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锋：风水学源流

风水学源流

尹锋

在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从原始时代开始，古人选择住址主要是以安全、避寒、防风、干燥为主，所以多选择在地势较高、隐蔽性好、不易被洪水猛兽侵害的地方居住。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环境的需求也在不断逐步改善，人们在观察自然环境、气候变化等方面不断积累经验，并将这些生活经验与阴阳五行、八卦九星，干支周期相结合，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修正、完善，使风水学理论逐步形成了一门系统的学科。作为环境学的风水文化，是华夏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先秦时期的风水

《周易·系辞》云：“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在远古时期，人类居无定所，靠采集和狩猎为生，“穴居而野处”可能即指古代传说中的“有巢氏”时期，就穴居野处的居住方式来看，是出于人类生存的本能，仅仅只能是一种较为安全的藏身之所，随着人类的进步、农业的产生、生产力的提高，穴居野处对他们来说已不再适应，这就要求人们有一个固定的生活居住环境，因为农耕生产必须遵循土壤条件、气候变化等自然规律。为此，古人在这方面不断总结积累经验知识，为满足人类的需求提供了参考依据，便开始有《周易·系辞》中“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之说，风水的萌芽诞生了。

在《诗经·大雅·绵》中有：“古公亶父（即周文王姬昌的祖父周太王），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叙述了古公亶父率姬姓氏族二千乘，循漆水逾梁山来到岐山（箭括岭）下的周原（周原位于陕西关中平原的西部，它北倚巍峨的岐山，南临滚滚东流的渭河，西侧有汧河，东侧有漆水河。东西长约70余公里，南北宽约20余公里。岐山山脉绵亘东西，以西北诸峰为最高，山麓的平均海拔在900米左右）。周原水源丰富，气候宜人，土肥地美，适于农耕与狩猎，岐山系天然屏障。诗中又言：“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此。”意为古公亶父用龟甲占卜，祈求神灵的旨意，卜辞中显示大吉：此处可居，宜于建宅，亶父决定在此定居。从此姬姓的部落就自称为周人—生活在周原上的人。周族在古公亶父的领导下，疏沟整地，划分邑落，开发沃野，造房建屋；并营建城郭，设宗庙，立太社，构建中央机关，设官分职，改变了过去游牧民族的习俗，发展农业生产，使周逐步强盛起来。

至周武王时，迁都于雒邑（即洛阳）建都之际也进行了占卜，《尚书·洛诰》这样记载：“周公拜手稽首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來以图，及献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文中记述了周公奉命选择都城地址，于乙卯日到了洛阳，在河朔黎水、瀍水西、瀍水东进行了反复占卜，结果俱吉，确定洛邑为新都后，绘图命人献于成王，成王看后非常高兴，即命周公营建洛邑。

《书经图说》中的《太保相宅图》，画中表现了周初定都规划时的情境，反应出了“体国经野、辨方正位”选址活动，亦即文中所言“卜食洛邑”、“攻位洛汭”之形容。

从以上史料的描述中，我们可对先秦风水文化的逐渐诞生略窥一斑。当时人们为了生活、生存的便利而“择地而居”，选择“近水向阳”适宜人类繁衍生息的地方，并对山川河流进行分类，为风水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据《尚书》记载，当时的疆界是以河流和山脉分定九州，并与天之九星相对应，有“天有九星，地有九州”之说，在《周礼》的记述中：“以土宜之法，办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卸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先秦典籍《逸周书》中亦有“土宜天时，百物行治”之说，可见以“土宜之法”的相宅知识已具雏形，“土宜”二字与天时相对应，通过辨别适宜于人类、鸟兽、草木生存的环境，及十二种土地区域的物类名称，寻找利于人类居住的场所，能够趋利避害，使人民生活兴旺、鸟兽繁衍、草木茂盛。顺应天时不但是人们遵行的客观规律，也是积极处事、治事的原则方法，同时也成为后世风水理论的依据之一。

