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韵：登峰造极的两宋文明（四）
六是商业革命
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都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特别是在城市，实行坊市分隔制度。作为居民区的“坊”与作为商业贸易中心的“市”是分区而设的，不允许有交点。城市以大街为界，划分为若干个坊、市， 每个坊、市的四周像现代监狱一样高墙环绕，组成一个个封闭的单元。四面设门，定时启闭，稽察出入。为了便于管理， 政府规定居民不得在坊内开设店铺，不能临街开店。城市的商业贸易和经济活动都限制在市内进行，并规定入市交易的时间仅限于白天， 日落而息，夜晚除朝廷特许的情况外，禁绝一切商业活动。然而，在宋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显超过前代，使人们的经济观念呈现出转折时期的鲜明特征。士大夫对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如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发出了“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的呼喊，对社会上抑商、轻商的观念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而南宋时的陈耆卿以及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更是旗帜鲜明地认为工商业是“本业”。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可以合法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跻身于仕宦行列，从而使社会上出现了全民皆商的新风尚。
在这一时期，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确立了“农商并重”的国策，采取惠商、恤商的政策措施。自此，社会各阶层纷纷从事商业经营，商品经济呈现出划时代的发展变化，开创了古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时代。正是由于宋代出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转型，有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宋代正处在“经济革命时代”，这在当时的商业上体现得更加突出。如在城市里，统治者允许居民临街开设店铺，彻底废除了历代王朝特别是唐代奉行的封闭式的坊市制度，而代之以住宅和店肆相混合的坊市合一形式，商业交易的时间、地点等完全由商人自己选择，城市格局从此由封闭转向开放，从唐代政治型城市转变为商业型城市。正如李剑农指出的：“市坊分区制度打破，随处可见小卖行贩，交易不限于市区，临街之处，随处见商店、酒楼、瓦子勾栏，时间限制亦不复存在。”商品生产扩大、商品流通活跃、市场关系扩大及其影响加强、商人资本崛起、货币制度飞跃等，以致有人认为宋代出现了“商业革命”或“城市革命”。傅筑夫《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就认为：“宋代的商品生产远较十四、十五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发达，因而宋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产生时期。”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紀》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则认为：“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甚至据此认定宋代为中国近世的开端，日本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认为宋代已经进入商业时代。日本著名宋史汉学专家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一书更是认为，宋代是一个产生交通革命、农业革命、商业革命和都市革命的时代，发端于宋代的诸种变革成为后世变革的原型，将其列为“9-13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商业革命、城市革命的颇具代表性的一个范例”。美国加州学派的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对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自宋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等方面远远超过当时世界的其他所有地区。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城市革命中，北宋京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极其活跃，在都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北宋京城东京街巷纵横交错， 酒楼、茶肆、邸店、饭店、歌馆、瓦子、客栈等店铺沿街设立，一应俱全，鳞次栉比， 商品琳琅满目，水陆交通繁忙，车马喧闹，人流如潮，可谓是“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城内“大货行”或“小货行”多达160多行，入行商户高达6400余家。