗”，却总是和孱弱无能绑定在一起，实在算不上好。

唐文宗李昂是穆宗李恒次子，敬宗李湛之弟，宝历二年（826）宪宗遇害，李昂被宦官拥立，昏头昏脑地做了皇帝。即位以后，李昂不甘大权旁落，一直寻求机会铲除宦官势力，但筹划不密，最终酿成甘露之变。李昂晚年问臣下：“我算得上怎样的君主？”臣子当然拿尧舜作比，皇帝叹了口气说：“我是问比周赧王、汉献帝如何？”知道臣子莫法应对，皇帝接着说：“周赧王、汉献帝不过是受制于强臣，我现在受制于家奴，恐怕连他们也比不上啊。”不久便郁郁而终了。

“文”也含有文明、文教之意，唐文宗虽然“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于文化建设仍有功劳，其贡献之卓著者即是开成石经。

早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就有镌刻石经的建议，《封氏闻见记》说：“天宝中，余在太学，与博士诸生共论经籍失正，为欲建议请立大唐石经。迁延未发而胡寇海内，文儒道消。”与封演同时的李阳冰也曾表示：“愿刻石作篆，备书六经，立于明堂，为不刊之典，号曰大唐石经。使百代之后，无所损益。仰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死无恨矣。”可惜遭遇安史之乱，遂致搁浅，如封演感叹，“石经之事，亦俟河之清也”。至于今传李阳冰篆书谦卦，或许就是大唐石经的试笔。

李阳冰篆书《谦卦碑》（局部）

待石经之事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中唐已经进入尾声。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工部侍郎兼充翰林侍讲学士郑覃上奏：“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皇帝允可，延至大和七年（834）十二月，乃正式下令：“于国子监讲论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卷。”

石经由已经升任尚书右仆射兼国子祭酒郑覃主持，工作进展异常顺利，终于在开成二年（837）九月完成，十月奏进。镌刻十二经，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另有《五经文字》《九经字样》附于《春秋左传》之末，碑石一百十四块，经文六十五万字。石经的书写者有艾居晦、陈玢、段绛等。此数人书史并不知名，但楷法端严，应该是经过严格的遴选。论者谓“其用笔虽出众人，不离欧虞禇薛法，恐非今人所及”，所见甚是。

开成石经《穀梁传》清拓本（局部）

开成石经《左传》民国拓本（局部）

唐末长安城缩建，国子监所在的务本坊划在城外，开成石经碑石弃置荒野。文人学士看不过去，乃游说主政者云：一旦敌人兵临城下，这许多的石材，正好被碎为矢石，简直是助贼为虐。主事的官员觉得有理，于是遣人将石经搬运到城内原唐尚书省之西隅。北宋元祐二年（1087），当时任陕西路转运副使的吕大忠有感于石经存放场所“地杂民居，其处洼下”，碑石“随立辄仆，埋没腐壤，岁久折缺”，认为“殆非所以尊经而重道”，于是决定将碑刻安置在“府学之北墉”，形成西安碑林的雏形。至崇宁二年（1103）又复迁至府城东南隅，即碑林今址。

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1556），关中大地震，开成石经严重受创，延至万历年间发起整修。据重修孔庙石经记说：“凡点画失真者正之，苔藓污者新之，泐而欲欹者理之，文义断阙者稽群书补之。”修补文字皆小碑另刻，便于传拓以后补入正文恰当位置，其慎重如此。宋代《孟子》列为经典，遂有“十三经”之说。康熙三年（1664）陕西巡抚贾汉复遣人从开成石经中集字，补刻《孟子》五万余言，至此十三经完足，成为西安碑林第一镇馆之宝。

西安碑林座落于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学街（因清代的长安学、府学、咸宁学均设在这里而得此名）。它于北宋二年（公元1078年）为保存《开成石经》而建立。九百多年来，经历代征集，扩大收藏，精心保护，入藏碑石近三千方。现有六个碑廊、七座碑室、八个碑亭，陈列展出了共一千零八十七方碑石。

西安碑林是我国收藏古代碑石墓志时间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艺术宝库，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点之一，也是历代著名书法艺术珍品的荟萃之地，有着巨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中文名陕西西安碑林地理位置古城西安市三学街门票价格不详始    建北宋二年（公元1078年）

在名碑荟萃的展室里，展示了圣儒、哲人的浩瀚石经；秦汉文人的古朴遗风；魏晋北朝墓志的英华；大唐名家的绝代书法以及宋元名士的潇洒笔墨。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书画同辉的笔墨迹以及诗画双绝的王维的竹影清风更为碑林增辉溢彩。西安碑林以其独有的特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物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62年被公布为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碑文历史价值编辑

