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御笔《葛覃遗意》匾额
作品鉴赏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清朝第六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第四位皇帝。年号乾隆,寓意“天道昌隆”。25岁登基,在位六十年,退位后当了三年太上皇,实际掌握最高权力长达六十三年零四个月,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皇帝。
一粒米应知农夫苦 半缕丝更念蚕妇难
—闲话乾隆御笔《葛覃遗意》匾额
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人们吃饭穿衣都要依赖于农作物,所以,自从先民们学会了耕织以后,便向神农、嫘祖—大自然的象征—祭祀、乞求以获得好的收成。历代统治者们,更要带头制定与农业相关的礼制,如祈谷、祈雨、先农、先蚕等礼。明、清两代兴建并不断完善的北京著名的“九坛八庙”中的9个祭坛,基本上都是关乎天地自然的,尤其是祈谷、先农、先蚕和社稷等坛则是直接祭拜土地、谷神、农耕和蚕桑的场所。每年初春,皇帝要率领诸大臣们到先农坛去祀神农,并且亲身躬耕,行藉田礼。而在每年暮春的时节,皇后则带着妃嫔等宫人们,赴先蚕坛去行六拜三跪三叩礼。
清代,先蚕坛晚建于先农坛。其始建于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七月。当时,大学士鄂尔泰上疏指出:天子亲耕、皇后亲蚕乃古制,并提出了设立先蚕坛的问题。八月,内务府大臣海望奏请:建先蚕坛的设计方案。他根据先秦周礼“诏后率内外命妇蚕于北郊”的说法,以及汉、魏、六朝、陏、唐、宋、明等各朝代筑坛的情况,“详加酌量,援古制以为程,据地形而相度”,提出了在北海公园内东北角的原明代雷霆洪应殿旧址上,建筑一个包括宫门、亲蚕门、亲蚕殿、配殿、浴蚕池、观蚕台、亲蚕台、
蚕神殿、井亭、牲亭、社厨、神库、蚕署、蚕所、浴蚕河等等工程,总建筑面积为1520.5平方米的先蚕坛的方案。乾隆皇帝对此规划完全批准,当即动工,历经一年的时间,于乾隆八年(1743)全部建成。《钦定四库全书—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十八[国朝宫室]中记载:先蚕坛,乾隆七年建,垣周百六十丈,南面稍西,正门三楹,左右门各一,入门为坛,一成方四丈,高四尺,阶四出,各十级,三面皆树桑柘,西北为瘗坎(图一)。另据该年11月21日奏销档记载,整个坛区建设,共花费白银7万4千1百27两7钱2分2厘。
先蚕坛自建成后,经道光、同治、宣统以至民国各个时期,都曾经实施过大小不同程度的修缮工程。最后,直到1949年4月,经北京市公用局军管会批准,将先蚕坛全部房屋,拨给“北京实验托儿所”(即今北海幼儿园之前身)使用。根据《北海·景山公园志》记载:北京实验托儿所进驻后对蚕坛院内进行了修葺和改造,即对原有古建筑除蚕署外均进行了修缮,并拆除先蚕台和采桑台,填平浴蚕池。在先蚕台旧址,即亲蚕门西侧,添建做厨房用的平房和儿童教室、活动室、礼堂、办公室及锅炉房等,在采桑台旧址即亲蚕门南,开辟为儿童活动场。
《钦定日下旧闻考》中又载:坛东为观桑台,台前为桑园,台后为亲蚕门,入门为亲蚕殿。……亲蚕殿内恭悬皇上御书额曰:葛覃遗意(图二)。这个匾额,明确告诉世人:皇家遵守古制、并且有效仿像“葛覃”诗中遗留下来的古风的意思,务本稼穑,重视农桑。
“葛覃”一词,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开头的第二篇的篇名。葛,是一种豆科植物,全身都是宝:嫩的茎叶是我国南方一些地区人们经常食用的蔬菜;肥大的块根可供药用,茎可编篮,茎皮纤维可以织成葛布,俗称夏布,做绳可以编鞋,称为“葛屦”。
《葛覃》诗云: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
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
是刈是濩,为絺为綌,服之无斁。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
