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身影

上高中时，教务主任柴树生老师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

说有一年春节，邹平县明集镇宋集村百姓春节演出京剧《沙家浜》，在演到“智斗”一场时，扮演刁德一的演员突然发问：“阿庆嫂！阿庆哪去了？”台下群众一片茫然，演员阿庆嫂稍一愣神，立马说道：“湖田推炭去了！”引来台下哄堂大笑。

后来了解，那扮演阿庆嫂的演员，其丈夫那天真的是去湖田推炭了。

推炭是那个年代鲁北许多父老乡亲家的大事，现在七十岁以上的农村老人，我想几乎都对那段经历记忆犹新。

周末，回老家看望父母，歇息心灵，聊着聊着就谈到了当年推炭的事……

鲁北的冬天是寒冷的，数九寒天没有炭取暖，这个冬天是非常难熬的，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因此，冬天来临之前，备足越冬的炭，是每家每户老爷们像储存粮食一样重要的大事。

1976年秋天，忙完秋收，种上小麦，拔完地里的棉花柴，趁着冬天还未来临，父亲就琢磨着外出打铁挣钱。那个年代，农村百姓生活的苦啊！许多家庭忙活一年，到年底不仅分不到一分钱，还要倒找队里钱。记得，我们村小队一个工分只有两分钱，家里连爷爷奶奶九口人，只有父母和大姐挣工分，有一年到年底，家里居然还欠了生产队三十多元钱。

三十元钱，在现代人眼里不算什么，但在那个年代却是一笔巨款，能压得一个家庭抬不起头来。

“今年到年底，估摸也分不到什么钱，要买过冬的炭，看来只有出去出苦力打铁挣了。”一个晴朗的早上，瞒着爷爷奶奶，父亲与几个好伙计一起打铁去了。

父亲刚刚出去不到十天，天气突然冷了下来，有几天降温高达十几度，母亲一下紧张了起来。爷爷、奶奶，一个气管炎，一个哮喘，天冷了没有炭取暖怎么能行啊！？母亲急红了眼，可又没什么办法，只好托人捎口信，让父亲赶快回来，可父亲几次回信都是：再等等。

“等等，等等，老人的身体能等吗？”母亲烦躁地絮叨着。

其实，还有比父亲更着急的吗？父亲不是不回，是还没有挣够冬天买炭的钱啊！

十一月初的一天傍晚，月亮外围着一个大大的光圈，北风不大，但一阵紧似一阵，吹到身上，已是透骨得凉。父亲扛着一把十二磅的大锤，提着一个帆布兜，满脸汗水回来了。

洗把脸，父亲先去给爷爷奶奶道了安，随后就边吃饭边与母亲商议着买炭的事情。

“怎么才回来啊？今年这天冷得早，家里一点炭都没有，快急死我了。”母亲委屈地说。

父亲轻轻地叹了口气，缓缓说道：“今年打铁的人太多，钱不好挣啊。这一个月，我几乎跑遍了周村、邹平附近所有的村庄，到昨天总算是挣够买炭的钱了。”

“我没有埋怨你的意思，就是天冷了，担心他爷爷奶奶。”

“我知道，这不紧着就赶回来了吗。要不，明天我就找几个人去推炭？”

“这刚回来，怎么也得歇两天啊！？”

“算了，我身体还吃得消，天不等人啊。我吃完饭就去找人，看谁有空，争取明晚就走，后天就把炭推回来。”

草草地吃了两碗母亲做的饸饹，顾不上片刻歇息，父亲就忙着去找人，联系落实明天推炭的事。

父母休息的时间应该很晚了，我睡醒一觉，模模糊糊地听父亲讲：“已和善玉、永芳说好了，我们三个一人一个车子。先推2000斤吧，明天晚上就走。”母亲说：“再歇一天吧？身体能行吗？”父亲说：“早晚都得去，一天冷起一天了，赶早不赶晚啊！”

