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智慧：教师专业发展的新面向

2008年，IBM总裁彭明盛首次提出“智慧地球”，得到美国总统奥巴马积极回应，并引起世界范围的轰动。智慧校园、智慧课堂等概念应运而生，政策、理论和实践探索层出不穷。

发展至今，智慧校园和智慧课堂已经成为很多区域和学校信息化建设的标准配置。大批学校都已开设智慧课堂。不建智慧课堂，不开平板班，人有我无，都将很难吸引优质生源。

软硬件的采买，只要获得经费和政策支持，就比较容易解决。然而，技术装备的先进性并不代表配置和运用的有效性，不能自然转变教师的教学方式，也不能自然引出教学方式的创新。因此，当前最大的问题和困难是智慧课堂承载的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以及教师观念和教学行为的转变。

FILTER模式可以为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提供一个框架，GOF教研支持服务可以为FILTER模式在学校的落地提供支撑。说到底，这些还都是外来的干预。教师群体自觉、自愿的专业发展才更有意义。

面对不同层次的教学改革和五光十色的信息技术，教师很难顺应形成合宜的信念和价值观，课堂教学大量充斥着“穿新鞋走老路”的问题。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教师专业发展的手段已经开始从短期的培训向校本行动教育发展，以课例作为行动的载体，借助课例讨论、情境设计、行为反省等合作平台提升教师实践智慧(顾泠沅 & 杨玉东, 2003)

Granott和Gardner（1994）从“协作程度”和“知识差异程度”两个维度对不同个体间的社会互动进行分类，表明并非所有的协作都是高水平的。为了满足不同层次的协作需求，还需要在顾泠沅等人的基础上凸显差异，开展超越学校范围的“行动教育”(徐晓东, 2010)。

协作的互动类型(Granott & Gardner, 1994)

校本或跨校行动教育的有效开展，需要专业学习共同体的支撑。数据则是专业学习共同体切实有效的驱动力。然而，当前不乏听评课“无证据、无研究”的“去专业化”现象(崔允漷, 2010)，老师们只是讨论学生行为或是分享教学偏好，而不是将学生学习的证据用于协作探究教学实践和学生学习之间的关联(duFour & Reeves, 2016)。教师们需要数据智慧以在专业学习共同体中获得长足的进步和持续的发展。

首先，要选取一个研究主题。一个英语或者语文老师，如果上来就对整个学科进行研究，自然无从下手。可以先来选取一个实践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作为突破点，如学生阅读理解会比较吃力。然后，再根据各种数据和观察，描述学生的问题，以及自己在教学实践上存在的问题。接着就是制定计划，开始行动，并基于数据进行互动、反思。

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主要就是两个功能，一是描述，二是找关系，进而为教学改进提供依据。

数据导向的教学应用是完善模式建构，也是提升教师数据智慧的手段。因此，汪晓东博士在指导学校开展智慧课堂教学实践的时候，建议采用以下应用模式：每个相同的教学内容，先在普通班进行首次教学，然后在平板1班进行再次教学，接着在平板2班进行第三次教学。每次教学由教研专家主持课堂观察和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主讲教师每次课后收集后测数据，并结合教研组意见改进教学。如此往复三轮以上，最后形成教学案例或课例研究论文。

教学案例或课例研究论文既是发展数据智慧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教师评奖、评优、评职称的重要条件。 因此，老师在智慧课堂的推进过程中，本身已经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能够走好最后一公里，将自己的努力转化成可视化的成果，那就再好不过。

在开展教学应用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很快地掌握智慧课堂的技术操作和教学流程，但在以下三个方面会存在困难：一是落实以学定教的教学取向，即注重挖掘暴露学生的学习问题，并据此及时调整教学，而非平均用力；二是落实集体教学的个性化，即根据学情分析对学生进行分层教学，为优生提供更多的微课支持；三是学习活动的设计，因为采用先学后教的翻转模式，课上省出基础讲解的时间，只是刷题就会显得枯燥无聊，这就需要教师做一些进阶、有趣的活动设计。例如，汪晓东博士指导华颖外国语学校吴振君老师进行《压强》教学时，就针对“压强是个比例关系”这个易错点设计活动，让学生判断谁“对地面破坏最大（压强最大）”。很多学生开始以为体育老师的压强最大，结果发现却是瘦小的女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