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教人得自由|书虫(二月书单)

刚刚过去的二月,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让我一周时间甚至连阅读都难以集中起

精力来,原本应该读完的书,拖了好长时间;原定要读的书,只好后延。所以,是一个低效的二月。

不过,在回答学而优书店新媒体的通题问答时,我说我目前的阅读兴奋点在精神自治,以及对人类苦难命运以及背后力量的反省方面。其实,不惟如此,最近这几年来,我的阅读主题一直围绕着这些。二月的个人书单,再次为这一主题增加了新的内容。

阅读教人得自由,是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一句口号。我很喜欢,盗用了。

1,《思虑二十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托尼·朱特和蒂莫西·斯奈德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托尼﹒朱特是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身患渐冻症的托尼,在病中与斯奈德进行了一次又一次高质量的智慧对话。

在对话中,托尼详细地介绍了欧美现代政治理念,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当代欧美知识精英关于权力和正义的认知,以及他们的现实选择,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托尼在对话中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作为一个局内的局外人,局外的局内人,托尼自己最终表达了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向往,他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使一种体面的生活得以可能。

本书不仅是托尼·朱特学术思想的总结,也是他个人成长史的记录。书中可以看到英式教育给予托尼文学上的品味和一套参照标准,这使他度过了自己的智识情感和同时代人,亦即1968一代政治信念上的混乱。而东欧则拓宽了托尼的道德和精神的视野。

就在访谈做完没过多久,托尼﹒朱特便去世了。对于知识阶层来说,这也是一本关于道德生活何以可能的书。

我很喜欢托尼在书中谈到的,追求真相,而不是追求真理。

2,《科雷马故事》,瓦尔拉姆·沙拉莫夫著。广西师大理想国出版。

“士兵仅靠战场上的经验,无法想象人死在集中营的惨相。”

有朋友问我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怎样,我说好。好在哪里?前引是《科雷马故事》中引述的美军名将李奇微的一句话。套用李奇微的这句话,就是我们仅靠生活的经验和想象力,是无法想象古拉格囚犯生活和死亡的惨相的。

《科雷马故事》是一部短片小说集,刚开始阅读时,会觉得似乎那儿不对,但当你安静读下去,你会发现,这本书里每一个短篇故事,都是人类命运残酷极致的写照。你在里边,几乎读不到例外……在劳动是光荣豪迈而英雄的事业口号下,人类关于被捕,劳改,丧失尊严和死亡的极致想象,有一个词或许可以用来描述这一切,那就是“炼狱”,科雷马就是奥斯维辛的对标。

关于古拉格的故事,我读过不少了。但是,我还是很愿意推荐读一下沙拉莫夫的名作《科雷马故事》。

3,《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汉娜·阿伦特著。译林出版社出版。

1961年,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就这场审判,阿伦特为《纽约客》写了五篇长篇报道,后来结集成书。也就是在这本书里,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这个概念今天非常流行。1971年,在一次电视采访中,阿伦特说,若在今天,她决计不会用那个说法(指“平庸的恶”)。

阿伦特告诉我们,极权统治下有一种趋势是,通过口号教条和恐怖行径让所有民众团体严阵以待,让他们适应新的身份角色:不是受害者就是刽子手。该机制在于将恐怖不断升级,令人寸步难行。有一种情况的确存在,那就是对无辜人群灭杀会无声无息地发生,且不经过任何良心的挣扎。

而艾希曼,只不过,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并不愚蠢,只不过不思考罢了,是不思考,让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恶极的人之一。而极权制度的目的,极权制度就是要让江湖骗子和傻子替代天才和精英。

阿伦特向公众揭示,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可能是平凡敬业的小职员。在极权制度下,一个不思考的忠诚的公务员,很可能就会变成恶的化身。

4,《浪漫主义宣言》,安·兰德著。重庆出版社出版。

相比安﹒兰德厚重得甚至拿着都困难的小说,这本文艺理论的文集则显得轻薄得多了。不过,其内容却并不轻薄,它也是安·兰德思想的体现。这本小书里,关于艺术与人生,关于浪漫主义,关于自己为何写作等等,安·兰德一一作了铺陈解释。本书中的序言立场,以及其中她关于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分档,很对我个人偏见。她说雨果是影响她最深的作家,她后来还给雨果的《九三年》英文版写序,读到这样的话,我心里会感到温暖。

就像她说的,“现在我做的,就是不把世界交给那些无病呻吟、目光呆滞的蠢货搞出来的牛鬼蛇神。……人类发展道路上的未来是一扇想那些没有放弃认知能力的人打开的门。”

5,《正义者》,加缪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1905年2月,社会革命党的一个恐怖小组,在莫斯科组织的一次暗杀行动,用炸弹炸死了皇叔谢尔盖大公。刺客卡利亚耶夫第一次行刺时因见到车里有儿童(大公的侄儿侄女)未忍下手,第二次刺杀成功后,卡利亚耶夫被判绞刑。加缪的五幕剧《正义者》,就是演绎了这一过程,挣扎,争斗,以及行动。

正如加缪在给《戏剧集》(美国版)的序言中说:“我毫无保留地赞赏我的两个主人公,卡利亚耶夫和多拉。我仅仅想表明,行动本身有其局限性。只有承认这种局限性,如果必须超越时,至少接受死亡的行动,才是好的正确的行动。我们的世界,今天露出一副令人憎恶的嘴脸,恰恰是因为制造它的人,赋予自己超越这种局限的权利,首先是杀别人而自己不取义的权利。如今在世界各地,正义就是这样成了杀害一切正义的凶手的挡箭牌。”

我心有戚戚。跟加缪一样,我也喜欢剧中的卡利亚耶夫和多拉。

(本文首发今日头条朱学东的江南旧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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