第二天的下午，父亲将借来的小推车一辆辆仔细检查着。他勒一勒襻带看看是否结实，拍一拍车把和车体看看是否有裂，转一转车轮看看是否顺畅，拉一拉车粘脚（刹车闸）是否管用，然后再不停地连续三遍给车胎打气放气，检查车胎是否有漏气的地方，最后将三辆车的车轮擦得锃明瓦亮，在车轴上滴上几滴机油。整个过程像是照顾出生的婴儿，细心而又耐心。

傍晚六点半左右，善玉叔、永芳哥前后脚来到了我家。母亲把早已做好的菜端到桌上，一盘炖茄子馋得我口水直流。

“快吃吧，多吃点。要走夜路呐。”母亲用心地照料着父亲和叔叔、哥哥。

那时，去煤矿推炭的周边百姓很多，每个矿每天都有上百人。进入十一月份，天一天比一天短，为了能够早回，离矿远的一般都要第一天晚上赶早去排队。

吃罢晚饭，父亲他们三人就推车出发了。

父亲的车把上挂着母亲擀的单饼和煮的咸鸡蛋，车筐里放着一个打气筒和两壶水。母亲把买炭的钱用手绢包好，放到了父亲前胸的口袋里。临行前，母亲送到村南稍门口，一遍遍叮嘱这个那个的。

村里推炭的去处有四五处，如临淄岭子煤矿、章丘矾硫煤矿等，但最常去的还是岭子煤矿，一是去时可以走近路，二是回来的上坡路少，能省很多力气。

那时附近农村多数还没有用上电，推炭走夜路都是选择有月光的夜晚，村与村之间的山路再累也不敢停留。过村庄时最怕那些乱窜的野狗，过河过桥更是要加倍小心。

有一年，邻村的几个小伙子去矾硫煤矿推炭，夜里在杨官庄遇到野狗，其中一人被狗咬伤，头皮都撕掉了，在济南住院一个多月才好。

翻过南山，越过胶济线和一个又一个村庄，借着月光，推着“吱吱呀呀”的小车，父亲和叔叔、哥哥们一路前行着，终于在凌晨一点多的时候赶到了岭子煤矿。尽管如此之早，但炭场外仍然已经有十几辆小推车在排队了。

十一月初，已是初冬季节，凌晨的夜晚异常寒冷，一路奔波，汗水打湿的衣衫贴在身上冰凉透骨。

放下小推车，排好队，父亲便连忙催促叔叔、哥哥去煤矿的锅炉房取暖、烤衣服，自己则在原地看着车子，冷了就喝口热水取暖，实在受不了了，就不停地跺脚或原地转圈。就这样，在寒冷的冬夜里一分一秒地等待着、煎熬着、期盼着，一直到早上七点半矿场开门开始卖炭。

交钱、开票、过磅，然后装车，一直忙活到快八点半，每个人的小车都满满地装上了近700斤炭。

终于可以推着属于自己的炭回家了。为了老人和孩子，一夜的辛苦和寒冷算得了什么！？此时，父亲的心里暖暖的，浑身充满了无穷的力量。

回去的路由于要尽量走平路，比来时的路远了七八里。最初的十几里路一路平坦，走起来非常轻松，返家的心情也是格外的舒畅。先是永芳哥唱起了《青松岭》插曲“长鞭一甩啪啪地响……”随后是父亲的吕剧《借亲》“马大宝喝醉了酒…… ”平时不善言辞的善玉叔也被感染，竟用口哨吹奏起了《地道战》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就这样在一路欢声笑语中，很快到达了王村耐火厂。

在这里是必须要歇歇脚、吃点东西、攒攒体力的，再往前走还有三分之二的路程，大部分将是上坡的土路和崎岖的山路，是推炭路上最辛苦的一段。

捡一处靠墙避风的地方，父亲三人围坐一起休息吃饭。父亲拿着水壶，跑到耐火厂传达室，找以前打铁认识的尚大爷讨了两壶开水，然后解开干粮袋，拿出单饼和咸鸡蛋，与叔叔、哥哥们狼吞虎咽地吃着。