薄污我私,薄浣我衣。
害浣害否?归宁父母。
第一首是借自然景物起兴,描绘山谷中生长的葛藤树叶茂盛,黄莺在这里飞鸣栖息。第二首是叙述采葛、煮葛、织布、制衣等工作情形。第三道点明主题:写干完活的妇女,告诉管家,换洗脱衣服,要回家去看望父母的喜悦心情。乾隆皇帝把这篇诗的本旨,题写在先坛殿内,就是要皇后以母仪天下的身份,亲临蚕桑,化育臣民,提倡男耕女织、和谐、幸福的生活方式。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主旨,他又配写了一副对联,挂于匾额下面左右两边。上联是:“视履六宫基化本”;“履”是礼的意思,因为“礼可以履行也”,“视履”就是观察其行为的意思。“六宫”是说皇帝有一正寝(宫)和五燕寝(宫),合称为六宫。起初,曾为皇后的代称,之后则泛指所有的后妃。这句联语大意是说,基于“与民教学,导以化本,而纳以仁轨”的教化之本的目的,而使后妃们以实际行动给全国的子民做出表率。
下联是“授衣万国佐皇猷”。
“授衣”一词,也是出自《诗经》。其《豳风·七月》的诗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意为准备制做寒衣。“皇猷”是指皇帝的谋略或教化。全句是说:给天下的百姓准备衣服,是辅佐皇帝共谋大业的举措。
乾隆,是我国清朝第四代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的年号。他生于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卒于嘉庆四年(公元1899年),享年89岁。执政整60年,另外还坐了3年太上皇。谥号纯皇帝,庙号高宗,死后葬于清东陵的裕陵。
乾隆时代,正是经历了康、雍两个皇帝的治理,社会逐渐安定,经济也慢慢复苏,也就是所谓的“雍乾盛世”。在他登基之后,除了继续实行残酷的文化专制、迭兴文字狱以外,还对一些文人士子笼络利诱,提倡诗、文、书、画,借以标榜他的“文治武功”。当然,他本人也笃好此道,据说他在位期间,就作了将近4万首诗。他喜好游览,每到一处便题词、赋诗,也是个出了名的风流皇帝,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尤其是近年电视剧的“戏说”风行,使乾隆这个名字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他还选派了一个有160余名学者组成的班子,编辑了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他还不惜重金,大量从民间聚敛历代名人书迹、绘画,甚至留下了真假莫辨、至死不悟的笑柄;他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贮于他的书斋,颜其额曰“三希堂”,并将所有的名人法书选刻成《三希堂法帖》、将所有的名画都著录于《石渠宝笈》……总之,客观上,他还是做了一些有益于文化发展的事情。
乾隆的字是学习赵孟頫的,由于社会地位、文化素养、基本功力、个人性格以及审美趣味等不同,因此他的字,只有赵字的柔美、妩媚而无赵字的劲健、遒丽。然而却有不激不励,不燥不火,在恬静、安详的气氛中,显露出一种居高自负的神情。特别是写在先蚕殿里的榜书巨额,庄严肃穆,极有庙堂气概。
在封建时代,皇帝的字是根本不会流落到民间来的。有时,皇帝高了兴,写一个“福”字,赏赐给某个宠臣,已属罕见之事。他们得到之后,如获至宝,拿回家去,供奉在佛龛里,借以光宗耀祖,不是一般人都能见得到的。《葛覃遗意》这块匾自乾隆皇帝题写之后20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无数次动乱,其间,究竟经何人之手、于何时从原地流出,已经无迹可寻。不过,今天有幸自外域回归故土,使我们能近距离一睹这样一幅皇帝的御笔大匾,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事了。它极有可能为文物、园林部门所关注,或在恢复先蚕坛之时,重悬本位,那可真是得其所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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