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启庆：近四十年来台湾元史研究的回顾
萧启庆教授，1937年生，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毕业，获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台湾大学、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凡25年，最近又返回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任教授、所长。主要论著有：《西域人与元初政治》（1966）、《元代军事制度》（1978）、《元代史新探》（1983）、《蒙元前期名臣传论》（1993）、《剑桥中国史》第6卷撰稿人以及《蒙元史新研》（1994）等。本文系作者近作，我刊登载时已作删节。
一、渊源与发展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朝代，元史也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研究范畴。在四面环海、蕉风椰雨的台湾，研究黄沙白雪中熬练出来之“天之骄子”的历史，可谓人地不宜。但是，四十年间，台湾的元史研究不仅从无到有，而且产生了丰硕的成果。
1949年以前，台湾并无元史研究。1949年以后元史研究崛兴于台湾，乃是大陆现代史学移植于台湾的一部分，主要得力于姚从吾师（1894—1970）、札奇斯钦师、孙克宽先生等三人的提倡。其中姚从吾先生可说是元史研究的主要移植人。
姚先生早年负笈北大，已受元史名家屠寄（1856—1921）、柯绍忞（1850—1933）之薰陶。留德十二年间，复受史学大师兰克（Leopold vonRanke）“科学之史学”之影响[1]。归国以后，曾在北京、西南联合及河南等大学执教逾二十年。徙台之后，更摆脱世务，专心于辽金元史的研究与提倡。主持台湾大学辽金元史研究室凡二十年。复推动蒙古、满洲语文教学，并于1958年倡设宋史研究会及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提倡宋辽金元史及边疆历史、语文研究，贡献厥伟。姚先生又以勤于著作见重士林。他的史学兼重考证与解释，对辽金元史事的重建与阐释，除见于所编《辽金元史讲义》外，尚有论文数十篇，着重探究契丹、女真、蒙古原有之文化及其采行汉文化的原因与经过，亦着重研讨汉族精英保种存文的努力及汉文化历经危机而得以存续不堕之原因。
札奇斯钦、孙克宽等二先生之治元史皆受姚先生影响，但二人学风迥然不同。札奇先生出身蒙古喀喇沁部，早年肄业北大，即已师事姚先生。但其专治蒙元历史则在徙台之后。他先在台大教授蒙文，后创办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造就甚多人材。先生为文明快并精通蒙、英、日文，其治学主要成就在于蒙文史料之译释及蒙元制度中蒙古部分的考述。他曾说过：“元朝军政组织是两套的，一套是蒙古式的，一套是汉式的。这两套制度用成吉思汗的话来说，正是一辆车子的两辕，并行而不背，……。不了解一套蒙古式制度的真相，恐怕无法了解元朝历史的面貌”[2]。
其研究重心即在显示蒙古式车辕的真相。先生著作宏富，至今源源不绝，主要有《蒙古史论丛》《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与贸易关系》《蒙古文化和社会》、《蒙古学随笔》。译著有《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及《蒙古黄金史译注》等。
孙克宽先生执教东海大学中文系多年，其治学方向由诗词而转注于元史，一方面由于姚先生的影响，一方面也有其自身原因。二十年间，著有《蒙古汉军与汉文化研究》《元代汉文化之活动》《宋元道教之发展》《元代道教之发展》《寒原论道》等书。