（二）、秦汉魏晋时期的风水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学术兴起，随着《周易》学说中“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周易·系辞》语）的法天象地理论的建立，以及阴阳五行说的发展盛行，到秦汉之时，日趋成熟的阴阳五行理论，逐步成为解释宇宙万物的普遍原理，天文历律、八卦方位、干支周期等都与阴阳五行密切关联，人们用阴阳消长来解释季节变化，用阴阳失调来解释各种自然灾变。

秦汉之际，此时的风水学说中产生了察地望“气”的观念。据《太平寰宇记》记载，秦代的长水县有一座山（今浙江嘉兴南），秦始皇听术士说有天子气，便遣发一批死囚去要斩断龙脉，最后囚徒们不堪劳苦，中途逃离。《晋书·元帝记》亦有此记载：“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压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史记·高祖本记》中亦载：“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又据《史记·日者列传》载：“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于五行者也。’”文中记述了汉武帝把术数家聚会讨论确定娶妇的吉日，堪舆家也在其中之列，同时可以看出，汉时五行学说是人们遵守的最高准则。

汉时，风水理论还不够充实，只是处于一个逐步成型阶段，阴阳、五行、八卦等理论的应用已较为普遍，并且成为当时人们对宇宙世界认识的基本概念，同时奠定了风水学的理论基础，从《汉书·艺文志》目录可知，有两部关风水的书籍《堪舆金匮》（十四卷）和《宫宅地形》（二十卷），据相关研究资料认为，汉代流行的六壬式占可能是《堪舆金匮》的内容之一。《宫宅地形》属于形法类的一部风水专著，《汉书·艺六志》中说：“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廓室舍形，壬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然形与气相首位，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有其气而无其形，此精微之独异也。”由此可见，汉代风水术已包含有相地、相人、相物、相畜之法了。文中提到九州之势以立城廓、宫室、宅舍、屋形等，显示出汉代修建城池都邑及民房宅舍时，要充分考虑周围环境与地理形势的，这无疑是对风水理论的一种发展，使卜宅、相宅的实践经验可上升到理论层次。

魏晋时期风水理论日趋成熟，相宅之风盛行，三国时魏人管辂可谓开一代新风的风水宗师。《三国志·魏书·管辂传》中说：“辂年八九岁，便喜仰视星辰，，得人辄问其名，夜不肯寐……与邻比儿共戏土壤中，辄画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说事，语皆不常……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观、风角、占、相之道，无不精微。”前文中引述过的管辂过毋丘俭墓时对其风水所下的断语：“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诔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可说明管辂对风水术之精通，流传至今的风水学经典《管氏地理指蒙》一书，据考证为托名管辂所著，书中对观星望气、阴阳交感、山川形势、寻龙点穴有系统的论述，堪称风水学说之准绳。

魏晋风水理论发展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郭璞，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县人(今山西省闻喜县)，西晋建平太守郭瑗之子。东晋著名学者，既是文学家和训诂学家，又是道学、术数大师和游仙诗的祖师。所撰风水专著《葬经》（亦名《葬书》）的出现，标志着风水学说的正式形成，《葬经》一书最早见载于《宋史·艺文志》，题署为郭璞所撰，明初大儒宋濂在《葬经》序言中云：“窃尝读之，真确简严，意非景纯不至，实堪为相地之宗也。”吴沉在序中亦盛赞道：“吾知景纯之书，百世所不能废也，景纯盖亦传述古人之遗法而笔以乎？呜呼，以景纯之书，明白简易，为子孙家置而诵之，岂不足以尽送终之礼！”《葬经》分内、外篇两部分，以“葬乘生气”为总纲，重点阐述了五行之气的行止聚散，以及死者与生者之气的祸福关系，提出了“五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经》曰：气感而应鬼福及人”。这些观点对风水术的发展很有影响，清代吴元音在《葬经浅注》中则直接引用《周易·文言》中“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之语，解释父母子孙“同气相触而应”的依属关系，以“生者气之聚”说明“葬乘生气”对后代兴旺的重要性。又言：“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认为“风”和“水”聚散行止，是有无“生气”的关键因素。书中“故葬者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的四势之说，成为选择风水环境的首要条件。《葬经》全书虽然仅有两千余字，但它重在阐述相墓点穴的基本观点，为后世风水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因而郭璞也被后世称为风水学的鼻祖！