临安同样是世界上最繁华、最发达的商业大都市，且其商业市场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唐都长安和北宋都城开封。据时人记载，临安有414行，每行大约数十至百户。这比宋敏求《长安志》卷八所载唐代长安“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足足增加了近一倍。这里自大街及各个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没有一间虚空的房屋，可以说没有一家不做买卖的。仅御街中段有店名可考的大店就达120余家。长达数千米的御街，形成了多个商业中心。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的物品全部集中在这里，举凡苏州的丝绸、温州的漆器，从福建和广东经海路运来的沉香、龙脑、胡椒、茉莉花盆景等，南昌的折扇，以及国内所产的名酒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可谓“万物所聚”。在此浓厚的商业氛围下，城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知名度较高、具有特色的店铺。人们追求名牌产品，买物多趋这些知名的店家。这一方面是认为名牌商品的质量好、口碑佳，能够得到好的享受;另一方面，或许是市民爱面子的虚荣心在作怪。
除都城外，宋代众多的商业城市和海外贸易城市也发展起来，出现了洛阳、建康（今江苏南京）、苏州、镇江、扬州、成都、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广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50多个10万户以上的全国性著名商业大都市，比唐代多了40个左右。在此基础上，北宋首创在县以下的经济发达或人烟稠密的乡村地区，以及水陆码头和交通孔道沿线设立镇市，成为商贾交易之所，从而涌现出一大批草市、墟市等定期集市和商业集镇，形成了“中心城市——市镇集市——边境贸易——海外市场”的通达商业网络。
商品化程度较高，不仅有白天开市的日市，而且还出现了早市、夜市、季节市、专业市等不同类型的市场。专业市场有米市、菜市、茶市、肉市、珠子市、药市、花市、布市、生帛市、蟋蟀市、象牙玳瑁市、丝绵市、枕冠市、故衣市、衣绢市、卦市等。如在成都，月月都有专业市场举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知名的“成都十二月市”。据赵抃《成都古今集记》载，宋代成都月月有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不仅城内如此，城外郊区同样如此。城郊出现了许多商业繁盛的镇市，据《都城纪胜》所讲，南宋临安“城之南、西、北三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商品琳瑯满目，不仅品种齐全，而且品类繁多。这些商品既有本地所产的，也有来自海内外的。
市场体系突破了旧有限制，单个的城市市场内部，城市与城市之间都形成了有层次的市场体系，特别是南宋都城临安，形成了完善的有层次的市场体系。市场批发活动极为活跃，其批发业务的水平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首先，表现在出现了以行老为首的批发机构，批发商通过团行将同业零售商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的、细密的批零销售网络。这在《梦粱录》卷一六所载的肉铺、鲞铺、米铺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鲞团先统一招邀温、台、四明等地的鲞商，集中于临安城南的浑水闸，然后再分销给城内外一二百余家鲞铺及叫卖小贩，从而使鲞鱼迅速进入到城市的消费市场。肉市上的猪肉产品，已经达到了精细化的程度。为了满足居民的不同需求，铺户们将猪肉按部位和质量等进行分类，分为肉、骨及内脏三大类，三大类中再细分为众多的小类。铺户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将其制作成熟肉产品，使猪肉的利润最大化。毫无疑义，猪肉产品的精细化，一方面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猪肉的销售，方便市民食用。其他水产品、食米的批发业务与销售渠道，较之肉类更为细致完备。
店铺的营业时间，除了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早市。买卖昼夜不绝，直到晚上三四鼓，游人才开始稀少;但五鼓钟鸣后，卖早市的人又开店了，可谓是通宵达旦。夜市彻底打破了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模式，它给宋人带来了全新的生活。《东京梦华录》载： “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南宋临安同样如此，大诗人陆游有诗描述说：“随计当时入帝城，笙歌灯火夜连明。”
商人们为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十分注意服务的内容和质量，服务细致周到。以服务的内容而言，只要顾客需要，商家都能提供，这在服务性行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有富人家中养马，则每天有人定时供应草料;养狗，则供应狗食;养猫，则供应活的小鱼小鳅;养鱼，则供应小鱼小虾。租赁行业同样如此，据《武林旧事》卷六《赁物》所载，凡婚庆、丧葬之类的宴请，自有所谓的茶厨子专任饮食请客宴席之事。凡酒席上需要的物品，只要通过租赁，一点都不用主家费心费力。即使主家大办宴席，亦可马上承办。而一些著名的大店铺，不仅经营品种繁多，而且注重经营品种随季节而不断变换。为了吸引顾客，在晚间常请艺人在里面讲史或小说。诚实可信成为社会的主流，曾有阿拉伯商人说中国人在金钱交易和债务方面都非常有信用。