除去上述三先生外，前辈学者主治或兼治元史者尚有李符桐（1911—1984）、李则芬、张兴唐及袁冀（国藩）等先生。李符桐先生出身东北大学，长期执教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其研究以回鹘史为主，兼及元史，著有《成吉思汗传》及论文多篇[3]。李则芬先生为黄埔出身之将领，因撰述战史而转治元史，前后共十余年，著有《成吉思汗新传》、《元史新讲》及《宋辽金元历史论文集》等书。张兴唐先生早年曾供职内蒙，徙台后任教辅仁大学等校，译有《蒙古社会制度史》，并撰有若干论文。袁冀先生执教于空军官校，研究元史逾三十年，著作甚多，涵盖元代政治、军事及文化等方面。
1970年左右台湾史学界经历了代次的变换，元史界亦不例外。一方面姚从吾、李符桐二先生相继逝世，札奇斯钦、孙克宽先生分别徙居美、加；另一方面，第二三代学者相继崛起，逐渐肩负研究与教学之任务。第二三代专治或兼治元史者计有；王民信（台湾大学）、洪金富、黄清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哈勘楚伦、唐屹、林修澈、张中复（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赵振绩（台湾工业技术学院）、丁崑健（交通大学）、王明荪（中兴大学）、胡其德（师范大学）、李天鸣（故宫博物院）、苏振申（1932—1983）、杨育镁（淡江大学）、蒋武雄（文化大学）、张瑞成等十余人。出身台湾元史界而留居海外者则有劳延煊（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刘元珠（威尔斯利学院）、潘柏澄（旅居美国加州）、郑素春（法国巴黎大学）、萧启庆（新加坡国立大学）等人。
从表面看来，第二三代学者人数较第一代增加不少。事实上，专治元史者为数不多。元史界较五六十年代反为冷落。究其原因，不外下列四端：第一，蒙元历史研究难度较高，学者不免裹足不前。第二，人才流失，老、中二代学者或则相继凋逝，或则徙居海外，遂产生师承难继问题。第三，地理环境不适，加以台湾近年政治、文化界本土化之势日盛，年轻一代对大陆边疆历史文化疏离之感日增。第四，史学界兴趣转移，重今轻古之风日显。近代以前历史的研究已失去五六十年代主流的地位，元史研究自不例外。
研究者人数不多并不表示研究水准停滞不进。中、青二代在前辈学人所留坚实基础上继续发展。因所处时代不同，年轻学者治学态度较为客观。第一代学者多为业余治史，作品不免粗放。年轻学者多经专业训练，加以书刊资料较易取得，近年发表之论著较前远为穷尽而绵密，注重纵深之研究。也有部分研究者应用社会科学观念从事元代历史、文化的新诠释。加以年轻学者多曾游学美、欧、日本，对国外汉学及蒙古学之成果多能善加利用，与国外学界合流之势日显。
二、成果的介绍
四十年来，台湾元史学界成果不少，兹依九个专题扼要介绍如次：
（一）通论
长期以来，中外史界皆缺少元朝史通论性的著作。台湾出版的通论性著作有姚从吾《姚从吾先生全集（四）——辽金元史讲义——丙、元朝史》[4]、李则芬《元史新讲》[5]、黎东方《细说元朝》[6]、陶晋生《中国近古史》[7]、王明荪《宋辽金元史》与《蒙古民族史略》等书[8]。
上述各书中，姚先生遗著系汇集生前讲义而成书。此一讲义对史料的排比与基本史实的重建，反映出一位前辈史家的功力与卓见以及筚路蓝缕的艰难。可惜讲义之搜求已不齐全，原定十讲仅存其五，有关忽必烈及其以后各朝的部分皆付阙如，甚为遗憾。陶著篇幅不大，兼以涵盖宋、辽、金、元四代历史，元朝部分著墨无多。不过该书系从大处着眼，有利读者得到历史发展潮流之印象。王著《蒙古民族史略》系以蒙古史为主旨，与元史之范畴不尽相同，但该书系以大蒙古国及元朝历史为主要部分，为李著以外对元朝历史发展考述最为详备之著作。黎著虽非谨严之学术著作，但和黎先生其他著作一样，写来生动，对历史知识之普及应具意义。
李著《元史新讲》长达二百万言，极为详瞻，全书以政治、军事史为主，兼及政治制度、财政、经济、社会、对外关系及学术等范畴，涵盖颇广。著者主旨在于破除前人对元代历史之成见.而认为元代公私文献多为儒家片面之词，不能反映历史真相。而且明人对元代历史多加歪曲，以致后人误认元代政治黑暗，毫无文化可言。事实上元朝经历七八十年政简刑清的太平盛世。