片刻歇息后，父亲他们开始赶路了。

从耐火厂过双青、佛生，到上河庄，有二十几里，一路上坡。虽是慢坡，但一点也不轻松，腿、胳膊、肩膀都要用力承受着这近700斤炭的重压。持续的慢坡让人没有一丝的喘息和轻松，汗水浸湿的衣衫再没有干过。三人绷着脸，谁也不多说一句话，都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了推车上，偶尔交流也是相互提醒，“注意有块石头”“注意前面有个坑”“左边路口有拖拉机”等等。

过了上河水库，就是盖州河滩三里的碎石路，再前面剩下的五里山路，就几乎全是大上坡、大下坡的路了，这是最考验人的时候了。

这三里的碎石路虽然不长，但最令人担心的就是那锋利的石头，稍不留神，就可能扎胎。碰上近处有补胎的还好，如果没有就要卸下内胎跑很远找人补好，回来再自己安上，费时又费力，令人十分沮丧。

父亲和叔叔、哥哥，打起十二倍的精神，眼睛紧盯着地面，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走着。但就是这样，善玉叔的车还是让碎石硌了一个洞，总算运气好，内胎没有破，没有影响赶路。

“来了，来了！”站在水门崖等候的我兴奋地大声喊着。

从父亲推车离家的那一刻起，母亲、姐姐和我就一点一点算计着父亲回来的时间，早早打发我和两个姐姐，拿着绳子，等着帮父亲、叔叔、哥哥上坡时拉车，母亲则在家精心准备着饭菜。

确认是父亲后，我们几个快速跑到崖下。此时父亲他们刚刚通过碎石路，也是刚到崖下，正在歇息，看到我们姐弟三人，父亲很是高兴，不时用赞许的眼光看着我们。

在父亲的指导下，我和姐姐将绳子打着结套在了第一辆车上，父亲和叔叔、哥哥抢着驾车，但最终还是父亲亲自驾车，叔叔和哥哥、姐姐在前面拉车，我则留在崖下看着另两辆车。

父亲弓着腰，双脚使劲蹬着地面，两手用力握着车把，肩上的车襻带已经深深地勒进了肉里……

许多年以后，每每想到父亲那推车爬坡的画面，抑制不住泪水总是模糊了我的双眼……

一辆、两辆、三辆！当车子都顺利爬上坡后，父亲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上坡以后，马上就是一段崎岖的下坡山路。此时天空飘起了雪花，湿滑的山路非常难走。父亲推车走在前面开路，我和两个姐姐一人扶着一辆车，万般小心地随车下坡。

上坡累，下坡险。上坡是要弓着腰用力向前推，下坡则是要铆足劲儿往后拉，不能让车走得太快，以免滑倒翻车。父亲身体稍向后仰，用脚后跟蹬着地面，四个手指握着车把，大姆指则用力抠着车粘脚的拉绳，小心地控制着车子匀速安全地行走。

沿着瓦屋村边的小河缓缓走过，就剩最后一个大坡就到家了。父亲紧皱的眉头渐渐舒展了开来。

此时，母亲已经急不可耐地来到了大坡的下面，爷爷早已牵着从生产队借的大黄牛在柿子树下等候。

套上黄牛，上坡就十分轻松了，只要扶好车把，不让车倒就好了。

穿过村庄的大街，推着满车的炭，父亲不时与乡亲们打着招呼。一夜的疲惫一扫而光，满脸的自豪洋溢在父亲幸福的脸上。

从第一天晚上十点离家，到第二天下午近一点到家，整整十五个小时没有合眼，而且还要负重近700斤，来回推车走路达30多公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责任和精神支撑着啊。

每每想到这些，那首父亲的歌曲总是飘荡在我的耳边：“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

父亲的身影，在我心中是那么伟岸、神圣！

作者：宋永信，1980年高中毕业于邹平县南北寺学校，1982年参加工作，现供职于山东省国税局，业余时间喜欢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