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乡村露天电影
在我的记忆里，乡村的露天电影更加让我怀念与回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对于刚刚解决温饱的农村来说，一年当中能看上几场露天电影是最为奢侈的事了。记得小时候，只要村里有来放电影的，消息传播非常得快，特别是孩子们兴奋地奔走相告，放电影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每一个同学的耳朵里。下午放学后，我和几个伙伴飞奔回家，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各自家人。父母还没有把饭做熟，我就顾不上吃饭，搬了板凳子就去放电影的场院上抢占位置了。
那时放电影的一般都赶小驴车拉送设备，主要有放映机、影幕、喇叭、发电机马达、电影拷贝箱等设备。大人们都帮忙找位置掘坑埋竹竿、扯影幕、搬桌椅安设备，我们小孩最为关心和好奇的则是今晚放什么片子，先去翻看电影胶片箱，故事片？战斗片？武打片或戏曲片？一般来说，每场电影放映两部片子，先放孬片，后放好片，有时也会放加演片，主要是普及农业知识方面的，也就三五分钟。电影还没开演，银幕前就坐满了四面八方赶来围得水泄不通人群，一片吵吵嚷嚷、嘈嘈杂杂：谈论声、吆喝声，说笑声，口哨声此起彼伏。早来的都搬来座位找好位置看，迟来的多数站着看，有的甚至爬到院墙、房顶和树杈上。银幕的正面人坐满了，有的人就去银幕的背面观看。当然也少不了附近几个村的闻讯赶来的青年男女和小孩，很多时候，看露天电影也成了当时不同村男女互相相个面或是谈对象的好场所与好借口。我到的早，当然选择正中间的最佳位置，然后又多画出几处，为给家人也把位置预留下来，等奶奶、父母、哥哥们来到后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放映员安装好设备后，先用录音机通过扩音器播放几首歌曲，并对着银幕调试放映机的方位与高度，一束白光打到银幕上，这时候的人群更是热闹，有的人故意摆出各种造型和手势，挡住光线反衬出自己的身影。调试完后，放映员动作娴熟地挂上电影片子，启动各个按钮，机子启动，片名出来，人群这才安静了下来。有时，电影放到半路发电机马达坏了，一时半会修不好，人们都焦急地等候着，没有一个舍得回家的，一听马达声响了，都高声欢呼，热烈鼓掌。换片的“中场”，观众又不安分起来，会有人影或大脑袋映在幕布上，直到幕布白光闪着“3……2……1……”倒计时数字，剧情又开始，人群才不再躁动。有时，片源紧张，两个村的放映点交换影片，叫“倒片”。有些顽皮的小孩两个村串着看，来回蹿着玩。电影在那个年代太吸引人了，有时正放着电影，忽然天空下起小雨，也没有一个离场的，都在雨中淋着把电影看完。冬天那么冷，人们甚至站在雪地里跺着脚看电影，即使脚冻透了也是坚持到底。电影一般在农家场院放映，这时靠着谁家的麦垛可倒霉了，麦垛被撕的乱七八糟不说，有的电影结束了还有睡在草堆儿里的孩子，大人们看见了叫醒他，嘴里还喊着黄天霸。
起初，战争题材的黑白电影较多，如《地道战》《闪闪的红星》《英雄儿女》。看完电影后，我和小伙伴们就经常模仿电影里面的镜头和台词，用自制的木枪打“游击战”。随后，出现了《峨眉飞盗》《武当》《武林志》等武打彩色影片，让我心潮澎湃。印象最深的是电影《画皮》，这部影片太吓人了，弄得我一晚上坐在板凳上低着头不敢看，光听到四周人们发出的尖叫声。听说这部片子“吓死”过不少人，属于真正的第一部恐怖片。后来的《神秘的大佛》有一段“变脸”镜头也够恐怖的，看完后吓得晚上不敢出家门。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故事极其煽情，把我感动得泪水稀里哗啦直流。电影《少年犯》是一部教育片，是上小学一年级学校组织观看的，每个学生拿一角钱，电影就在教室里放，窗户全部用深色布遮黑，整整放了一天的电影，至今，剧中不少片段和那首经典的歌曲《心声》留存脑海。
在本村或临村放电影还好些，自己能和几个伙伴一起去观看。要是几公里、甚至十多公里以外观看，路途较远，我和三哥年纪小，就想让哥哥带着去看电影，大哥、二哥比我大八九岁，嫌跟脚是个累赘，总是不带我俩，早早地撇下我俩跑了，我急得直抹眼泪。母亲见了心疼，就一手牵着我，一手牵着三哥去到几公里外的村看电影。自从那次，我哥俩在母亲的陪伴下去外村看电影一直延续了好几年。我依稀记得，美丽端庄的母亲那时好像扎着两个小辫，夜色繁星下我们娘仨结伴同行……后来，临村有个放映员头脑活泛，做起了卖票看电影的生意，在本村一个空旷的院子里临时搭建“电影院”，售票5角，连续几个晚上都上映大片。其中《南北少林》《红高梁》《末代皇后》都是在那个时段看过的。
如今，带着对露天电影乡愁般的怀念，我四处托人打听哪里有老式放影机。偶然的一个机会，听说水落坡古玩文化市场有，便欣然前往打探。走进一家朋友的店——聚缘阁，看到摆放的几台老放映机时，我的心情格外激动，抚摸着放映机和胶片，仿佛露天电影就在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