（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风水

随着魏晋时期风水理论的逐步形成，至隋代时，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之上又有所发展，《隋书·经籍志三》中就记载了十三种与风水有关的相地书籍。从书目名称来看，当时多以五音、五姓、五行生克为理论依据，总体来说，在前代基础上没有大的突破。

唐代是风水大师辈出的时代，据《古今图书集成》堪舆名流列传记载，当时的风水大师有：袁天罡、李淳风、一行禅师、司马头陀、丘延翰、杨筠松、曾文遄、范越凤、赖文俊等。其中以杨筠松为最突出的代表，对后世风水学的影响与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比郭璞显的更大。杨公，字筠松，名益。《宋史·艺文志》称为杨济贫，由于他可以通过调理风水使人脱贫致富，后世又称之为“救贫先生”，祖籍窦州（今广东信宜），其人不见于正史记载，只是传说其为唐僖宗（874～888）时的国师，官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黄巢破京城，乃断发入昆仑山步龙，一过虔州（即今江西赣州），以地理术授曾文迪（即曾文遄）、刘江东诸徒，世称救贫仙人是也。卒于虔，葬雩都药口”（据《赣州府志（卷九）》《方伎》载）。风水术界至今还流传着有关他为民间做风水的许多神奇传说，后人尊奉杨公为风水形法派的始祖，其代表作有《疑龙经》《撼龙经》《葬法十二杖》《青囊奥语》《青囊序》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疑龙经》《撼龙经》《葬法十二杖》的内容概括为：“《撼龙经》专言山龙脉络形势，分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九星，各为之说。《疑龙经》上篇言干中寻枝，以关局水口为主；中篇论寻龙到头，看面背朝迎之法；下篇论结穴形势，附以疑龙十问，以阐明其义。《葬法》（指《葬法十二杖》）则专论点穴，有倚盖撞粘诸说……”杨筠松不仅是风水学的始祖之一，而且经他传承的弟子亦都是风水大师，对风水术的推广与发展有重要影响。在古籍《刘江东家藏善本葬书》中，明人胡翰在其序中言：“唐文皇帝取其国经入内腐，也不复传，及黄巢破长安，国师杨筠松窃奔江西，授弟子三人，其一曰曾智，智授廖高及具甥赖文进，禹三传而上牢刘子先得之。”杨筠松在风水史上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在其学说中山水相宜、观龙察脉、阴阳互动、雌雄交会等理论观点，为后世风水理论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后人称他“曲尽地理造化运行之机，真参赞化育之大道”（《地理正宗·青囊奥旨序》）。可以说杨筠松是郭璞之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

另外要提到的是唐代广为流传托名黄帝所撰的《黄帝宅经》一书，《黄帝宅经》在风水史上与《葬经》地位等同。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应该在唐代成书。《宅经》的内容主要包括序、总论、凡修宅次第法、阳宅图说、阴宅图说。序曰：“今采诸秘验，分为二十四路，八卦，九宫，配男女之位，定阴阳之界，考寻休咎，并无出于阴阳之宅，此即养生灵之圣法也。”由此可知，其理论依据是以阴阳为纲，配以天干、地支、八卦、九宫，形成二十四山、二十四向，又称二十四路，以坐向五行及男女年命五行断其吉凶。其核心是根据卦象、卦理，再结合时空方位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论证宅相概况，恰与杨筠松风水理论的“形法”相对应，可见，唐代的风水术已有明显的“形法”与“理气”之分。