（二）政治、军事史
大蒙古国及元朝早期的政治、军事史为台湾学者的一个研究重点。蒙古国的崛兴、各种文化对蒙古国的影响、蒙古对中原的征服与统治、忽必烈创建元朝的由来，其政权的性质及所面临的问题等等，皆受到相当重视。
蒙古世界帝国系由成吉思汗所肇建。李符桐[9]、史耀古[110]、王明荪[11]、马起华[12]等人皆撰有成吉思汗传记，水准参差不一。而以李则芬《成吉思汗新传》最为详瞻[13]。札奇斯钦《谈成吉思汗的言行和他成功的因素》一文则认为成吉思汗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的卓越天才与坚定意志为其成功的主要原因[14]。关于成吉思汗之个别史实，程发轫考证了其生卒年[15]，袁国藩则为文考述“班朱尼饮水誓众”的参与者[16]。而哈勘楚伦及唐屹则对“成吉思汗”尊号之意义提出不同解释[17]。
关于蒙古征服的军事史，札奇斯钦曾分析蒙古的战略与战术[18]。萧启庆《蒙古帝国的崛起与分裂》则综论帝国兴起的经济、军事和心理因素及后来帝国分裂的原因[19]。孙克宽《蒙古初期军略与金之崩溃》一书考述了蒙古灭金的策略及经过[20]。姚从吾及李则芬亦皆有专文分析灭金经过[21]。蒙古西征之历史则仍欠缺较有深度之研究。
蒙古之征服中原及其初期统治，端赖汉人降将及归顺豪强之协助，此等降人成为后来之“汉军”。孙克宽对汉军之形成及协助蒙古人统治汉地之研究贡献甚大[22]。袁冀亦撰文考述汉军世家藁城董氏之历史及东平严氏之兴学养士[23]。最近林美莉又自朝代鼎革之际地方豪强所扮演角色的观点讨论汉军世家的起源与归宿。[24]而萧启庆则为文讨论汉人世侯之性质及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汉军世家在政治上之沿续[25]。
大蒙古国之制度与人事受到各种文化与民族之甚大激荡。札奇斯钦《西域中原文化对蒙古帝国的影响和元朝的建立》考索了西域法与汉法及西进政策与南进政策间之矛盾[26]。李符桐《回鹘与元朝建国之关系》研析畏兀儿人对蒙元立国之影响[27]。萧启庆《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则对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汗之间西域人政治势力之消长作一较为详细之考述[28]。
蒙古进入中原之初，汉文化受到兵燹摧残与征服者忽视，情势甚为危殆。姚从吾、孙克宽二先生对汉文化转危为安的经过作了甚多研究。姚先生撰文多篇考察耶律楚材、元好问、邱处机、孔元措等人保全汉文化、救济汉人士大夫的功绩[29]。孙先生《元初儒学》及多篇论文也作了近似的考述[30]。而萧启庆则为文指出：孔元措之得以恢复“衍圣公”之地位得力于道、释二家的扶持[31]。蒋武雄则综述了蒙古帝国初期蒙廷与汉文化之关系。续琨《元遗山研究》则对元好问在大蒙古国时代的活动作了颇为绵密的考述[32]。
关于当时蒙古政治人物之研究则有姚从吾先生、刘静真及李天鸣等人的论著。姚先生考述了成吉思汗义弟失吉忽突忽的事迹及其树立中原统治制度之功绩图。刘静贞研析了三位后妃在帝国汗位继承中所扮演之角色[34]。李天鸣则考证蒙哥汗之死因为病殁而非战死[35]。
忽必烈迁都中原，采行汉制，将以草原为重心的“大蒙古国”改建为以中原为重心的元朝，乃是蒙古帝国史上一大转披。姚师从吾长年研究忽必烈一朝史事，著文多篇，表扬忽必烈沟通文化、统一中国、推行儒学的贡献，并讨论其所遭遇之种种困难[36]。他认为忽必烈之功绩不在臣服中国，而是在统一后使之安定。李则芬《元世祖忽必烈论》对忽必烈之功绩亦加以肯定，并修正前人忽必烈“嗜利黩武”之说[37]。
