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解证 | 《黄帝内经·灵枢》编撰者解析（上）
原创 张维波 腔调中医 昨天
《内经》解证：
对《黄帝内经》的解析与实证。
张维波：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博导，学科带头人。
《黄帝内经·灵枢》编撰者解析（上）
王燕平1 李宏彦2 张维波2*
摘 要：本文在既往《黄帝内经》成书于110-120年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分析《内经》文本及其中的情景语境、记录东汉历史的《后汉书》及地方志等资料，提出《内经》中的对话是对真实场景的记录，而最有可能以起居注形式被记录的只有当朝的掌权者邓绥（邓后，81-121）。邓后在《后汉书·邓后传》中的很多行为言论与《内经》中的黄帝十分相似，可能是《内经》中黄帝的原型，《内经》中两处真实的汉代地名亦为佐证。《内经》中岐伯的原型可能是当朝太医丞郭玉，他精于针灸和脉诊，其传记内容与《内经》高度相关。郭玉的师公涪翁所著的《针经》，可能是《灵枢》的底本即《内经》中多次提到的“九针九篇”，另外，郭玉的师父程高，以及借名为伯高、少师、少俞、雷公等的宫廷御医也参与了《灵枢》的编撰。
关键词：黄帝内经；灵枢；编撰者；邓绥；郭玉；涪翁
今本《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分为《灵枢》和《素问》两部。东晋皇甫谧（215-282）认为此两部书为《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成书在58-82年）医经七家中的“黄帝内经18卷”，后成为主流观点。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灵枢》和《素问》并非医经七家之一的《黄帝内经》，而是医经七家的总和[1,2,3,4]。
廖育群先生指出，《灵枢》和《素问》的成书上限在刘歆《七略》（前6-前5）之后，下限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200-210）成书之前[1]。我们根据造纸术和金属针具技术的产生时间以及东汉皇室校书的记载，将《内经》的成书年代进一步锁定在110-120年东汉皇室的校书时期。在造纸和针具技术的推动下，皇室对在西汉时就收集完成的医经七家著作进行了重新编撰，由此诞生了《灵枢》和《素问》[4]。
那么，这一重大的医学理论编撰活动是由哪些人完成的？《内经》中托名黄帝、岐伯的对话人物有无原型？《内经》成书年代的精确定位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时间坐标。本文通过分析《内经》文字中的情景语境，结合《后汉书》和地方志等史料的记载，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情景语境是研究《内经》成书的重要依据[5]，《内经》以黄帝与几位臣子问答式对话的形式阐释了中医理论，这种对话只是一种文体的表述方式，还是对真实情景的记录？黄帝和臣子只是托名，还是具有真实关系的皇帝和臣子之间的对话？
在《内经》的对话中，有大量与中医理论无直接关系的描述，如“善乎哉问也”“悉乎哉问也”[6]378,614等等，这样的溢美之词竟出现了40余次。另外，岐伯和雷公都曾“避席再拜”，然后才开始对黄帝说话，这种礼仪性过程的描述对呈现一个理论似乎没有必要。《灵枢·口问》中还有“黄帝闲居，辟左右而问于岐伯曰”[6]378，如果只是以“黄帝问于岐伯曰”作为一段理论描述的开头，尚可以理解，但完全没必要加上“黄帝闲居，辟左右”这种与医学内容毫无关系的描述，类似的地方还有不少。在刻字印刷成本很高的东汉时期，如此奢侈地对君臣之间的礼仪性过程进行记录，只有皇家才能做到，而最有可能的形式就是起居注。
起居注是专门记载皇帝言行举止的笔录，由皇帝的侍从官撰记，是编修历史的重要依据之一[7]。从汉朝以后，几乎历代帝王都有起居注，但流传下来的很少。东汉距今两千年，我们已经很难看到东汉时期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了，但仍可对《内经》的文体与现存起居注的文字形式进行一番比较。
