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会何时爆发？
大革命会何时爆发？托克维尔认为革命不会爆发在压迫最深的时候，而只会在压迫变浅时爆发，正因为压迫人的旧制度被摧毁了一部分，剩下那部分才会如此令人憎恶。人们耐心的忍受苦难认为这是命中注定，而当有人开始摆脱他时他就变得再也无法忍受了。
托克维尔由此发出论断，人们投身于革命并非总是因为其处境越来越糟，最常见的情况是一个民族曾经毫无怨言的忍受最残酷的法律而并不觉得痛苦，而当法律的压力减轻时他们却猛然将其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刻就是他开始改邪归正的时候。
一、革命发生在压迫变浅时
托克维尔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不会发生在压迫最深时，而只会发生在压迫变浅时，在旧制度昌盛之时，人们耐心的忍受苦难，认为这是命中注定，而当有人想要摆脱苦难时，他就变得无法忍受了。旧制度下，王权对于国家的统治无孔不入，坚如磐石，任何微小的反抗都被迅速粉碎，以至于任何暴动和革命在还是萌芽时就被迅速掐灭。
而当旧政权因为财政危机而统治衰落，不得不放松管制后，公众的不满会风起云涌，不可阻挡，旧政权的些许失误，都会被当作暴政的典型而遭到舆论的鞭挞。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路易十六最小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全部暴行更难以忍受。……恶更少了，但对恶的感觉却更鲜明了。”
托克维尔对比了法国的封建制度与德国的封建制度，发现法国封建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受到很大破坏，而德国的封建制度依然根深蒂固，与中世纪并无二致。
法国的贵族已经丧失了大部分政治特权，地方事务皆由国王任命的督办管理，其仅享有部分免税特权和经济优惠。而德国的贵族则与之相反，他们仍和中世纪一样，拥有自己的军队和领地，掌管地方行政事务和司法审判，他们向农民收取赋税，限制农民的迁徙自由，并可以掌管其生死。
德国贵族与农民的关系，依然是中世纪式样的贵族提供保护，农民提供赋税的人身附庸关系。
与之相反，18世纪末的法国农民大部分都是拥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他们经营土地，贩卖农产品，自负盈亏，拥有很大的自由，已经完全不受贵族的束缚，其拥有的自由远比德国农民多，但为何自由的，受贵族束缚少的法国农民对旧制度的憎恶反而比德国强呢？
托克维尔认为恰恰是旧制度消灭了一部分，剩下那部分才会如此让人憎恶，在中世纪，贵族不仅拥有特权还拥有义务，中世纪贵族和农民是一种契约关系，农民纳税交粮供养贵族，贵族负责保护农民的安全，那时的贵族还频繁参与地方治理和司法审判，农民普遍视贵族为父母官，托克维尔说农民对贵族有一种病态的爱，对其又敬又畏，贵族虽然压迫农民但也给农民提供服务。
（路易十六的居所凡尔赛宫，那时大部分贵族不在地方而在巴黎）
但到了18世纪，随着法国中央集权的推进，贵族不再拥有治理地方的权力，他们被国王软禁在凡尔赛宫，成为溜须拍马的弄臣，贵族已经不再拥有义务但却依然拥有特权，农民要交繁重的税赋，而贵族则拥有免税特权，贵族们的祖辈都是戎马一生的将军，而他们往往涂脂抹粉，一副花花公子的模样。
农民厌恶这群不劳而获的贵族，认为吃干饭的他们无权享受如此特权，当路易十六因为独立战争耗尽国库而加大征税时，农民贵族间的长期矛盾终于因为征税问题而爆发。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源于路易十六为了加税而召开的三级会议，税赋公平问题引燃了大革命。
旧制度虽已破坏，但旧制度的残余依然发挥影响，法国农民的财富和观念已经达到了小资产者的标准，而税赋的征收依然按照中世纪的原则，这种改革不彻底的现象埋藏了革命的隐患。
二、恶变少了，但恶的感觉更明显了
旧制度的压迫减轻了，但人们对压迫的感受却明显了，托克维尔说：“恶变少了，但是恶的感觉却更明显了”。无论是托克维尔还是其他史学家，都认为路易十六并非暴君，而是一个仁慈且致力于革新的君主，他颁布了很多有利于普通人的善举，但没能改变他悲剧的结尾。