宋代风水已派生出正式的流派和体系，这便是著名的江西派（即形法派又称峦头派）与福建派（即理气派）。《青岩丛录》对这两大派的风水活动及理论特点概述道：“后世言地理之术者分为二宗：一曰宗庙之法，始于闽中，其源甚远，及宋王伋乃大行。其为说主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乖错，纯取八卦五星，以定生克之理。其学浙间传之，而今用之甚鲜。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赣州杨筠松、曾文迪、赖大有、谢子逸辈尤精其学。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向位，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其它拘忌，在所不论。其学盛行于今，大江南北，无不尊之。”形势派（即江西派）的始祖为杨筠松，该派以寻龙、察砂、观水、点穴为主要内容，对地理形势、山川龙脉、土壤气候、地貌方位等有较为详尽的描述。理气之法便是福建派。从理气法的原理可知，理气派的理论渊源可追溯至唐代的《宅经》。据有关专家考证，王伋乃王赵卿，约为南宋人，据说他深通罗盘原理，《罗经透解》一书中的针法诗“虚危之间针路明，南方张度上三乘”是他所做，被认为是较早注意到磁偏角的堪舆大家。理气派偏重于时空方位和立向布局，以阴阳五行之生、克、制、化为经，以八卦、九宫、二十四山向方位为纬，将复杂的理论系统化，在其之下又形成了三合、三元、九星等诸多流派。其间出现了几部对后世风水学有深远影响的代表性著作，如赖太素的《催官篇》、刘唐卿的《囊金》、蔡元定的《发微论》等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朝代，外来民族入主中原，由于两种文化的逐步交融，那时风水学的发展处于一个相对低潮的时期。但值得一提的是，对后世在风水学有影响的一位重要人物刘秉忠，据《元史·巴图鲁传》记述，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臣巴图鲁建议定都燕京，其理由为“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势甲于天下”。然而主持这一工程的人，就是官拜光禄大夫太保的刘秉忠。据《元史》记载：“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其所编著的《地理大全》为后世风水经典。在元大都的选址定位上，他“辨方位，得省基，在今凤池坊之北，以城制地，分纪于紫微垣之次”。运用易学中“法天象地”的思想，综合各种风水理论，确定了元大都的中轴线。忽必烈雄霸中原之前，为了进军中原，曾要求刘秉忠在桓州东、滦水北修了一座城池，取名开平，后开平升为元上都。据有关专家考证，元大都的中轴线竟然与元上都的城门中线重合在一条线上，两地相距近八百公里，这是偶然还是巧合，以当时的科技水平是难以达到的，这又为刘秉忠高超的风水学造诣涂上了一层更为神秘的色彩！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非常重视风水，辅助他完成霸业的开国功臣刘伯温便是“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的堪舆术数大家，据说明代的南京都城便由他所选，有一本风水经典《堪舆漫兴》就是托名于他。著名的心学大师王阳明也精于风水，且为自己身后安葬选了“仙虾八斗”风水宝地。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记载，明成祖的长陵便是由江西风水师廖均卿等人所选，由此可见，明代对风水的重视与流行。

清代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统治的需要，努力学习汉族传统文化，在宫室建造和陵寝选址上也完全遵循着汉文化的传统。由于受汉文化风水的影响，清代设有专门负责天文观测与宫室陵寝的风水事宜的钦天监：“凡相度风水，遇大工营建。钦天监委官相阴阳、定方向，诹吉兴工，典至重也。”

由于明清时期帝王对风水的重视，使得堪舆之风大兴，风水的发展，流派林立，著述繁多，体系也更为庞大，理论则更趋繁杂。这一时期官方组织编纂的大型丛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中，收录了流传下来的大量风水学著作，同时民间也在收集和整理风水经典。相关资料整理如下：

以辑录整编前人风水理论的著作有：《人子须知》《天机会要》《地理大全》《地理正宗》等。

分门别类后，形势峦头方面有：《地理醒心录》《入地眼全书》《地理啖蔗录》《形气元珠》《卜宅真机》《地理精微记》《谢氏地理》《地理玉髓经》《地理八窍》《辟径集》《撼龙经批注》《地理心法》《地理括要》《地理三字经》《杨公倒杖法》《一贯堪舆》《地理仙婆集》《地理铅弹子》《地学求真》《地学》《地理人子须知》《地理大成》《地理指掌》《扒砂经》《地理铁案》《地理人天共宝》《地学形势集》《地理琢玉斧》《天机会元》《阴阳二宅全书》《阴宅集要》《雪心赋》《地理大略》《地理正义六种》《地理正宗臆解》《地理金丹》《地理四弹子》《赖公葬法秘旨》……等等。

