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娃自传第十九章第二节丨CAS第二次听证会
整个过程就是为了让我失败而设。陪审小组中的全部三个成员都经由ITF选拔，小组主席完全照搬了最初那封邮件的说辞，而那封邮件便是整个梦魇的始作俑者。换句话说，这个案子本来就是由ITF一手挑起，当然也是由ITF一手决定。类似于这样的听证会如何才能做到公正呢？答案很简单：它不能。这就是为什么律师告诉我在这一轮不要希冀于正义或公平的结果。这一轮我们必输无疑，他说，所以我们才能来到下一个陪审小组面前，在那里你将会得到一个公平的发表意见的机会。我很是震惊，“你的意思是我还要再来一遍？”我真的受不了这种想法。我不得不出庭作证长达数个小时，然后，当不需要作证的时候，我必须坐下来听对面的人把我喊成嗑药者和骗子。但是有一件事情给我带来了自信，我知道自己正在讲述事实。我没有极力声称药检出现了错误，也没有声称我没有服用这种补充剂或者只是在禁令颁布之前服用。我承认自己在2016年1月的时候正在服用这种药物。但这件事情只是一个无心之失，难道这还不明显吗？我不知道这种补充剂已经被禁止服用，或者我也不知道它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它没有提高我的表现，也没有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球员。过去我被告知服用它来治疗心脏问题，所以这是我唯一的目的。至于违反禁令，那只是一个愚蠢的疏忽而已。但是ITF却采取了强硬的路线，他们的语气咄咄逼人。这真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为什么我们之间闹得不可开交呢？我把这件事情搞砸了，我没能尽到自己的责任，没能检查经过修订之后的禁药名单。但是他们也有不可推诿的过错。他们原本应该让那份名单中的修订部分更加注目可见的，他们本应该对禁令进行标记，让所有人都知道做出的更改，或者至少也得给一些经纪人打电话，给那些球员一个事先的警告吧？恰恰相反，他们希望球员自己浏览长长的名单去找到修订之处。考虑到梅尔多尼姆在2015年一直都在观察名单之上，他们应该知道我在服用这种药物。在过去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提供尿液和血液样本。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发生了什么呢？这就像是编织好的罗网，就像是一个陷阱在等着我跳。没有一天我不在想是否有人在努力让我跳进这个圈套之中。
尽管如此，我依然非常乐观地离开了第一次听证会。我认为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事实看起来非常明了。这也是为什么在几周之后公布的决定和报告震惊到我的原因。三人制陪审小组认同我并不是有意违反规则——这的确是一个无心之失。那些律师也承认我无意欺骗。对此我感到很开心，但其余的事情呢？报告是怎么写的？那简直是一派胡言，那是对我无休无止的攻击。他们要杀了我，把我撕成碎片。这份报告充满了刚愎自用，它太过残酷，太过刻薄。我被它吓坏了，失望而又惊愕。禁赛期为两年。当消息从奥林匹斯山传来的时候，我开车前往了奥贾伊，一个加利福尼亚的小镇。我的团队和我在那里租了一处房子。当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能够来到一个美丽的地方感觉很舒坦。但是我被伤得很深。两年？好吧，这还不是最长的时间，我没有被禁赛四年，但两年啊？在两年的间歇之后，我还能再回来吗？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被判了十年徒刑的九十岁老人一样。
我的律师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解释，他说：“看吧，这个陪审小组起不到真正重要的作用——它充满了偏见和不公。它的不公已经众所周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许多决定在上诉时都被保留的原因。但这就是过程，我们需要得到这份裁决，然后进到下一轮当中，那才是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审判，所以你要坚强，要坚持训练，要心怀乐观，我向你保证：这不是最终的结果。”
所以我们开始准备第二次听证会，这将由CAS进行审理，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是一个国际准司法机构，最初在1983年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创办，但它的职能越来越大。它已经成为了类似于我这样的案件上诉的最高级法庭。它是一个真正中立的机构。我希望能够在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上证明我的清白，但是当然现在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很多赞助商都撇清了与我的关系，随着一周一周的流逝，我的排名在不断下降。我将错过里约奥运会。而我的名声呢？看看我在出庭之前受到的伤害吧。审判本身便如惩罚一样。五月，在纽约，当我从Bowery酒店出来打车前往我的第一次Met Gala时，一个疯子在街上冲我大喊类固醇。几周之后，当我在洛杉矶的房子前和一个园艺师说话的时候，一辆汽车行驶而过，一个听起来不超过十四岁的小男孩大声喊道：“兴奋剂！F.U.玛利亚！”我又能说什么呢？反而是园艺师看起来很为难，很尴尬，我只想对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当中。这一定是一场噩梦。
与此同时，我在坚持训练。在一次训练中，我感到非常沮丧。“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呢？”我问斯文，“我们训练到底是为了什么？”
就在那时，我意识到了自己需要去做一些其它的事情，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理智的想法。我参加了哈佛商学院为期两周的暑假课程。我和非常棒的教授们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我的网球问题毫不关心。他们让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普通人。这让我得以释然。我从那种一触即发的高压环境中得以摆脱。现在我要做的只是举手提问。我走出了困境，对我来说，现在的日子犹如假期一样。我从这次课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日子很充实，这令我非常满意——我并没有在浪费时间。经历了这场磨难，我也得到了成长，我依然在努力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当课程结束之后，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并把它发送给了NBA总裁亚当·萧华。我从来没有见过萧华，但是一直以来我都很钦佩他的工作。我向他表达了自己对于联盟、球员和球队的尊敬，我很佩服联盟的产品生产和向公众展示的方式。他邀请我来到纽约，在那里他给我安排了一次实习。在接下来的三天，我跟在他的身边，看着亚当·萧华做自己的工作，我也从中得到了学习。我们之间有很多的交流；他对我的处境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原本不需要或者不必这样去做，但他却给了我最真诚的帮助。我无法告诉你这是多么令人欣慰。不仅仅是关于此次实习，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本身。在此之前，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和我作对，我是一个被抛弃者，一个弃儿。现在我们回首往事，正是亚当·萧华接纳了我，并带我四处参观，他告诉世界和玛利亚·莎拉波娃一起工作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感触。在当时我所需要的只是少剂量的快乐汇集到一起帮我渡过难关。当我精神鼓舞的时候，我是一个更加出色的运动员，也是一个更加优秀的女人。那些经历激励了我，它们驱散了我的戾气，让我不再沮丧，而我也在学习，也在成长。
CAS总部设在瑞士的洛桑，但是第二次听证会在纽约城的一幢办公楼中举行。再一次，我们在三人制陪审小组面前陈述证词。只是这一次三个人并不都是由ITF进行选拔，ITF选出了一个人，我的团队选出了一个人，而主席则是CAS自己人。过程与第一次听证会相似，但现在已经没有了剑拔弩张的火药味。他们的律师首先出场（哦，我真是太讨厌这些穿着西装，把领带系的歪歪扭扭的律师了）。然后接下来就轮到我了，我又讲了三个小时的话，在结束的时候，我的想法非常复杂。我感觉我已经完成了陈述，而事实也变得很清晰，但是在第一次听证会结束之后我也是这样感觉的，所以我尽量降低自己的期望值。我会极力贬低自己，所以我才能强迫得来一个不同的结果。在一些赛事开始之前，我也会这样去做。接下来的几周我都在训练，心里一直想着最终决定公布的日子。那是2016年10月4日。我已经望眼欲穿。（来源：网球之家 作者：Maria Sharapova 编译：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