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且涟猗 || 心灵的回乡之旅 ——读汪汶洋的散文《我磕头的经历》
清 且 涟 猗
风 流 著
窗 外
心灵的回乡之旅
——读汪汶洋的散文《我磕头的经历》
“哀莫大于心死。”一个正常的人,总是有许多想法的。只不过,有的想发财,有的想升官,有的想拥有豪华的别墅,有的想阅尽天下美人……所不同者,乃是当今喧嚣世界中的所谓“异徒”,其实是传统的守望者。他们常常在午后打盹儿或者夜阑梦醒时,穿越众人的浮躁,轻装简从,让灵魂回归故乡。《我磕头的经历》,可以说就是汶河岸边长大的汪汶洋远足他乡跋山涉水之后,驾驭心灵的一次回乡之旅。
不是迷信,不是作秀,不是茶余饭后的无病呻吟。你看,七岁的儿童,面对重病已久的母亲,那“一脸的凝重和虔诚”,不是强逼一个不更世事的孩子,过早地摆脱幼稚,走向成熟?“父亲去世后的第九个年头”,一首其实是非常平常的流行歌曲《常回家看看》,成为记忆长河中“父亲悲苦的一生”的过门曲,催生“我”无尽的泪水,渐渐汇成“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那七十年代末的“奔丧”经历,“把嫂子迎进家门的那一年”的祭祖仪式,与其说是对传统文化香火的传承,不如说是对久违亲情的深切呼唤。
温柔富贵乡的子弟,可以把漂泊四方的游子羁旅的情怀讥为“穷酸”;生死寻常地的乡亲,可以把少小离家的故人回乡的偶感化作“茫然”;即使天涯若比邻的知己,也可以把多情朋友的感伤视为“无聊”。但终改不了那回乡的一厢情愿,如云气化雨,如水滴汇溪,如众溪成河,东流至海,无怨无悔,永不回头。
回乡,是重温那逝去的亲情,是反思那难忘的历史,是寻觅那丢失的文化。面对早逝的双亲,面对浓浓的乡情,面对美好的愿望,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低下并不高贵的头颅,弯下僵硬的双腿,将最隆重的礼节,以最虔诚的举动展示出来呢?当然,对那些“无根族”而言,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话。“快活”之后,再过几年、十几年、数十年,会有一个名叫“空虚”的驿馆,等待“快活的人们”前去歇脚。
把血浓于水的拳拳深情聚焦为严肃沉重的传统礼仪,把感悟到的无形文化释放于记忆中的有形乡俗,无疑是找到了魂归故乡的一条捷径。故乡,我们永久的港湾。不管它有形无形,我都愿意与汪汶洋一起,向它再一次叩响回归的头颅,让跪倒在黄土地上的那一声“扑通”,汇入心灵深处的一炷线香燃起的青烟,袅袅升起……
2006年12月3日于泰山脚下泮河中学
附:
我磕头的经历
汪汶洋
我有过四次难忘的磕头经历。
第一次磕头是在七十年代初,我当时七岁。我的母亲得了癌症,住了两次肿瘤医院,已经没有了康复的希望。我行伍出身的父亲听从了别人的建议,要求神拜佛。于是,请来了我们本村的一个大嫂。从此很长一段时间,她就吃在我们家。我们姐弟几个都亲眼目睹她双手化云,口中念念有词,让我的母亲喝下了很多带有香灰纸灰的东西。
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也不可能有好转啊。她就撺掇我们家举行一次盛大的不知是驱邪还是还愿的仪式。我的哥哥姐姐们从邻居百舍那里跪求来香火,进行焚烧。在那个年代,这是不允许的。我们的家,原有一个四合院,正房是很古老的屋子,有非常粗大的房梁和密排的椽子,覆盖着精致的布瓦和有美丽图案的滴水。这个房子为了给母亲治病拆除卖掉了。所以,我们家的庭院就临街敞开了一面。为了避人耳目,父亲借了许多秫秸箔挡住临街的一面,在庭院里摆上香案,燃上香火,供上果品,堆好火纸,那可是好大的一堆火纸啊。那承担“司仪”的大嫂,做着法功,振振有词,我们的家人,还有一些亲戚,逐个跪拜磕头。父亲怕我们“不懂事”,劝导我们说:家里有病人,不得不信神。为了你娘的病,磕吧!我们轮番磕头,一脸的凝重和虔诚。仪式最后,是焚烧火纸,那火好大呀!火光四射,青烟冲天。仪式结束后,很多邻居提着水桶在我们家院子外面转来转去。
可最终也没留住我母亲的生命。那大嫂后来的家境很不好,丈夫死掉了,儿子也打了光棍儿,后来动员大半村子的人力资源帮忙,好歹糊弄了一房有智障的妻子,养了很多孩子,连饭也吃不上。只是可怜了那些孩子。
第二次磕头是在七十年代末。农村已经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村委会对村民的管理苍白了许多,曾经被禁止的一些婚丧嫁娶的仪式又顽固的冒了出来。所以,一夜之间,办丧事祭奠的礼节一下子由鞠躬又变成了磕头,不磕头的人就被指责为不够“重义”。
有一次,父亲要带我去邻村奔丧,由于我不懂跪拜,父亲就给我示范了一遍,并反复叮咛我:他有三拜六揖九叩,我是一拜两揖九叩。就是说,他中间起来拜的时候,我要跪着等待,他再跪下磕头的时候,我再和他一起磕头。