从历史价值来说，许多碑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有的可藉以补充和订正史书记载的遗误，有的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地方史宝贵资料。如从陕西周至县出土，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移入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通高353厘米，宽103厘米，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用中国和叙利亚两国文字记载了唐时基督教中一派的景教由中亚传入我国的情况。

明德受纪碑

《明德受纪碑》上刻有“大顺”、“永昌”字样。这是明未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遗物，记载着当时陕西大旱，粮价昂贵，“小麦每斗二两四钱，米每斗二两六钱”和“人食人犬亦食人”的悲惨景象；清刻《张化龙碑》，颂扬了当时领导陕西扶风、歧山一带农民反抗官府的张化龙；清刻《荒负歌》等，也记录了一些遭受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广大农民的苦难生活；元刻《重修牛山土主忠惠王庙碑》、《刘尚神道碑》和清刻《平利教案碑》等，均从不同方面记录了元末红巾军起义和清末广大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压迫和帝国主义外来侵略的事实。

石台孝经

大量的石经，是碑林中古代重要的文献资料。《石台孝经》刻于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亲自以隶书书写的(孝经是孔子的学生曾参记述他也孔子的问答辞，主要内容讲孝、悌二字)，此碑由四块色如黑玉，光可鉴人，高590厘米的细石合成，碑上加方额，额上刻浮雕瑞兽、涌云；额上盖石，盖石边缘刻优美的卷云，顶上作山岳状；碑下有三层石台阶，故称“石台孝经”；三层石台四面都刻有生动的线刻画，有茂盛的蔓草和雄浑的狮形怪兽，两种不相协调的动植物被刻画得融洽无间，整个构图给人以威武、活泼的感觉，为盛唐的艺术精华。

开成石经

《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接受国子监郑覃的建议，由艾居晦、陈珍等用楷书分写，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到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刻成一部石经。其中包括《周易》6卷，《尚书》13卷，《诗经》20卷，《周礼》11卷，《礼仪》17卷，《礼记》20卷，《春秋左氏传》30卷，《春秋公羊传》12卷，《尔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经》、《论语》等十二种经书和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计114石，文刻两面，228面，字列八层，共六十五万零二百五十二字。刻成后立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同时也是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此经是我国古代七次刻经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它俨然是一座大型的石质书库，这在我国印刷术发明以前，对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书法艺术价值编辑

西安碑林不仅是东方石质历史文化的宝库，更重要的是书法艺术的宝库，享有“书法艺术故乡”的美誉，令海外人士向往。碑林中早期石刻有宋代摹刻的秦峄山刻石，原碑为秦国丞相李斯所书。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刻的“曹全碑”，是用秀美的隶书写的，这是全国汉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碑刻，为汉碑中的精品。“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它保存了我国最早的《周易》文句，相传是当时著名学者、大书法家蔡邕以隶书书写，方挺严整，为汉隶之典范。唐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在唐代书法艺苑中，名家辈出，时有杰作，真、草、隶、篆，百花争妍，犹如璀灿的群星，放射出永不泯灭的光辉。欧阳洵、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各创一体，欧阳通、徐浩、史维则、怀素等也都是一代名家。欧阳通书写的《道因法师碑》，与其父欧阳询的《皇甫诞碑》很相近，结构严谨，书法险劲，是值得珍视的书法名碑；颜真卿的《颜勤礼碑》、《颜家庙碑》、《多宝塔感应碑》等，气势雄浑，苍劲有力，是标准的“颜体”；柳公权的《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笔力遒美瘦挺，劲如削竹，结构峻整，神足韵胜，是“柳体”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唐代怀仁和尚从晋王羲之遗留的墨迹中选集而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则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著名草书家怀素的《千字文》，笔意奔放，流利洒脱，为世所珍。此外，宋起佶的《大观圣作之碑》(瘦金体)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秘阁帖》等，也是稀有的珍品。

绘画艺术价值编辑

除了书法，在北魏、唐、宋等碑志上，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图案花纹。如唐刻《大智禅师碑》的两侧，以线刻和减地两种手法并用的图案作为装饰，将蔓草、凤凰和人物穿插布置，使人感到繁丽、活泼、美妙而有生气；《石台孝经》碑头上的浮雕卷云和狮子，碑座上线刻的精致蔓草、瑞兽等，也都表现了唐代雕刻所特有的富丽作风；唐刻《道因法师碑》座垢两侧，用流利的线条，刻出两组人物，共有十多个卷发深目的异国装束的人，牵马携犬，作准备出行状，是不可多得的线刻佳作；北魏的《元晕墓志》四侧，分别刻着有表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空隙中满填流动的云彩，呈现出飘逸而和谐的奇特意境。它们象绿林一样陪衬着繁花似锦的书法艺术，使碑林这座书法艺术宝库，更加瑰丽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