理气方面有：《葬经翼》《地理理气秘旨》《地理度金针》《地理三会集》《图书奥义》《三元地理理气图说》《玉尺经全书》《地理孝思集》《地理录要》《天心正运》《地理小补》《地理说略》《地理葬书》《玉尺经正义六种》《经羲秘旨》《心眼指要》《地理辨正合璧》《辨正发秘初稿》《地理辨正》《乾坤法窍》《地理金锁秘》《堪舆指原》《地理仁孝必读》《地理一盘珠》《堪舆正论》《堪舆正传》《辨正直解》《催官篇注》《阴阳捷径》《拨砂真诀》《地理铅弹子》《地理五诀》《天元五歌》《阴阳撮要》《堪舆理气秘诀》《堪舆辟谬真传》《地理六经注》《山洋宝镜》《周易葬经》《理气择要》《堪舆辑要》《地理存菁》《直指原真》《四课水法》《堪舆一贯》《地理元文》《地理撮要》《许氏辨正释义》《理气三诀》《山洋指迷》《杨曾地理元文》《沈氏玄空学》《辨正新解》《金氏地学粹编》《穿透真传》《阴阳五要奇书》《玄空古义四种》《钱氏辨正参解》《天玉经说》《地理一贯集》《阴宅镜》《堪舆小志》《阴阳指正》《地理指南》《天玉经注》《地理四秘全书》《地理辨正集注》《天惊诀补义》《定向指原》《增补理气图说》……等等。

论述水龙的专著有：《地理新知录》《水龙经》《地理千里眼》《青田刘氏心书》《地理正经》《辅星水法》……等。

阳宅方面有：《阳宅十书》《阳宅大全》《阳宅集成》《宅法全书》《阳宅要诀》《立宅赋》《阳宅修方招吉》《宅法定论全书》《八宅断诀》《阳宅指掌》《相宅新编》《阳宅三要》《宅谱通言》《宅谱指要》《阳宅入山断诀》《八宅明镜》《阳宅便览》《阳宅爱众篇》《都天滚盘珠》《宅法举偶》《相宅经纂》《阳宅会心集》《鲁班经》……等。

论述罗盘的著述有：《罗经顶门针》《罗经透解》《罗经拨雾集》《易学蒋针》《罗经秘窍》等。

择吉方面有：《三式秘窍全书》《象吉备要通书》《永宁通书》《协纪辨方》《玉镜正经》《选择辑要》、《崇正辟谬》、《诹吉便览》、《董公选择要览》、《选择正宗》等。

记录山川龙脉的钳记有：《卧云地图》《安徽各地钳记》《桐城龙脉总论》《赖刘越中钳记》《澉浦钳记》《苏州大地记略》《地纪图说》《越中钳记》《苏州来龙记》《地钳杂记》《休宁钳记》《浙中钳记》等。

除以上所罗列的众多书籍外，还有遗漏的或未知的亦不少！

明清时有三位在风水学发展上具有开创性的代表性人物值得一提。

首先要说的是明朝的医学兼风水大家缪希雍，江苏常熟人，字仲淳，号慕台，幼年孤苦，17岁患疟疾，自阅医书，遍检方书而自疗遂愈。而立志从医，搜求医方，博览群书，尤精本草之学及堪舆，认为“神农本经，臂之六经，名医增补别录，譬之注疏,本经为经，别录为纬”。医学上著有《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医学传心》《神农本草经疏》《本草单方》等书，缪希雍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行医以“生死人，攘臂自决，不索谢”。时人搜集其医案，成《先醒斋广笔记》行世。其风水学传世之作有《葬经翼》，把中医学上的“气”、“脉”等理论运用于堪舆之学，书中论述了望气、三宝经穴法、脉缓、脉急、脉硬、脉软、脉侧、脉中等理论，开篇即云：“夫山者宣也，其气刚；川者流也，其气柔。刚柔相荡，而地道立矣。是知五岳四凟，所以节宣天地之气者也。”又云：“山止气聚，名之曰穴。穴有真病，同乎废人，虽具形骸，神气伤于败缺，而中无所存，如是者则法不可葬……”用中医望、闻、问、切的实证方法引证风水，是对堪舆理论的充实和发展，在古人眼中，中医跟风水一脉相承，风水师调理的是环境风水，使人与自然和谐有序；而中医调理的是人体风水，使人体气血流畅、经络疏通，自身内部和谐则百病难侵。所以古代好多的风水大家都精通医道，而好多医家则会寻龙点穴。