到了“丧局”,呀,好多的人啊,可以说是里三层,外三层,墙头土堆树上都挤满了人。开丧、讨孝、吊慰之后,才是出丧。仪式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请灵”,第二步是“路祭”,也有叫“送盘缠”的,第三步是“下葬”。在这三个环节中,看路祭的人最多。在路祭中,我们许多人,跟着父亲,“一”字纵队排开,一起弯腰作揖,一起跪下,一起磕头四个。这时,我们跪着不动,父亲起身作揖,然后跨前一步,作揖跪倒,拈香祭奠,磕头一个,再起身作揖,退回原位,再作揖跪倒,磕头四个,再起身作揖,完毕。在这个过程中,父亲要跪拜三次,作揖六次,磕头九个。在整个发丧的过程中,我要磕头四十个。如果逝者是祖辈,我还要给长辈的叩谢回礼,要磕头五个,共要磕头四十五个。路祭之后,要焚烧扎彩。这时,围观的就会争抢纸花和供果,据说抢到的人可以辟邪祛病,延年益寿。
这次奔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前观看丧礼的人很少,而这次,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前来围观。年轻人都瞪大了眼睛看跪拜之礼,年纪大些的人对年轻人的跪拜指指点点,找出毛病,哄笑闹场;年老的人啧啧称赞这发丧的场面,夸赞这家孩子们的孝道,自言自语的说自己死后能够这样就知足了。以前都是两指宽的白布条作为哀悼的标志,而这次是白布大褂子,白布长腰绳,还有白布孝帽子。以前不允许雇佣吹鼓手,而这次吹吹打打,甚是热闹。以前不允许扎彩,而这次见了许多彩纸扎的牛马楼阁摇钱树。以前只允许鞠躬,而这次作揖跪拜磕头,复杂严谨超乎意料。以前是开一个追悼会,而这次从起灵路祭到下葬,纷繁复杂,说词多多,只叫人万分紧张,不敢马虎。
这次丧礼,其实就是村民的一次大聚会,更是一次农村的文化盛宴。在那个文化贫乏的年代,丧礼搭建了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文化展示的平台,文化传承的平台。吹鼓手吹打着流行歌曲,在路祭之后,还要点戏吹奏,围观的人脸上充满了兴奋。如果逝者年纪很大,孝子贤孙也并不十分痛苦,但一脸的凝重是必须保持的。所以,农村有时把丧礼和婚嫁并称,叫做“红白喜事”。(注:各地的丧礼有很大的不同,说法也有很大的差异)
我第三次磕头是把嫂子迎进家门的那一年,是1987年的春节。嫂子是外乡人,虽然年轻,但对祭祖那一套却非常地道,非常在行。在这之前,也许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当兵出身吧,曾在上海给一个革命家服务过,不信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家从来没有搞过供香祭奠。嫂子进了家门,要搞这一套。为了过一个祥和的春节,父亲也就默许了,并说:祭奠祭奠祖先也好,这也是我们后代的一个念想,列宁还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呢。我和爱人回到家,虽然不乐意,但也不好强行阻拦,就陪着嫂子布置香案。按照以前的风俗,在八仙桌后面,要挂上“轴子”,就是历代祖先的名号和分支关系图。经过了文化大革命,那些东西都被烧掉了,只好立一个牌位,上写“祖先之灵位”用以代替,前面摆上供品,并燃上香火。地上铺一条麻袋,是磕头用的。院子里,也要摆上供桌,那是用来祭奠天地的。虽然天气冷,屋门和大门都要敞开,至少要留一条缝隙,是给祖先们进来留的通路。大门上还要放上一根木棍,叫做“拦门棍”,是用来阻挡邪魔鬼祟的。满屋子燃香的青烟让我头皮发麻,满耳朵嫂子的说法令我毛骨悚然。嫂子倒像没事人一样,有说有笑,无所顾及。而我和爱人生怕走错一步路,说错一句话,冲撞了神灵。
到了磕头的时间了,父亲说:磕吧,祈求祖先保佑我们明年更好。我就依照哥哥嫂子的样子磕了头。要到我爱人磕头了,她躲在了一边,不言不语,但就是不磕。嫂子看着我,眼睛里似乎看我调教媳妇的能力。我给爱人示意了好几次,她就是不理不睬。后来父亲说:算了,只要心里有,比磕多少头都强。我也只好作罢。我忽然想起了我大爷曾经埋怨过我们家不请祖先回家过年的一句话:为什么不请呢?又不是没有!上了供的东西还是你们自己吃,别人又不吃你们的。言外之意是我们家不请祖先,好像祖先都去他家去了似的,我们家好像不敬不孝,沾了好大的便宜。我想这次祖先们应该在我们家多吃一些,可以弥补上以前的亏空了。
正吃着饭,我们的一个邻居来了,进的门来,倒头便拜,作揖磕头,一丝不苟。我很是吓了一跳,这在以前是没有见过的。我们全家人赶紧站起来,敬烟让酒。父亲连连夸赞:你这孩子,真是懂事。我们村的风俗,年夜饭开始以后,家里只留老人和妇女在家,其他人都要出去拜年,走到哪家就喝到哪家,一晚上不得消停。所以,每年除夕夜,满大街都是东倒西歪的醉汉,有的甚至醉倒在厕所里。
