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妮娜丨张博泉先生与辽金史研究

摘要:张博泉先生一生学术成就斐然，在辽金史、北方民族史、地方史和史学理论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先生在辽金史研究中偏重金史研究，是我国第一位专门致力于金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他在多年的史学研究中探索 和建构了“中华一体”的理论体系，对新世纪辽金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张博泉; 辽金史; 中华一体

作者简介:程妮娜(1953-)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辽金史、中国边疆史研究。

张博泉先生(1926年1月—2000年10月) ，一名甫白，字在清、及老，号东梁老人，晚年自号犁牛子。早年考入东北人民大学，继而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与东北人民大学联合培养的 研究生，先后师从史学名家尚钺、吕振羽二位先生学习中国古代史。毕业后留在东北人民大学 ( 后改校名为吉林大学) 历史系任教。张先生早期于先秦史曾写过多篇文章，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研究辽金史，并以金史为主攻方向。在从事辽金史研究的同时，张先生以此为基点上下拓展，通贯东北古史研究，多有建树，成一家之言，并在多年的史学探索中建构了“中华一体”的理论体系，为我国辽金史、民族史、地方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中国古代史的各断代史研 究中，辽金史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尤以金史为著，不仅研究成果少，而且没有专门研究金史的学者，多是宋辽史研究者附带研究金史问题。张博泉先生首先以金史研究为主攻方向，将断代史与民族史相结合，史事研究与理论探讨相结合，成果卓著，建构了当代金史研究的体系，在国内外辽金史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被学界誉为中国第一位专门致力于金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张先生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发表辽金史研究论文近百篇，出版金史研究著作和与辽金史研究有关的著作十几部。下面从三个方面论述张博泉先生辽金史研究的学术成就与特点。

一、独到的辽金民族问题研究

辽金王朝分别由北方民族契丹人和女真人建立，辽金王朝在发展过程中不仅继承和发展 了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思想，同时又程度不同地保持了本民族的传统制度和文化礼俗，与汉人建立的王朝存在明显的不同。张博泉先生关于辽金史的研究最初是以女真、契丹统治民族的基本社会制度为切入点，进而研究整个辽金王朝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将辽金民族问题作为辽金史基础研究的重点之一，这是张博泉先生辽金史研究的重要特点。

金代女真猛安谋克制度是金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史学界热点问题即被称为“五朵金花”的“古代史分期问题、历代土地制度问题、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影响，辽金史学界围绕辽金政权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与融合等问题展开研究。张博泉先生从金朝女真猛安谋克制度研究入手，对金朝社会经济、社会性质和封建化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论金代猛安谋克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破坏的原因》［1］提出猛安谋克是女真军 事民主主义时期军事作战组织，其编制与女真人原始围猎中的伍什编制直接相关。随着国家的出现，原来的军事组织猛安谋克组织与女真本族的村寨组织结合成为女真地方性组织，同时女真国家仍以猛安谋克作为军事编制，而且猛安谋克又是官爵、将校等的称呼。猛安谋克随着金代女真奴隶制经济的确立而确立，也随着这种奴隶制经济的破坏而破坏。作为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比作为地方组织的猛安谋克保留得更久些。《论猛安谋克在女真族社会发展中 的作用》［2］这篇论文是张先生对猛安谋克的土地制度、奴婢制度和民族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后，结合女真族的历史进程对猛安谋克在女真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的精辟分析，张先生指出猛安谋克在女真族由氏族制向奴隶制变革以及向外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对女真国 家形成和发展以及巩固女真族新社会的秩序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在猛安谋克户迁入中原地区后，它对黄河流域封建生产起到严重的破坏和摧残作用。当女真族内部新地主阶级出现和发展，以及女真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中，猛安谋克组织及其贵族便成为新生产关系的阻碍者。那么，在金朝统治时期黄河流域农业生产是否 一直处于残破状态? 当时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持肯定态度，张博泉先生就此首先提出质疑，他在《金代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与租佃关系》［3］中指出，在金朝统治时期，黄河流域农业经济经历了金宋战争的破坏，金熙宗时期金宋议和后，黄河流域的经济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即使在女真猛安谋克大批迁入中原之后，当地封建租佃制仍始终占绝对支配地位。金朝地租较两宋为轻，人口显著增长，金中期女真奴 隶制普遍向封建租佃制转化，黄河流域农业经济发展达到鼎盛时期。金末蒙古南下，中原经济再次陷于残破状态。因此，在金朝统治时期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不是一直处于衰退的阶段，而是经历了残破、恢复、发展与衰落的整个过程。张先生第一次客观地论述了金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问题，这对后来的金史研究具有重要影响。其后，张博泉先生探讨了金代东北猛安谋克分布，猛安谋克世官贵族与平民，猛安谋克与民族关系，女真族猛安谋克与头下、八旗制度的比较观等［4］251-381，直到今日仍是中国学者关于猛安谋克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女真族基础社会组织在金建国前经由氏族部落发展为部族组织，金建国后为猛安谋克之下的村寨组织和家族组织。对此学界一直无人问津。张博泉先生认为这是研究女真史首先应当解决的重要问题。张先生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经典著作，密切关注学界关于民族理论的研究成果和热议的焦点问题，对辽金时期女真族社会组织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指出辽代女真的部族制度，是了解女真族建国前社会的关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小民族”即是与统一民族相区别的部族，部族是没有形成统一民族之前的部落混合的共同体，高于部落低 于古代的统一民族。女真族在建国前有着众多的部族和部落，分布区域相当广大，女真各部族 的源不是单一的，同一姓不一定是由同一部落繁衍的，而众多姓结合成的大部居其核心地位 的也不定是一个姓，各姓部落在不同地区也可能繁衍为多部。与此同时，还先后吸收原不属于女真族系的部落加入女真的部落联盟，乃至与女真人融合。张先生熟悉古代东北不同时期山川地域的名称，通晓音韵学和女真语音义，逐 一考证了辽代女真各部的分布地点，并从女真部族名称以及有关女真姓氏的语义分析，探讨辽代女真各部落集团的社会关系和特点。进而深入研究了女真部族的经济构成、组织构成和官属构成，指出女真部族组织是由家族、宗族、氏族、部落以及各部落的联合所构成，在女真部族中社会成员分裂为富人与穷人，百官与庶人，氏族贵族与奴婢部曲，是后来阶级统治关系确立的基础，揭示了女真部族制度的实态。［4］53-131