为了招揽生意，商家们在营销的方法上也是大招迭出。当今盛行的美女营销、广告营销等，在宋代就非常流行了。以美女营销来说，以坐店作乐卖酒更成为一种时尚的作法，几乎所有的官营酒店，都插满彩旗、红旆，里面坐有数十浓妆艳抹的女子，想方设法推销酒水。风流才子们欲买一笑，则径往酒店里点花牌，惟意所择。笙歌之声昼夜不绝。为了招揽生意，各个店铺还注重进行广告宣传。如北宋济南有家刘氏钢针店铺，其产品自产自销，颇负盛名。当时，这家店铺以“白兔儿”作为其产品的商标，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专用商标。这个商标用铜版印刷，近似方形，中间绘有白兔捣药图，画像鲜明突出，其画上端横写着店名“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为了表明生产者，两侧并印有广告文字：“认门前兔儿为记。”同时写有其店铺的经营范围、方法、质量等要求的文字告白，文曰：“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客为转贩，别有加饶，清白记。”
知识产品也已经商品化，并在一定范围内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当时的地方政府曾专门发布过版权保护的公告。知识产品的创作者和经营者已经有非常明晰而成熟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出版的很多图书已经出现了相当于今天版权页的“牌记”，上面记载着该书的出版人、刻书人、出版日期等信息。这种版权保护申明与1952年签署的《世界版权公约》所要求的“版权标记”十分相似，“已申上司，不许复板”的表述与现在的“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几无差别。
服务业还出现了专门的职业装。如南宋临安城中，士、农、工、商诸行百户，其服装均有等级规定。香铺人顶帽披背子，质库掌事裹巾著皂衫角带。街市上买卖的商人，也各有服色头巾，各可辨认出他们从事什么职业。
工商业者有了自己的组织——行会。两宋都城开封和临安是当时行业组织最发达的地区，其中仅《西湖老人繁胜录》诸行市条就载有175种行名。其中，经营各种贸易的商人团体有：银行、销金行、方梳行、冠子行、纱绢行、处布行、麻布行、帽行、茶行、鱼行、果子行、花行、竹行、鸡行、箩行、书籍行、纱市、谷市、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丝绵市、生帛市、枕冠市、故衣市、衣绢市、花朵市、肉市、米市以及花团、青果团、柑子团、鲞团等。
宋代商业的繁荣使货币和信用关系获得空前的发展。北宋中期，在成都富商联合发行的信用交换基础下，官府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初步具有信用货币性质的纸币——“交子”，它标志着实物经济的终结和货币经济的开始，在世界金融史和文明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此时西欧国家使用的仍是金元、银元等贵金属货币，西方最早的纸币英格兰银行券，晚于两宋纸币六七百年才出现。不久，这种纸币在河东、京西、京东诸路迅速流通开来。大约到北宋末年，首都开封出现了寄附钱物会子，并且“诸色人多将京城内私下寄附钱物会子之类出城及于外处行使”。至绍兴五年（1135），便钱会子已在临安市场上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信用，从而使其由一种地方性流通的纸币一跃而成为全国性流通的纸币。
对外贸易高度发达，海外贸易盛况空前，出口、消费和投资一起成为宋代经济繁荣的“三驾马车”。宋朝统治者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积极开展海上贸易，与其建立外贸联系的国家和地区达60多个，海外贸易竟占GDP的15%-20%，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两浙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向型市场经济崛起，从事外贸的中外商人群体约有十万之众。其海外贸易范围大为拓展，迎来了一个海洋贸易的时代。除传统的东亚朝鲜、日本外，已从南洋（今南海）、西洋（今印度洋）沿岸扩大至波斯湾、地中海和非洲东海岸诸阿拉伯国家，最终整合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国际市场体系，遂与西亚阿拉伯帝国构成当时世界贸易圈的两大轴心，雄踞于太平洋西岸和印度洋地区。进出口商品主要是“金银、缗线、铅、锡、杂色帛、瓷器、香药、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珠琲、镔铁”等。而丝绸与陶瓷外销量最大，因此海上贸易又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宋代每年所铸的数百万贯铜钱，亦因之流向周边国家或地区，几乎成为“国际货币”。
财政税收收入世界第一。据《通典》卷六记载，唐代天宝中（742—756）每年的财政税收收入约为200万贯，而北宋初期则达1600万贯，神宗熙宁时期（ 1067—1085）和高宗绍兴二十七年（ 1157）為6000万贯，淳熙十四年（1187） 达8000万贯。事实上，据学者研究，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年份曾达到12000万贯，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常年财政收入也是高达10000 万贯。此后的元、明、清三代，显然无法与宋朝相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