睡觉后,我埋怨我的爱人:不就是几个头吗?不就是为了哄家人都高兴吗?爱人背对着我,一直啜泣。
父亲去世后的第九个年头,我第四次磕了头。
在那段时间里,我莫名其妙的经常想起家乡的小河,家乡的小路,还有家乡的青纱帐。时时梦见我家的老屋,我家的那棵老槐树,还有老家的那块门枕石。那年除夕夜,CCTV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曲《常回家看看》震撼了我灵魂,立时,眼泪像关不住的闸门,并且长时间不能止息。爱人和女儿不知所措。
父亲的一生是悲苦的一生。先是军事生涯大半生,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最后立足上海。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减轻城市的负担,毅然回到了家乡。由于个性耿直,从合作社的干部一步步的退为生产队长。进入七十年代后,先是中年丧妻,不久又老年丧子。可以说是一生坎坷不平。但我的父亲秉性豁达,为人公道,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塑造了我们厚道耿直的个性。只是到了晚年,仍为儿子的成家立业操心,仍为生活所困。父亲的一生可以说是青年英勇、中年好强、老年悲苦的一生。等我考上了大学,哥哥也已成家立业,我也找到了爱人,父亲应该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却得了癌症,撒手人寰。我深切的感受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这种遗憾时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曲,又使想起了我悲苦的父亲,想起了父亲悲苦的一生,感受到了报孝无门的憋闷和委屈。在我执拗的要求下,我要到大街上给父亲磕头。没有火纸,就用我的稿纸代替。磕过了头,像卸下了千斤的包袱,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
从那以后,每当我感到疲惫的时候,每当我心情抑郁的时候,每当我特别思念故土的时候,我就会趁清明节或是农历十月初一,回家看看,随同我的哥哥嫂子,在父亲的坟前跪倒在地,匐下身子,久久不起。
作者简介
风流,原名冯昌红,后改为冯伟,男,汉族,山东肥城人,肥城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工作室主任科员。文史学者、业余作家。1967年4月生于泰山西南、汶水之阳东军寨村。1988年7月毕业于泰安师专中文系并参加工作,1995年7月函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由乡镇中学语文教师转任乡(镇)党委宣传干事、党委秘书、党政办公室主任,后调市优化办(纠风办),再调市政协。曾任肥城市左丘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系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泰安市政协文史委特邀研究员,泰安市重点社科课题负责人,肥城地方志特约研究员。个人业绩入编《中国散文家大辞典》《肥城年鉴(2018)》《边院文化》和新编《边院镇志》以及肥城市情网等,在新浪网建有个人博客(风流的博客)。斋名泰山西麓一鹤轩。
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兼及诗词,作品散见于《时代文学》《山东文学》《散文百家》《青年文学》《泰安日报》《泰山学院报》等,入多部文选。出版散文集《清且涟猗》《甲午书简》。2017年1月,《甲午书简》荣获泰安市人民政府最高文艺奖“第三届泰安市文学艺术奖”三等奖。
主要学术研究方向:左丘明文化和肥城历史文化。主编、合编(副主编)、参编和策划文学、历史、文化、教育、党建、史志等各类图书20多部(正式出版11部,将出2部);创办左丘明研究唯一专门杂志《左丘明文化》(省内部刊号),主编(执行)8期;在省级和泰安市级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消息与通讯百余篇。多次荣获省市以上文学奖、新闻奖、社科奖。2016年4月家庭荣获第二届全国“书香之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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