第二位是蒋平阶，明末清初人（1616～1714年），字大鸿，又字雯阶、斧山，号宗阳子，世居华亭张泽，即今日上海松江区张泽镇。明亡后，曾参与反清复明活动，据有关资料载：“几度事败，遂感时事不可为，后专心诗词之学、堪舆之术……公幼年时，随父安溪公习形家风水，常遇不得其解之案。至明亡后，习无极子玄空精要、吴天柱水龙法、武夷道人阳宅法，游历十载，印证所学，终至茅塞顿开，堪舆大成，时人赞为一代地仙。晚年定居绍兴稽山耶溪，创蒋盘罗经，传徒：会稽姜垚、丹阳张仲馨、丹徒骆士鹏、山阴吕相烈、武陵胡泰征、淄川毕世持等。又有滇南范宜宾，浙江章仲山，苏洲朱小鹤、上虞徐迪惠、湘楚尹有本、广东蔡岷山，各立其宗，秘其所学，专其所长，排其所异，终无一宗贯通其学。有《水龙经》《天元五歌》《地理辨正疏》等著存世，为时师奉为经典。”蒋大鸿得其三家真传，遍证大江南北古今名墓，穷通其道，终成一代地仙。但在其传承过程中，私秘其学，对入室弟子也分别授受，不肯轻泄，使人无法尽窥其奥，难以登堂入室。致使后学者揣度百起，门派林立，真伪难辨。

另一位是清末的风水大家沈竹礽（1849～1906年），原名沈绍勋，字竹礽，清浙江钱塘人。沈氏从16岁起，就开始读堪舆方面的书籍，因父亲早逝，沈氏想找一个可供先父安息的吉地，为此而博览群书，考察不同的墓穴。沈氏初习三合派风水，后屡经亲自验证，知道此派风水有不少不足之处。其后得知玄空风水，屡有征验，故穷其毕生精力探其奥妙。1875年，26岁的沈竹礽与姻亲胡伯安到无锡，拜访玄空派传人章仲山之后裔章莆，可惜时过数月，未能探其玄旨。后以重金借得章氏三元宅断观看一晚，二人遂用一整夜的时间，将整部书抄写下来，而后，沈氏为了解其书中真谛，又购得易理方面书籍一千七百余种，经过多年的研究，才找到打开玄空之门的钥匙，悟透由杨筠松至蒋大鸿、章仲山一脉的玄空真学，并着手重新补入注释，玄空风水学的神秘之门终于被打开。沈氏殁世之后，其子沈祖绵及门人搜集其生前手稿，辑录而成《沈氏玄空学》一书。此书将玄空风水学内最隐秘的理气学说公开，详细论述了玄空风水的理论依据和应用，是第一本最周全、系统的玄空风水学专著，亦成为后来学习玄空风水的必读书籍。由于沈氏用自己的超人智慧悟得玄空真谛，终未能尽窥玄空之奥，其学说后人亦有疑义。但这并不影响沈氏对玄空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他那种做学问的执着和胸怀更为后世所敬仰。

易和斋主人

尹锋，1964年生，祖籍甘肃山丹，传统文化的修习者与实践者，师承国学大家费秉勋教授、俞长江教授。现为：伏羲故里国学院院长，欧洲中国传统文化科学院院士，陕西省老子书道研究会副会长。曾先后为海航集团、法国JZ药业、天宇毛纺、辰龙集团、华中集团、澳洋地产、亚美地产、辰纪地产、国力地产、腾达地产等企业进行策划指导。出版《掌上奇门》《掌上乾坤一一解析奇门遁甲》《斗转星移一一解开奇门遁甲之迷》《解析风水一一传统堪舆文化的理论与实践》(上、中、下)等，著述二百余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