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母校——博兴县五七小学
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母校——博兴县五七小学和那些在教育战线上辛勤工作的同行们。
1979年，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当时博兴县城里只有一处小学，就是五七小学。至于为什么叫五七小学，我问了父亲。他说，毛泽东主席曾经有一个五七指示，即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主席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五七指示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办学的方针，造成了教育制度和教学秩序的混乱。“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把各行各业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风行全国，走“五七”道路成了一种时髦，到处办起五七工厂、五七农场、五七饲养厂、五七大学、五七中学、五七干校、五七医院等等，五七小学的名字可能由此而来。当时，作为一个小孩子，实在理解不了这个名字，总感觉怪怪的（1982年，改名为博兴县实验小学至今）。
五七小学位于县城的西南，大门两边题写着毛主席的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校园不是很大，全是一排排的平房，没有操场。当时，这所学校聚集了全县城所有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适龄儿童，可以算是一所机关小学。
上学的第一天是家长送去的，背着新买的书包，倒也是兴高采烈。中午放学时就和其他同学走着回家了。实际距离也不近，大约有3、4里之遥。从此，我都是来回走着上学回家，从来没感觉到累，家长也从来没有接送过。看看现在小学放学时的学校门口，无不车水马龙，交通堵塞。一年级实际就是学两门课，语文和数学。我不记得学过音乐课，好像语文老师教过我们几首儿歌，算是学过音乐了。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句歌词“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其他的都忘了。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女老师，当时还未婚，还是比较严厉的。要求我们听课时必须把双手放在背后，不准拿到前面来做小动作。对于像我这样没有上过一天幼儿园的孩子，也确实需要有所约束，否则老师的课堂教学就难以进行下去。现在的中国基础教育受到了很多的批判，认为我们的教育方式过多强调了课堂要求的整齐划一，抹杀了孩子的创造性和个性。没有当过小学老师的人很难想象，面对五六十个活泼孩子的课堂是一种什么状况，没有一定的课堂纪律是很难控制的。
在老师们的精心培育下，我顺利地完成了一二年级的学业，成绩始终在班中稳居中上游，既不是调皮捣蛋的孩子，也从来不是老师眼里的大学苗子。
现在，有些小学家长一看孩子的成绩不好，就特别着急，恨不能今天刚放暑假，明天就让孩子开始上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么焦虑，你的孩子只要不是太差，有学习的兴趣和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后学习成绩肯定会上去的。让孩子保持对学习的兴趣是最重要的。
说起五七小学，必须要说一说我们的国球——乒乓球。可以这么说，凡是从博兴县五七小学（实验小学）毕业的学生，没有不会打乒乓球的。这与学校当时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有关。当时的校园不大，没有操场，但是却有很多水泥乒乓球台。我们的教室前面就有两个，不等下课的铃声结束，我们男生早已蜂拥而出了教室，奔向乒乓球台，谁先到谁先打。由于台子少人多，我们实行轮流上台制。每局三分，先到者为赢，输者自动下台。这就要求你有较好的技术才能不下台，否则课间十分钟你最多打一局，后面还有人排着队呢。我们苦练技术，在教室里的黑板上练，回家也练，形成了人人练打乒乓球的浓厚氛围，每天书包里除了课本必然还有一副乒乓球拍。
就是从那时起，我也喜欢上了打乒乓球。三年级的一天，刚刚下过雨，没有人到教室外去打乒乓球，唯独我和另一位同学站在泥泞的地面上练球，被我们学校的乒乓球教练——孙永华老师看到了。他当时感觉这个孩子在这样的天气也打球，肯定很喜欢这项运动了，于是就把我招进了学校乒乓球队。
那时的乒乓球队有专门的训练室，里面全是红双喜的木头案子，自然比水泥的好多了。孙老师每天和孩子们训练到很晚，他也是一位特别有爱心的老师，对孩子们要求严格，但是从来不打骂我们。他是我的乒乓球启蒙教练，但是由于我入队晚，没有打出较好的成绩，不够进专业队的资格，一年后我就逐渐退出了，辜负了老师的期望。和我同期练球的几个老队员，像张波、陈伟、史云良、李霞等纷纷进入了地区体校，成了专业运动员，现在多数在教练员这个岗位上为国家培养后备人才。后来，实验小学培养出了像曹臻和姜华珺这样的乒乓球世界冠军，这与学校良好的体育氛围是分不开的。就是凭着小学里这一年的乒乓球专业训练基础，我每到一个单位，乒乓球水平都能排到上游水平，打乒乓球也成了我工作之余最好的休息方式。
如果说哪一位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留下的印象最深，非我们小学三年级时的班主任——刘新民老师莫属。这不仅是我的看法，我们班许多同学都有同感。
那时的刘老师刚刚从博兴师范毕业，最多20岁左右的年纪。能够毕业后进入县城里唯一的一所小学，自然也是同学们中的佼佼者了。刘老师个不高，1.7米左右，瓜子脸，挺白净的。他的粉笔字写得很好，普通话也不错，教学也深受学生们的欢迎。除了上课上得好，刘老师还有一副好嗓子。他教我们唱歌，中国少先队队歌也是他教会我们的。
刘老师对我们特别关心。那时，每到县城里赶集的时候，原本狭窄的马路就挤得水泄不通。我和几位离家较远的孩子中午放学后就在学校附近买点包子吃，不回家了。刘老师看到后，怕我们没水喝，就到他的宿舍里给我们拿来开水。当时我们才不过是十岁左右的孩子，还不会说太多感激的话。但是，却一直记得老师对我们的关心。现在，我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教师了。从刘老师对我们的关心，我知道了教师对学生一句激励的话，一个关心的举动都可能让学生记住一辈子。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当面表达出来，但是会铭记在心。
不得不说，那时实验小学的学风真是好。由于面临初中升学考试，小学五年级的我们也有了早自习，天不亮就要去上早自习（呵呵，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也确实历史悠久了！）。早自习一般是复习语文和历史等一些需要背诵的课程。我们不必在教室中上自习，而是自己拿着板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朗读和背诵。早晨空气新鲜，含氧量丰富，大脑活跃，记忆的效果特别好。现在的大学生也有很多早起在校园里学习读书的，确实是一个好学习习惯。
教我们数学的是王福田老师，年龄较大，头发也花白了。他非常有教学经验，注重课堂效率和学生积极性的调动，经常在课堂上出一道应用题，然后让我们限时完成，看哪个学生的方法又快又好。最早做完的学生会上讲台给同学们讲解解题过程，那种自豪感自然是--杠杠的。我也有过几次上台的经历，印象深刻。而最令人难忘的是王老师的“大字报”。那时，没有现在如此多的教辅用书，所有的习题都要老师自己编辑和查找。王老师为了让我们有更多的练习题，就把练习题用毛笔写在一张大白纸上，挂在教室的墙上作为课后作业。久而久之，教室的墙壁四周全被挂满了，就像文化大革命中张贴的大字报一样。由于我们做了足够多的各种变式练习，可以说那时候解各种各样的应用题都不在话下，我的数学也达到了我一生中的最高水平！（此言不为过）总成绩也竟然拿过一次全班第三名，想来也是陶醉了！
母校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学习基础，后来，我也幸运地成为了一名教师，至今仍然每天在三尺讲台上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现在的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老师也面临太多的社会诱惑。作为有着二十多年执教经验的老师，我也时常遇到一些困惑和挫折。这时，我时常想起那些小学时教过我的老师们。那时的他们比现在的我们更清贫，社会地位更低，但他们仍然每天为了学生的成长任劳任怨，殚精竭虑。一想到这儿，我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