关于金代女真社会的村寨组织，张博泉先生认为是由建国前的“村寨公社”发展而来，这种村寨公社是以地域为特点的村社组织，发生在原始公社的解体时期，这时女真社会已经出现城堡，有村、乡、寨、铺、屯等各种名称的村寨，其性质与家族公社不同，已具有农村公社的性质。金建国后村寨被保留下来，女真村寨与女真头目、行政设置密切结合起来，成为猛安谋克制度之下的基层组织，随着汉制改革，成为与府州县体制中的村社并存的一种制度。在女真猛安谋克村寨内的土地，采取牛具税地形式分配到各个家族，女真社会中存在父子兄弟聚居聚种与兄弟析居犹相聚种的两种形式。这时的家族长已成为新的奴隶主阶级，是土地的实际占有者，并且使用奴隶劳动。［5］张先生提出金朝前期女真奴隶制是家族奴隶制［6］，这一观点为学界普遍接受。

契丹族和女真族都是东北的土著民族，关于“契丹”与“辽”“女真”与“金”名称的来源， 张博泉先生认为对民族名义的研究不是简单地从民族语音所能解决的，这里有一个历史实际问题，应以当时命名的本俗为依据和标准进行研究［7］。从东北地区看，古时带有普遍性的命名习俗，是依水、依山或依地理方位而命名。《魏书·契丹传》中的悉万丹即契丹，当是契丹原音的书写。悉万丹的“悉万”，当源于鲜卑的弱落水，亦称为作乐水、饶乐水，即今西拉木伦河。《三朝北盟会编》卷3、《建炎以来系年要 录》卷1引张汇《节要》均称“辽以辽水名”。冯家昇先生亦主此说［8］。但张先生认为尚有问题需要弄清，辽水及以辽为地称，至少在战国或之前就已存在，此后鲜卑在此水时称弱落水，契丹居此水因以水名为悉万丹，汉语义皆为黄水。辽，是中原固有的名称。辽太宗去契丹号，以辽水为国号，并以五行德运之说水生木为木德，以取得中原帝的资格，辽作为北方中原王朝与北宋对峙当从此开始。张先生进一步指出辽金皆依水名国，而情况又有不同。女真兴起于东北 的按出虎水，一开始即定国名为“金”，以按出 ( 金) 虎( 水) 名国。金灭亡辽、北宋后，不再改国名，也不以五行德运之说符之，尊太祖遗训，尚白，其五性之说与五行德运之说无关，不称其 为先帝先王之后，以绌辽、宋为中原继承者。及修《辽史》，方涉及金之五行德运嗣统问题，经过争论，由章宗定继宋为土德。到元统一全国，乃废过去以地名国，取义为元，明清继之。［9］