《大唐创业起居注》是现存较早的一本起居注，其中的皇帝——隋炀帝在其起居录中有时称“炀帝”，更多的时候简称为“帝”，这与《内经》有时称“黄帝”，有时则简称“帝”的情况非常类似。由于起居注是由皇帝的侍从对其言行举止进行记录的，故只有皇帝与其臣子或御医之间的对话和举止才有可能以被记录下来，由此可解释为什么黄帝始终是对话的主角，却没有几位臣子御医之间的对话。医经七家的编写文体是否为对话体不得而知，根据《内经》中对话语境的描述，我们推测《内经》中皇帝与岐伯等人之间的对话是皇帝与御医之间的谈话记录，而不仅仅是一种书籍的编写文体。
另外，相比于《论语》和《孟子》以语录体和简单问答体为主的写作方式，《内经》中的对话反复问答更多，更象是实际的对话记录。
《内经》对话中引用其它古文献的写作方式也是一个重要线索。虽然前文指出《内经》是对医经七家内容的集成[4]，但撰写该书的体例主要为对话问答，并多次引用了与《内经》各篇名不同的古经内容，如“《刺法》曰：无损不足，益有余，以成其疹，然后调之。”（《素问·奇病论》）[8]490。
《内经》中可以辨识出书名的古经有21部之多，引用古经的地方达100余处；有些内容虽然没有明确注明引自哪部古经，但其内容显然是从其他地方得来，这些内容均由黄帝之口转述，以“余闻……”的形式出现，有68次之多；还有用“经言……”的引用方式，出现过8次。如果《内经》仅为早期资料的简单汇编，就像现代的论文集，则只将古经名称及内容直接记录即可，无需采用引用的形式，并对古经内容加以讨论分析；如果《内经》的对话仅作为一种写作体例，则对话的形式应贯穿全书，但在有些篇中没有任何对话人物，直接就是医学论述，这种情况在《灵枢》中有12篇，《素问》有12篇，这种直接论述，可能是对通过讨论后已有明确结论内容的记录或对古医籍中不需要讨论内容的直接记录。
这种混杂的情况正好说明《内经》中的对话是对古医籍（相对《内经》而言）内容的真实讨论。《内经》对很多概念进行了定义和说明，还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阐明。如《灵枢·决气》对精、气、津、液、血、脉六个概念分别进行了定义，《灵枢·五癃津液别》则对水谷转化成气、尿、汗等进行了阐明。这样的内容很多，常以黄帝提出“何谓××”，岐伯等回答“……是谓××”的形式表述，这种大规模的概念界定与现代教科书建立学科名词术语的形式非常相似，是理论形成的标志。
总体上看，《内经》有问答形式的讨论以及直接论述两种写作方式，从内容来看既有直接引述前人医论，也有综述前人论点和解释古代医论[6]346，由此诞生了前后统一、逻辑自洽的中医理论。由于没有医经七家的原始资料，其写作方式和具体内容不得而知，我们暂将《内经》视为“编撰”之作。
黄帝是《内经》对话的主角，在整部著作中共出现了515次，那么他到底是谁？以《内经》成书于110-120年为限，此前出土的各类医学著作包括马王堆帛书、张家山竹简、天回医简等，均未见有黄帝、岐伯、伯高等对话人物共同出场的情况，因此《内经》的对话人物为《内经》独有，我们只能从人物的关系对其进行分析。
假设《内经》是一系列的小型皇家研讨会（少则2人，多不过3人），则黄帝肯定是其中地位最高的，那么他的地位到底有多高？《灵枢》开篇黄帝就首先发言：“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6]1，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拥有万民并收其租税呢？显然只有皇帝。
《内经》成书年代除前文提供的证据外[4]，又有最新出土的《天回医简·刺数》中，使用“落”字代替“络”[9]，与《汉志》医经序中“经落”一词的用法相同，提示《天回医简》的内容可能被收录于医经七家之中，而在《汉志》成书的公元一世纪仍未产生《内经》中的“经络”一词，《内经》成书于110-120年已有多重证据。
这个时期的皇帝是安帝刘枯（107-125在位），但当时安帝年纪幼小，继位时才13岁，这段时间主持朝政的实际上是邓太后——邓绥(81-121)（以下简称邓后）。《后汉书·刘珍》载：“刘珍字秋孙……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駒鮽、马融及五经博士,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10]2617 ，其中的“百家艺术”就包括医术。正是邓后下诏让刘珍等人主持举办了东汉规模最大的校书活动，那么，邓后与《内经》有着怎样的关系，她会不会就是《内经》中“黄帝”的原型呢？