忽必烈之夺取政权、创建元朝，得力于汉人儒者之劝说与辅助及汉军将领之支持。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自忽必烈潜邸时代所集结之幕府人物探讨其倾向汉化之由来[38]。研究个别儒者对忽必烈朝政治影响的论著甚多：孙克宽、袁冀研究了“儒释兼通”神秘人物刘秉忠的学行[39]。姚从吾先生考述了李治的本名及学行[40]。王民信、丁田健、袁冀皆有关于大儒许衡之论著出版[41]。
忽必烈即位前后在政治上经历波折甚多，先有蒙古保守派之挑战，后有汉军将领李璮之叛变，中枢重臣王文统亦受波及，影响忽必烈对汉人态度颇巨。姚从吾、张瑞成曾先后分析忽必烈与保守派之斗争[42]。孙克宽《元初李璮事变的分析》、陈学霖《王文统“谋反”事件与元初政局》则分别探索李、王二事件的起因与影响[43]。
蒙宋战争促成南北统一，因而甚受重视。李天鸣《宋元战史》是此方面的力作。全书四巨册，都百万言，对蒙宋战争作了详尽之探讨[44]，为一主要贡献。姚师从吾曾发表数篇论文研析宋朝设置于四川的山城防御体系及其挫败蒙哥汗迂回攻宋的史实[45]。此外，黄宽重、汤翼海分别探讨了襄樊及崖山之役[46]。萧启庆则有文考索蒙宋战争与蒙元水军兴起之间的关系[47]。
江南与汉地分隔已久，元朝平宋后，统治江南遭遇甚多问题。姚师从吾晚年撰写数篇论文研析“南人问题”及忽必烈对安定江南、澄清吏治所作之努力[48]。在解决江南问题一事，原为南人出身的程矩夫出力颇大。除姚师外，孙克宽、袁冀亦有文探讨程矩夫之贡献[49]。此外，孙克宽《元初南宋遗民初述》、劳延煊《元初南方知识分子》则考述了江南士大夫对蒙元政权的态度[50]，而黄清连《元初江南的叛乱》则自江南的民族、政治、经济等问题探讨平宋后江南叛乱层出不穷的原因[51]。
元朝中、后期政治所受注意不多。李则芬《元成宗嗣位的大秘密》认为成宗之得立乃因大臣反对南必皇后摄政[52]。戴玄之《白莲教之反元运动》则根据近年出土之明玉珍《玄宫之碑》辨析南北二派红巾起兵之年月[53]。李符桐《奇渥温氏内江与乱亡之探讨》系由继承制度之不完善及君主品质之恶化研析元朝覆亡之原因[54]。而张瑞成《元朝文化发展与其衰亡之关键》则由汉文化及西域文化之影响解释元朝衰亡之原因[55]。劳延煊《元明之际诗中的评论》系由诗歌分析元末儒士的政治取向。他认为汉族儒士并无华夷之辨的思想而是将元朝当作正统王朝，元亡之后，颇露故国之思[56]。总之元代中后期政治史之研究仍甚薄弱，亟待加强。
（三）政治及军事制度
元朝的政治及军事制度，不仅上承宋金，而且保留部分蒙古制度，两者交参，形成元代的特色。
政治上，元朝除采用中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外，也保留了源自草原的封建制一即所谓“投下”。刘光义、甲凯及洪金富皆有关于“投下”的研究[57]。以洪撰《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最为精审[58]。该文认为“投下”制度乃为蒙古人之私产及公产观念在国家组织型态上之反映。“私产私治”的观念导致忽必烈投下食邑化之失败。终元一代，投下制、官僚制的并存反映元朝政权之双重性质。而张中复则考述了察合台汗国的游牧封建体制[59]。
关于元代中央及地方政治制度的通论，有杨树藩《元代中央政治制度》及杨培桂《元代地方政府》[60]，分别探讨了中央及地方政府之组织与功能，并自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观点检讨其得失。唐屹《〈史集〉所载蒙古在华之政治制度之初探》则将波斯史家拉施特（Rashid al—Din）有关汉地官制之记载与汉籍所说作一比较[61]。
对于元朝官制中蒙古成分之研究，札奇斯钦师贡献最大。先后撰述论文多篇，就《元史》之记载，考释蒙古官职——札鲁忽赤、必阇赤、达鲁花赤、博儿赤、昔宝赤——之起源、功能及演变。创获甚多[62]。
监察制度为元朝承袭自中原的一项重要制度。杨树藩[63]、洪金富皆曾论述[64]。
关于地方官制，行省为元朝所首创。丁崑健之博士论文《元代行省制度之形成及其职权》探讨行省制度形成之过程，并自其职权及组织，观察行省内部之运作及其与政府各级之关系。[65]丁氏又有《元代征东行省之研究》旨在说明设置于高丽之征东行省之特殊性[66]。王民信《元朝的“录事司”考》则考述设置于各路治、府治的“录事司”之组织及功能，而齐觉生《元代县的“达鲁花赤”与“尹”》则论析蒙古官达鲁花赤与汉制官县尹间之关系[67]。