张博泉先生主张将契丹、女真民族史置于东北民族发展史中进行考察，例如张先生在研究女真部族的村寨组织时，将女真的邑落和村寨与乌桓的邑落公社、明代建州女真的“噶山” 组织进行比较; 研究猛安谋克时从组织起源、形成，从地方行政组织转化，从社会组织结构和阶 级结构，从发展趋向等方面，将猛安谋克与辽的头下和后金的八旗制度进行比较。张先生认为研究契丹、女真社会制度不仅要同汉制相比，更重要的应同北方其他民族的社会制度相比，从中发现其发展和演变的规律，以及他们的社会组织是如何受中原制度的影响而发展、变化的，这对更广阔地了解北方民族有重要的意义。

二、开创性的金朝断代史研究 

20世纪初在西方史学研究的影响下，我国近代史学兴起，中国古代各个王朝的断代史研究成果相继推出，然直到80年代初仍不见一部金朝史问世。同时在各种版本的中国通史著作中，除了70年代末出版的蔡美彪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六册中金史是采取王朝史形式以外，其他都是作为宋史的附属部分简要提及而已。金朝断代史研究明显滞后于其他各朝断代史。

1978年，张博泉先生在潜心研究金史近20年的基础上完成了《金代经济史略》书稿，之后两易其稿，1981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金代经济史的专著，在该书的“叙说”中张先生指出金朝由多民族和多部落所构成，其经济基础是多种多样的，同时也由于各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其经济形态具有地域性特点。从产业分布状况看，有农业区、牧业区，还有畜牧兼狩猎区。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形态看，有高度发展的封建租佃制、农奴制、奴隶制，还有氏族制。在金朝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女真族最初是奴隶制经济占主导，后向封建租佃制转化。金代经济史应从多族、多种经济关 系的角度来考察，对金代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问题、金代女真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问题、金代社会经济的估计问题等给予说明。张先生从上述金代经济结构与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出发，对金代农业和人口、工矿业的发展、商业和货币、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北方民族抗金斗争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金承辽宋旧 制及其与元制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其中关于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研究是全书的重点，也是学术价值最高的部分。这部书首次系统地揭示了金代社会经济的状况、特点、发展趋势与水平，明确提出过去偏重女真族对中原北方经济的破坏一面，忽视金朝经济的恢复和 发展是不客观的，金代经济经历了残破、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原北部户口比北宋有相当大的增长，促进社会经济在各方面有飞跃发展。尤其是东北的开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超过了辽朝及其以前各个朝代。女真族自身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进入中原后经“计口授地”社会经济发生的变化，反映了北方民族如鲜卑、契丹、蒙古、满族进入中原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毫无疑问金代经济在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不是无足轻重，而是占有 重要的地位。该书出版后，被学界称为“开拓” 之作，是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10］，奠定了金代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一些重要观点已成为学界的通说。之后张先生又以此为基础在《历 史研究》先后发表了《金代女真“牛头地”问题 研究》［11］、《辽金“二税户”研究》［12］两篇重要论文。

在完成了《金代经济史略》之后，张博泉先 生便将编写一部金朝史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张先生说 : “直至目前为止(1981年) ，国内还没有一本较为完整的金朝断代史问世， 发表的文章不多，研究的内容也不全面……近几年来，国内对金史的研究渐有起色，逐渐被学 术界所重视，因而激起我写《金史简编》的念头。1980年暑期，拟出编写内容大纲后，始濡笔编撰。” ［13］该书于1984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是以张先生对金史研究的总看法和已发表、未发表的文章、著作为线索，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编撰而成，最基本的观点有四: 首先，中国自古以来是多民族国家，中国境内的各兄弟民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用汉族代替整个中国民族这个概念，不能把女真族视为中国民族以外的外来入侵民族，金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权，在国史的系统结构中，它是由女真族建立的一个王朝的断代史，是构成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朝代。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历史常识，但在当时却只是学术界的一种观点，尤其是在金宋和战史的研究中，如何评价岳飞和金兀术( 完颜宗弼) 直接 涉及对金朝是否为中国政权之一的认识。其二，金朝社会性质与女真社会性质不可等同认识，早在20世纪60年代张先生研究猛安谋克制度时就已经提出女真族封建化的时期是在金章宗时期。这里更为明确地提出金熙宗时基本完成了对金政权的全面封建化变革，但女真族直到世宗时奴隶制才最后崩溃，章宗明昌、承安间最后完成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的全过程。其三，金朝的经济、文化是继辽、北宋之后发展起来的，并远远超过辽朝，从总体发展水平看比南宋差，个别地方可与南宋相比，甚至有所超过。金朝在发展中不仅与汉族建立的王朝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对北方民族和建立的不同层 次的政权也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金朝在辽、北宋与元之间是个重要环节，它对元朝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其四，将金朝历史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后期又可各分为两段，前期: 太祖、太宗为前段，熙宗到章宗承安间为后段。后期: 章宗泰和年间到宣宗南渡前为前段，宣宗南渡到哀宗灭亡为后段。①