《后汉书·卷十·邓后传第十》是关于邓后生平的传记（以下简称《邓后传》）记载，邓后少年时就“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而且“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10]418，是个女神童。邓后不仅聪明，而且德孝才貌俱佳，当政期间，体恤民情，节俭度日。《邓后传》载：“太后定策迎安帝，犹临朝政，以连遭大忧，百姓苦役，殇帝殉器及诸丧礼，事事减约，十分居一”[10]423。这与《灵枢》开篇的“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的大悲之心何其相似！而且，《后汉书·孝安帝纪》直接记载了邓后的话“皇太后（邓后）曰：咨长安侯枯……一人有慶，万民赖之……”[10]204，其所用“万民”一词，与《灵枢》开篇“余子万民”的口吻完全相同。
另一个重要的证据是，确有邓后参与臣子研读经书的记载。《邓后传》：“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 [10]424并且“六年，太后诏徵和帝弟济北、河闲王子男女五岁以上四十余人，……教学经书，躬自监试。”[10]428这里明确提到邓后与王公子弟进行经书的教与学，并参与监试。《内经》中的雷公既是黄帝的晚辈，又与黄帝关系密切，常在黄帝面前自称“小子”、“细子”。
《素问·示从容论篇》记载：“黄帝燕坐，召雷公而问之曰：汝受术诵书者，若能览观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为余言子所长。”[8]997这里雷公被黄帝“检查作业”的场景与《邓后传》“躬自监试”的描述十分吻合。而且，邓后所从的“曹大家”正是主修《汉志》的班固的妹妹班昭，因此，邓后能看到《汉志》中医经七家原文的可能性极大。除此之外，邓后即位皇后以来，下令禁绝了各方进贡的奇珍异宝，只要求进贡纸墨，即“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10]421，说明当时的纸墨惜贵，由于撰写经书需要大量的纸墨，故需向地方征集。这也映证了笔者前文的推断，即纸张的出现为《内经》成书提供了技术支持[4]。
另一条重要的证据来自《灵枢·大惑论》中的两处地名。“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尝上于清冷之台，中阶而顾，匍匐而前，则惑……黄帝曰：余疑其然。余每之东苑，未曾不惑，去之则复，余唯独为东苑劳神乎？何其异也。”[6]809黄帝就登“清冷之台”以及去“东苑”时出现的晕眩向岐伯请教。这两个地方是虚构的，还是确有其处？在东汉都城洛阳以东的商丘，有一座高台遗址，台上有寺院建筑群，现为清凉寺。根据《商丘县志》的记载，清凉寺之高台原名“清冷台”，因其高旷清冷而得名，是西汉梁孝王的行宫（梁园），宋太祖在此避暑时将其更名为“清凉台”[11]。
商丘市清凉寺高台
“东苑”，同样是梁孝王所筑，其“於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馀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於平台三十馀里。”[12]，此处的“平台”很可能是上文提到的清冷台，这与《太素》所注《内经》中“清冷之台在东苑”[13]的说法一致。两处真实汉代地名出现在《内经》中，首先说明《内经》这次编撰的上限不早于西汉梁孝王时期（-前144），其次提示了《内经》中的对话可能是在汉代真实人物之间进行的，且与汉室有密切关系。
考虑到古代交通不便，而“黄帝”却能常去东苑（余每之东苑），说明《内经》的编撰地距此不远，应该位于河南一带，这正是东汉都城洛阳之所在。如果黄帝不是亲临两处，体验了眩晕感，对实景有感而问，仅为阐释医学理论，则根本没有必要使用真实的地名，它证明《内经》对话的真实性。《邓后传》还记载了邓后的一段诏文：“朕以无德，托母天下……顷以废病沉滞，久不得侍祠，自力上原陵，加咳逆唾血，遂至不解，存亡大分，无可奈何。”[10]429-430
这里的“原陵”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陵园（葬光武皇帝于原陵），距洛阳十五里，虽然跟清冷台不在一个地方，但相距不远，证明邓后确曾因登陵台而生病，可能在登清冷台时还只是晕眩（惑），最后一次带病登原陵祭祖，导致病情加重，她因熟悉医学，知“咳逆”和“唾血”已“不解”，便提前准备了遗诏。
邓后是东汉时期成绩卓越的女政治家和一代君主，实际掌权16年。从她的地位和对经典的重视来看，正是主持《内经》编撰的最佳人选，史书也证明了邓后诏使刘珍等校包括医术在内的“百家艺术”，而邓后亲自参与医书内容的讨论，可通过《内经》对话中大量的礼仪细节及所载地名与汉室的密切关系等得到证明。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