官吏登用之方式往往反映政权之性质。元朝前期官吏之选用主要倚恃承袭、承荫及胥吏升擢。中期始恢复中原传统的科举制度。由于充吏为儒士入仕重要途径，王明荪《元代的儒吏之论与儒术缘饰吏治》一文考述了元人对士人为吏的看法[68]。杨树藩、江其样、丁崑健皆曾考述科举制度。丁崑健《元代的科举制度》一文讨论元初未能恢复科举之原因及恢复后制度之内容及影响[69]。萧启庆《元代科举与精英流动》一文，根据《元统元年进士录》考察科举对精英流动的影响[70]。
蒙古自马上得天下，其政权亦赖军队维持于不堕，因而元朝军事制度保持蒙古传统较多。萧启庆撰有《元代的宿卫制度》及《元代的镇戍度》二文[71]。前文指出元廷宿卫军系由源出蒙古之“怯薛”及源自中原之卫军所组成。“怯薛”不仅为一军队，亦为蒙古统治阶层的核心组织。后一文则探讨蒙元在中土及草原地区之镇戍组织及其崩坏。札奇斯钦师则有《谈元代的马政》及《说〈元史〉中的“秃鲁花”（质子军）与〈元朝秘史〉中的“土儿合黑”（散班）》二文[72]。前文研析战马与蒙元盛衰之关系。后文则考释“怯薛”之一支——土儿合黑与质子制度之间的关系。此外袁冀亦有《从元代蒙人习俗军事论蒙古文化》一书，内含数篇有关蒙古军事制度的短论[73]。
（四）财政经济
财政、经济是台湾元史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论著不多。财政方面，唯有关于海运及漕运的文章较多。包遵彭、吴缉华[74]、袁冀、杨育镁[75][76]皆有论著。王民信则为文检讨“市籴粮”及“盐折草”两种制度的得失。元廷对宗亲之赏赐为财政重要负担，孙克宽曾为文分析[77]。
经济方面，成果亦不多。朱淑萍为文探讨忽必烈的劝农政策[78]。赵冈曾讨论宋元棉花种植之推广[79]梁庚尧则自区域经济之观点研究苏州经济一尤其农业经济一的发展励。色目商人之经营高利贷及操纵商业为元代独特现象，孙克宽、李则芬皆曾为文研析“羊羔利”与“斡脱钱”[80]。
（载《蒙古学信息》1996年第2期。未完待续）
注释：
[1] 关于姚师从吾的生平与学术，参看王德毅：《姚从吾先生年谱》，《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1974）；陶晋生：《追忆姚从吾先生》，《历史月刊》10（1988）；萧启庆：《姚从吾教授对辽金元史研究的贡献》，收于萧著《元代史新探》（新文丰出版公司，1973）。
[2] 札奇斯钦：《说元史中的〈札鲁忽赤〉并兼论元初的尚书省》，收于札奇著《蒙古史论丛》（全二册），学海出版社，1980），上。
[3] 《李符桐论著全集》，全五册，学生书局，1992。
[4] 《姚从吾先生全集》（现出七册，正中书局，1971-1982），第四册。
[5] 全书五册，中华书局，1978。
[6] 文星书店，1966。
[7] 东华书局，1979。
[8] 长桥出版社，1980；中央文物供应社，1990。
[9] 《成吉思汗传》，新动力出版社，1953。
[10] 《成吉思汗传》，中华书局，1983。
[11] 《铁木真》，联鸣文化公司，1980。
[12] 《成吉思汗与拿破仑》，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1982。
[13] 《成吉思汗新传》，中华书局，1970。
[14] 收入所著《蒙古史论丛》上册。
[15] 《成吉思汗生殂年月日考》《学术季刊》1：4（1964）。
[16] 《元太祖班朱尼河饮水誓众考略》，《大陆杂志》19：12（1959）。
[17] 《成吉思汗释义》，《政治大学学报》36（1977）；《成吉思汗非“大海汗”之论证》，《边政研究所年报》11（1980）。
[18] 《蒙古帝国时代的战略与战术》，收入《蒙古史论丛》下册。
[19] 《历史月刊》34（1990）。
[20] 收入孙氏《元代汉文化之活动》。
