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北往事：我有一把洋火枪

鲁北传统文化原创作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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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儒明

作者简介：

朱儒明，山东省博兴县人，现任博兴县店子镇中心小学校长。有自印诗集《我参与了小麦的成长经历》。

就像女孩子天生喜欢红头绳、花发卡一样，男孩子天生就喜欢舞刀弄枪。于是，“枪”便成了我童年时代最重要的玩具。那时候，我们买不起会喷水的塑料枪，也没有会闪光能发出声响的电动枪。我们的枪是用纸折的，用木头刻的，用泥巴捏的，用树枝削的。虽然有些丑，很简陋，甚至很假，但拿在手上的时候，我们依然认定它们就是“真”的。

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当时小伙伴们玩耍的场景，现在还清晰地记着。那时候，我们分成正反两派，模仿着电影里好人和坏人的样子，一方进攻、一方防守。在胡同里，在大街上，在场院中，在大树后，在野地里，甚至在谁家的炕头上，三俩小伙伴一个眼色，就开始了我们之间的“战斗”。我们挥舞着“手枪”、“步枪”、“卡宾枪”，一边奔跑、一边呼喊，一边躲避、一边冲锋，卧倒、瞄准、射击。被“打中”的那个，会装模作样地倒在地上，作痛苦状，恋恋不舍地退出战斗，眼巴巴地看着获胜的一方欢呼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大英雄”。

那时候，我们心里有很重的英雄情结，当兵打仗是我们的梦想。一顶草绿色军帽、一颗红五星，甚至是一条扣子上带着“八一”字样的皮腰带，都是很值得炫耀一番的。大家天天在一起玩儿，自然就有了“等级”。有的当“司令”，有的是“军长”，“官儿”的大小多半是由个子高矮或者是年龄的大小来决定的。当然，也要看谁在这群孩子中谁最“调皮捣蛋”。那时，三叔的话总是挂在嘴边，我却怎么也不明白，他说：“不捣蛋的孩子，长大了没出息。”

当然三叔说的“调皮捣蛋”，多半还有另一个意思，是指那些孩子脑子活泛、鬼点子多、手也“技巧”（鲁北方言，分别为三声和一声，手巧）。我在上初中之前个子很矮，又不算调皮，因此最高混到了“连长”，所以到现在这个年纪，也没多大出息。

在火柴还被叫做“洋火”的时代，拥有一把洋火枪，是最让男孩子为之骄傲的事。一个男孩子没有一把像样的洋火枪，在小伙伴当中是很丢脸、很让你抬不起头来的。洋火枪大都做成手枪的样子，电影里只有当官的才能拿手枪，谁能有一把手枪一样的洋火枪，谁的官儿当然就大喽。

洋火枪都是我们自制的，制作方法大致是这样：找一根钢性比较强、粗细适中的铁丝，用钳子弯出枪身、扳机和枪栓。然后，找一条旧的自行车链条，用锤子和铁钉一节一节地“冲”下来。把链条上的两个孔，一个串在铁丝上，另一个对齐就是枪膛了。最后，找个子弹壳。那时候村里民兵经常真枪实弹地打靶，子弹壳容易找到。放学后去靶场找，或是跟当民兵的叔叔哥哥们讨要。用一个“辐帽”，把四棱的部分用沙纸磨圆，用来把枪膛最前面一节链条与弹壳后面的孔固定。最后把旧自行车内胎剪成长条，也可以用皮筋或者没有剪开的气门芯，用它们的弹性作为拉动枪栓的动力。这样，一把火柴枪就做好了。

拉开枪栓，取一根两分钱一盒的“洋火”。“洋火”把儿朝前，洋火头向后插进辐帽里，抠动扳机。枪栓在皮筋的作用下向前撞在洋火头上，剧烈的冲击让洋火头部的鳞瞬间燃烧，在相对密闭又狭小的空间里产生爆炸，发出啪的声响，洋火把儿也会向子弹一样飞出很远。

为了让洋火枪声音更响，我再加一个洋火头，也可以在泡子皮里装一点火药，火药大都是从哑的鞭炮里剥出的黑药。这种洋火枪是有杀伤力的，如果在枪筒里装几颗钢珠或石子，杀伤力更大，所以是不可以对着人放的，只能向着天空或是瞄准远处的一棵树，一只鸟。

我就被洋火枪伤到过一次，不过，是在制作洋火枪的时候。

能有一把好看的洋火枪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一方面可以显示我没有那么笨，手没有那么拙，另一方面也想摆脱多年“老连长”的身份，混个营长、团长当当，那年冬天，可能是受了某部电影里有人拿着“勃朗宁”的启发，我萌发了做一把小的洋火枪想法。

枪身做好了，链条也有了，只缺少一个和它相配的子弹壳，费尽周折，竟然不知从哪儿得到一颗真正的手枪子弹。琢磨着用钳子拔出弹头，把里面的火药倒出来，却因为年纪小、力气小，即便叫来我的“排长”帮忙，吭哧了大半天，弄的两个人都灰头土脸的，子弹头依然纹丝不动，稳稳的被泡子皮箍着。几乎想放弃了，心里想着那把快到手的洋火枪，只好另想别的办法。

父亲请了木匠在西屋做过年用的饭橱，那里家什很多很全，于是便派排长去偷偷拿了一根钉子，一把锤子，想把子弹夹在砖缝里，用钉子凿开子弹的尾部，倒出里面的火药，从里面顶出弹头，就能得到那颗心仪的弹壳了。

子弹没有枪膛的禁锢，尾部受到冲击，没凿几下，“砰”的一声突然间就炸开了，弹头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只在我捏钉子的左手中指上留下两块晶莹的铜片，泡子皮的碎片嵌在肉里闪闪发亮，很奇怪，当时竟然一点也没觉得疼。

用指甲把它们抠出来的那一刻，血冒出来了，我对着脸都吓黄了的小排长大嚷：“赶紧跟我去药铺（方言，村里的卫生室）”。等村里的医生替我包扎好，看到闻讯赶来的父母的时候，一股钻心的疼冲进我的鼻腔和眼眶——鼻子一酸，泪水才止不住涌出来。

后来我问起过父亲当时为什么没有熊（鲁北方言，批评）我。父亲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人哪有没受过磕打就长大的呢，小厮孩子（鲁北方言，男孩子）谁身上没几块疤？然后又说，那次你都疼昏过去了，熊你也听不见。

那个年和整个春天，我是像电影里的伤员一样吊着胳膊度过的，不过，在那段时间里我的名字却由连长变成了“王连举”。虽然那把洋火枪后来还是做好了，但我的官儿却依旧还是连长。

因为这种洋火枪具有一定的杀伤力，很容易伤到人，而且泡子皮也越来越难找了，加上大人们极力反对，生活好了，孩子们也有了更新更酷的玩具，也就没有人有心思再去做了。

后来搬进了新房子，我也到镇上、县里上学，再后来有了自己的家，从平房搬进了楼房，那把洋火枪再也找不到了。

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人和事，时间久了，有的被风吹淡了、吹散了，有的却始终萦绕在心头，慢慢沉淀下来，在心里扎下了根，成了生命的一部分，比如小时候玩过的游戏、结交的朋友、甚至是做过的一些荒唐的、看似毫无意义的事。但就是这些人和事，让我们的童年丰富而厚实，成为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财富，那份儿时的快乐也将深深镌刻在我们心里，流在我们那代人的血液里。就像那把洋火枪，还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就像手上留下的那道疤痕，将伴随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