比如在大革命爆发前十三年，他打算废除劳役制，其中说到：“王国内几乎所有的道路都是由我们最贫穷的人无偿修建的……真正有利害关系的有产者则分文不出，穷人不计报酬的劳动，却只是为富人的利益而劳动。”
路易十六还要求军役税的增设须公开登记，以避免富人逃税，以达到赋税均等的目的。在饥荒期间，路易十六更是勒令富人进行救济，并说：“朕绝不允许富人为非作歹，使人民缺吃少穿，强迫他们劳动却只随意给些报酬。”
而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大革命后得到阿图瓦伯爵的警告后，他居然说：“如果那一天到来，我也绝不会向我的子民拔剑。”路易十六的高风亮节与他奢华无度的祖父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最终他却上了断头台而不是他的祖父。
托克维尔认为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恰是因为路易十六的法国开始走向自由，一部分旧制度已经解除，人民的思想开始解放，发财的欲望日渐强烈，而当他们发财到半路，发现还有旧制度的残余阻挡他们时，他们就怒不可赦，将责任都归结为国王。
路易十四时期，法国人还普遍相信君权神授，认为国王是天然神圣的，因此路易十四再残暴人民也认同他的统治，但到了18世纪末，卢梭人民主权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美国的成功更是将启蒙思想家的理想变为现实，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共和国就在新大陆实现了，前去驰援美国的拉法耶特等贵族带回了美国的民主思想，让法国人不再相信君权的神圣性。
（拉法耶特等法国贵族在援助美国独立战争时接受了美国的民主思想）
路易十六时期，社会契约论已经深入人心，卢梭社会契约论认为政府是人民为了保障利益让渡一部分权力组成，人民不满意可以解除契约更换政府，路易十六再仁慈也无法换得人民心甘情愿的臣服。
托克维尔如此描述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专制政府：这个如此具有侵夺性如此专制的政府对最无足轻重的反抗都会惊慌失措，最微不足道的批评都能使他惶恐不安，最微弱的声音都能吓得它魂飞魄散，他只能停下犹豫不决，采取折中的解决办法。
当君权神授的观念破产后，国王只能依靠经济绩效进行统治，而经济绩效终有破产的一天，旧制度的瓦解，思想观念的变化早已让王权政府丧失了根基。
三、财政危机引燃大革命
虽然路易十六的法国隐患颇多，但依靠强大的专制能力和军队，国王依然能维持统治，但当政府遭遇财政危机无法正常运转时，国王就再也无力阻止大革命了。
路易十四以后，法国的财政连年恶化，到路易十六时期，为了击败强敌英国，报七年战争失败的耻辱，路易十六倾尽国力援助美国，导致法国负债达到10.42亿里弗尔，法国的财政近乎破产，财政大臣内克尔无计可施。最终路易十六不得不向贵族加税，但贵族们拼死抵制，路易十六只得召开三级会议，希望借助第三等级即民众的力量压服贵族。
但最终的结果，一直心怀不满的第三等级和刚刚受到损失的贵族一起发动了大革命，共同推翻了路易十六的统治，由于财政崩溃加上路易十六被擒，法国整个统治机器完全失灵，官僚系统陷入瘫痪，整个国家陷入了动荡。
旧政权因为财政困难，内忧外患不得不改革，但一方面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一方面又无法及时培育新的受益阶层，革命往往就发生在转型的真空期。国王没有建立新的受益阶层却又得罪了既得利益者贵族，最终导致了自身的灭亡。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政府一方面激起他们发财的欲望，一方面又将其扑灭，最终从两个方向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历史的大潮面前，即使是再强悍的君主也宛若螳臂当车，显得软弱而无力，大洪水到来之际，就是再强悍的堤坝也难逃崩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