[21] 姚从吾：《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灭金战争的分析》，收入姚著《东北史论丛》下册（正中书局，1959）；李则芬：《元太宗窝阔台灭金经过》，《战史汇刊》3（1971）。
[22] 《蒙古帝国初期汉军的建制》及《汉军分子的分析》，皆收入孙著《蒙古汉军与汉文化研究》（文星书店，1958）；《元代汉军人物表》及《元代汉军三世家考》，收入《元代汉文化之活动》。
[23] 《东平严实幕府人物与兴学初考》，收入袁氏《元史研究论集》（商务印书馆，1974）；《元代藁城董氏评述》，收入同上。
[24] 《宋金元之交的地方豪强与政权转移之关系》，《大陆杂志》75：3（1987），75：4（1987）。
[25] 《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收入《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2）。
[26] 《蒙古史论丛》下册。
[27] 《师大学报》15（1970）。
[28] 台湾大学文学院，1966。
[29] 《成吉思汗的智囊团》及《元邱处机年谱》，二文收入《东北史论丛》下册；《成吉思汗信任邱处机这件事对于保全中原传统文化的贡献》《元好问癸巳上耶律楚材书的历史意义与书中五十四人行事考》及《金元之际元好问对于保全中原传统文化的贡献》等三文则收入《姚从吾先生全集》第六册。
[30] 《元初儒学》收入孙著《元代汉文化之活动》。此外孙氏相关之论文尚有《元代北方之儒》，收入同上；《湛然居士集中的中原儒士》，收入《蒙古汉军与汉文化研究》。
[31] 《大蒙古国时代衍圣公复爵考实》，《大陆杂志》85：6（1992）。
[32] 蒋武雄：《论蒙元帝国初期与汉地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6：5（1983）；续氏著作系在197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33] 《黑鞑事略中所说窝阔台汗时代胡丞相事迹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史语所集刊》28（1957），下册。
[34] 《蒙古帝国汗位帝系移转过程中的三位女性》，《史原》13（1984）。
[35] 《蒙哥汗死因新探》，《故宫学术季刊》7：2（1989）。
[36] 《忽必烈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东北史论丛》；《元世祖忽必烈汗：他的家世、他的时代与他在位期间重要设施》及《元世祖崇行孔学的成功与所遭遇的困难》等文分别收入《全集》第六册。
[37] 《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4（1972）。
[38] 收入萧氏《元代史新探》。
[39] 孙克宽：《元代神秘人物刘秉忠与其藏春集》，收入《蒙古汉军与文化研究》99-106；袁冀：《元太保藏春散人刘秉忠评述》，商务印书馆，1974。
[40] 《元初封龙山三老之一李治与关于他的若干问题》，收入姚氏《全集》第七册。
[41] 王民信：《许衡》，商务印书馆，1978；丁崑健：《元许衡的教育思想》，《华学月刊》134（1983），135（1983）；袁国藩：《元许鲁齐评述》，商务印书馆，1972。
[42] 姚从吾：《忽必烈汗与蒙哥汗治理汉地的歧见》，收入姚氏《全集》第六册；张瑞成：《忽必烈即位前后与蒙古守旧派间之冲突及其建立元朝之意义》，《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3（1981）。
[43] 孙文收入《蒙古汉军与文化研究》，陈文则收入《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1989）。
[44] 《宋元战史》，全四册，食货出版社，1988.