张博泉先生撰写《金史简编》，建构了金朝断代史的体系和知识结构，它不仅具有一般断代史的基本特征，而且有其独特的视角，体现了张先生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研究风格。该书的出版使金史研究在整体上摆脱了附属于他史研究的状况，第一次将金朝历史的各个方面完整地展现给读者，被学界誉为新中国第一部金朝断代史，是金史研究史的标志性成果，具有里程碑的地位。

张先生认为金朝断代史研究是项接力工作，既要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也要靠后来的发展。在《金史简编》问世后，又有几部金朝断代史著作出版，各有重点与特色。然时至今日，《金史简编》仍然是治金史者所必读的著作，也是高等院校历史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学习金 史的首选教材。

三、辽金史研究与“中华一体”理论建构

张博泉先生的辽金史研究成果斐然，不仅涉猎范围广泛，而且观点精深独到，注重理论探讨与创新。在张先生发表的近百篇论文与十几部金史研究著作和与辽金史研究有关的著作中，除了前面论及的辽金民族史、金朝断代史、经济史研究以外，还有对史料的整理与考证，如整理校注金朝王寂撰写的两部行记，《辽东行部志注释》与《鸭江行部志注释》 (与罗继祖先生合著) 。利用出土材料考证史事，如《辽阳市发现金代〈通慧圆明大师塔铭〉补证》［14］ 、《金完颜希尹碑史事考辨》 ［15］等。对辽金历史地理的研究，如《开元城史地考略》［16］，《金“上古城” 非“上京城”考》［17］，《辽金女真达鲁古部与达鲁古城重议》［18］等。对辽金政治制度的研究，如 《关于辽代枢密院的几个问题》［19］，《金天会四年“建尚书省”微议》［20］，《金代礼制初论》［21］ 等。对金宋关系史的研究，如《金宋和战史论》［22］，《略论完颜宗弼》［23］ 。对金代思想文化的研究，如《元好问与史学》［24］、《时代与元好问》［25］，《论金代文化发展的特点》［26］，《金代教育史论》 ［27］，《略论金代的儒家思想》［28］等。张博泉先生等人撰写的《金史论稿》共分三卷，第一卷为绪论、部族和猛安谋克; 第二卷为金代人物与社会改革、经济和政治制度; 第三卷为金宋和战、历史地理和文化。第一、二卷先后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1986年、1991年) ①，它“既不 同于断代史，亦不同于论文集，而是专题研究的 丛脞” ［4］前言。其中有些内容虽然已经以论文的形式在刊物上发表，但是，在编入《金史论稿》 时，又进行了许多补充和修改，与原来的论述已有所不同，有些篇章则是新近的研究成果，其论述的都是金史研究中重要的根本问题［29］。这两部书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被誉为是我国史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成果，使金史研究又登上一个新的台阶［30］。

张博泉先生在几十年的辽金史、北方民族政权史、中国地方史研究过程中，始终在思考、 探讨、建构、发展与之相关的史学理论，以1986年张博泉先生发表著名论文《中华一体论》 ②为标志，张先生的辽金史研究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寻求这一理论的主体思想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张先生涉足辽金史研究时就开始关注辽金史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和地位，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他在从事东北疆域史研究的过程中开始思考“一体” 疆域问题。③ 张先生在金代文人中最推崇元好问(遗山) ，家铉翁为元好问的《中州集》作《题中州诗集后》中有曰 : “盛矣哉! 元子之为此名也;广矣哉! 元子之用心也。夫生于中原，而视 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人。”“其生乎中原，奋乎齐鲁汴洛之间者，固中州人物也; 亦有生于四方，奋于遐外，而道学文章为世所宗，功化德业被于海内，虽谓之中州人物可也。”张先生读 此文深受启示，对元好问“中州一体”思想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这成为张先生提出“中华一体”思想的直接动因。④ 《中华一体论》论文发表后，张先生以中华一体理论指导辽金史研究，在具体问题研究中进一步阐释、发展中华一体理论，这成为他后期辽金史研究的鲜明特点。