[45] 《宋余玠设防山城对蒙古入侵的打击》，收入《东北史论丛》下册；《元宪宗（蒙哥汗）的大举征蜀与他在合州钓鱼城的战死》《宋蒙钓鱼城战役中熊耳夫人家世及王立与合州获得保全考》《余玠评传》，收入姚氏《全集》第六册。
[46] 黄宽重：《辨端平入洛败盟》，收入黄氏《南宋史研究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汤翼海：《宋末崖门之役史实补遗》，《大陆杂志》35：2（1967）。
[47] 《蒙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汉学研究》8：2（1990）。
[48] 姚师数篇关于南人问题之文字在其全集中合称《忽必烈平宋以后的南人问题》，见《全集》第七册，此外又有《铁函心史中的南人与北人问题》，见同上。
[49] 孙克宽：《江南访贤与延祐儒治》，收入《元代汉文化之活动》；袁冀：《程雪楼年谱》，商务印书馆，1982。
[50] 《东海学报》15（1974），《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0（1979）。
[51] 《史语所集刊》49：1（1978）。
[52] 《东方杂志》5：11（1971）。
[53] 《政大历史学报》3（1985）.
[54] 《师大历史学报》2（1974）。
[55] 《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2（1980）。
[56] 《陶希圣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食货出版社，1979）。
[57] 刘光义：《蒙古元的封建》，广文书局，1965；甲凯：《元代属民之分治与华化》，《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5（1978）。
[58] 《史语所集刊》58：4（1987）。
[59] 《蒙古察合台汗国游牧封建体制之研究》，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毕业论文，1987年。
[60] 商务印书馆，1978；浩瀚出版社，1975.
[61]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集·社会科学类》，商务印书馆，1983。
[62] 《说元史中的〈札鲁忽赤〉兼论元初的尚书省》《说元史中的〈必闍赤〉并兼论元初的中书令》《说元史中的达鲁花赤》《说元史中的〈昔宝赤〉——可汗嗣鹰人》，载于札奇氏《蒙古史论丛》上册，《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11（1980）。
[63] 《元代监察制度》，载于《张金鉴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联经出版公司，1982）。
[64] 《元代监察制度的特色》，《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报》2（1975）。
[65] 中国文化学院，1977。
[66] 《史学汇刊》10（1980）。
[67] 王文载于《大陆杂志》36：2（1968）；齐文载于《国立政治大学学报》23（1971）。
[68] 《华学月刊》139（1983）。
[69] 《华学月刊》124（1982）；125（1982）。
[70] 《汉学研究》5：1（1987）。
[71] 收入萧氏《元代史新探》。
[72] 收入札奇氏《蒙元史论丛》下册。
[73] 商务印书馆，1973。
[74] 《史语所集刊》28（1956）。
[75] 《元代的漕运》，《淡江学报》24（1986）；《浅探元代釆行海运政策之人为因素》，《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1986）；《元代的航海科技与海道粮运之发展》，《淡江学报》29（1990）；《元代后期江南天灾民变对海运的影响》，《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3（1991）；《元代海运衰退因素的探讨》，《淡江学报》31（1992）。
[76] 《元代江南田赋税制考》，《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1（1989）.
[77] 曲王氏《元朝的和籴》，《史学汇刊》5（1973）；孙氏《元史食货志的〈赐赉〉》，收入《蒙古汉军与汉文化研究》。
[78] 《史原》13（1984）。
[79] 《宋元以来棉花种植之推广》，《幼狮月刊》45：1（1977）。
[80] 《宋元时代的苏州》，《文史哲学报》31（1982）；《宋元时代苏州的农业发展》，《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1983）。
[81] 孙克宽：《斡脱钱与西域人的对华剥削》，收入《蒙古汉军与汉文化研究》；李则芬：《蒙古羊羔儿利与元初斡脱钱之研究》，见李著《宋辽金元历史论文集》（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