张博泉先生在《“中华一体”论》一文中将 中国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每个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前天下一体”“天下一体” ; “前中华一体”“中华一体”。“前天下一体” 是指秦以前 ; “天下一体”是指秦、汉到隋、唐; “前中华一体”是指辽、宋、金 ; “中华一体”是指元、明、清。不论是“天下一体”，还是“中华一 体”，都包括以汉族( 华夏) 为主体的各民族在内。各民族的发展有先进，有后进，也有地区、条件和远近的不同，因而不能说今天国内各民族和民族区域都是在同一时间纳入“天下一 体”的“中国” ( 中原) 和“中华一体”之内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而这个历程无不与中原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并受中原历史发展的影响和制约。

辽金时期属于张博泉先生划分的“前中华一体”时期，早在张博泉先生撰写《金代经济史略》期间就已将金与宋南北对峙与隋以前南北 朝相类比［31］。1982年在沈阳成立了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陈述会长在学术研讨会上提出要提高辽金史的历史地位，辽、金与五代、 两宋南北对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张博泉先生十分赞同这一提法，并进一步阐释，提出隋以前为前南北朝，唐以后为后南北朝，并屡在文中分析两者的不同，指出后南北朝是以辽金与两宋南北对峙为主的多王朝、列国和列部并存的新时代，它不是前南北朝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成为正在探索的“中华一体论”中的一种见解。张先生提出的 “中华一体”的完整表述是“中华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即国家为一体，民族为多元。辽宋金时期是“前中华一体”的重要时代，张先生在不同场合和论著中多次论述了后南北朝的特点，认为辽金时由过去以汉族为主统治中原的历 史，转变为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主统治中原的历史，辽金与两宋是以辽金两朝为盟主，南北对峙，同属一家。在不同王朝统治下的各民族又同为一家，但不等于说再无民族的划分。这一时期传统的“正闰观”受到批评，宋人司马光曰 : “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 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 ” ①王安石《明妃曲》云 : “汉恩 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②辽金在政治 上取得优势，统治者已把自己看成与中华无异。汉是中华，契丹、女真也自认为中华，有相同文化的均是中华。辽金与宋相互承认是一家两国，为元朝形成统一的中国，各民族向统一的中华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③

从80年代后期到张博泉先生临终前，继发表《“中华一体”论》之后，他又发表了《“中华一统”论》［32］、《一体与边疆史地研究》［33］、《中华一体观念论》［34］、《中华史论》［35］等近15篇文章，1994年出版了《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 ④， 从政治、民族、疆域、社会、经济、文化、观念、心态诸方面，系统地论证了“中华一体”理论，辽金时期是其论证的重点时段之一。与此同时，张先生以中华一体理论对金代文化、教育、礼制与元好问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研究，他在《论金代文化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36］中指出金代文化是遵循致治时期古文派传统，以六经为本，古文为正宗，结合金初名家的风流，于正德、大定年间形成本朝文派，这与金朝统治以儒家思想为本、经史为基础发展文化的思想是一致的，也与女真统治者继嗣中原正统的思想是一致的。在《金代教育史论》中论述了金朝教育的新时代特征，指出金朝以中原的教育思想和经史作为核心，在教育思想上力求把女真国俗与中原 经籍糅合在一起，进一步把它发展成为多民族 所共享的教育。金代教育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由贵族教育发展为包括平民子弟在 内的教育; 二是由华夏族教育发展为包括非华夏族出身的子弟在内的教育。在《金代礼制初论》一文中提出金代礼制是多源的，其在唐、宋礼制的基础上，吸收辽制，特别是契丹人的礼俗，而且保留了部分女真族本身礼俗纳入金代礼制之中，因此金代礼制又具有多元的特点。在中国古代王朝礼制发展的过程中，金代礼制构成一代制度，自树立于唐、宋之间。从礼制发展变迁看，金与南宋并存，中原礼制分为南北两大支发展，金朝礼制的历史地位不容忽视。在《时代与元好问》一文中系统阐述了“辽宋夏金 为多中国朝、列国、列部”的学术观点，修正了张先生过去认为这一时期为“南北对峙”或“三 足鼎立”时期的观点。

张博泉先生的辽金史研究与其提出“中华 一体”理论有密切关系，张先生在从事辽金史 研究时开始思考辽金与两宋的关系，辽朝与金朝、契丹与女真在中国历史的地位，成为提出 “中华一体”思想的动因。1991年张博泉先生在山西大同辽金契丹女真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正式提出“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的观点，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中华一体”理论是张博 泉先生几十年史学研究的最重要成就，它不仅对新世纪辽金史研究具有指导作用，而且为中 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限于篇幅，参考文献略）

来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