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仙居。

古墓仙居

汉代陕北画像石中的神仙气息

不知从何时开始，网络上的各种仙侠小说及影视剧铺天盖地而来，几有霸屏之势。伴随着金大侠的与世长辞，曾经影响几代人的武侠江湖世界似乎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让位于仙侠神话，给人一种神仙世界亦幻亦真的恍惚之感。然而在科技已然高度发达的21世纪，并没有人真正会去相信神仙的存在，通常只是聊作谈资、借此娱乐而已。不过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那么一个时期，对于神仙的向往几乎达到了全民皆信仰之、生死欲追求之的地步，这一时期便是赫赫有名的汉朝。确切地说，从西汉后期开始，神仙思想广泛深入到了民间，其信仰群体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布衣草民，以及中间的士夫权贵，莫不如此。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神仙境界既可以作为死者灵魂最理想的归宿，同样也是现世生命所应追求的最高境界。因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汉代人信仰中的神仙世界究竟为何状，为何能够引得全民上下皆为之痴迷。

(东汉) 榆林古城滩墓门右立柱画像 石刻拓本

纵120厘米 横38厘米

陕西省榆林市牛家梁乡古城滩村出土

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一

从我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在先秦和两汉时期，道家思想和神仙信仰二者的关系颇为密切：一方面，道家思想为神仙信仰的整合及系统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另一方面，道家思想本身也融合了部分神仙信仰的元素。《庄子·知北游》中认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这种“生死如一”的形而上追求，势必对汉代的道家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另如《淮南子·精神训》谓：“化者，复归于无形也;不化者，与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尝死也，其所生则死矣;化物者未尝化也，其所化则化矣。”从上述征引文献也可以看出，道家把长生不死作为其精神追求，道家哲学体系所尊奉的超越生死的人格理想和养身之法，对神仙信仰的蓬勃发展和繁荣壮大具有深远影响。“仙”的观念大致形成于战国晚期，后来围绕它逐渐形成了以东部“海上三山”和西部“昆仑”为代表的两大神话体系。秦汉时期，“仙”的观念进一步与道家思想及普罗大众对长生不老的追求渐行渐近，相互渗透、融合，直至趋于合二为一。

客观地说，秦和汉初时，这种集“仙”“道”于一体的理想和追求还仅仅流行于帝王或社会上层人士，但到了西汉后期，则深入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和意识中，并迅速升格为风靡朝野的主流信仰和社会思潮。我们从当时的文学名篇中可以看到对于神仙世界的瑰丽幻想，如杨雄《太玄赋》：“纳禄于江淮兮，揖松乔于华岳。升昆仑以散发兮，踞弱水而濯足……听素女之清声兮，观宓妃之妙曲……排阊阖以窥天庭兮……”还有桓谭《仙赋》云：“夫王乔赤松……玉女在旁，仙道即成，神灵攸迎。乃骖驾青龙……出宇宙，与云浮，洒轻雾，济倾崖。观仓川而升天门，驰白鹿而从麒麟。周览八极，还崦华坛。”

当然，汉代的能工巧匠们也不甘落后，他们极具匠心、富有象征意味地将神仙世界幻化为各种艺术品装饰在生活中，以及人们死后的墓葬中，画像石就是极为突出的一例。汉代画像石墓无论在设计思想还是在装饰内容上，都极力营造一个神仙世界、灵魂乐园，以期永生乐土、福泽子孙。“墓葬”在汉代人的观念中，与我们现代人的认识不大相同—它既是灵魂的安息之地，也是一个独立的宇宙空间，这个独立的宇宙空间便可以定义为神仙世界。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人去世之后只是肉体消亡了，但其灵魂却在神仙世界得以永生。陕北汉代画像石墓的建造正是以上述理念设计而成的，在这些画像内容中，有的是根据文学和神话传说创造出来的，但多数则是直接摹写于现实生活。因此，每一个陕北画像石墓，都可以说是一个神仙世界，其间充斥着浓郁的神仙气息，每一个图案都被赋予了神仙特质。

(汉) 绥德墓门画像 石刻拓本

纵38厘米 横167厘米

陕西省绥德县征集

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汉) 绥德墓门画像 石刻拓本

纵12厘米 横186厘米

陕西省绥德县征集

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二

在我国四大汉代画像石区域中，陕北画像石的出现时代最晚。这是因为画像石的产生需要一种相对安定优裕的精神土壤，而在东汉窦宪于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破北匈奴之前，现今的陕北地区是汉朝与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争夺和厮杀的战场，常年烽火连天、兵荒马乱，庶民活着且不易，自然无暇顾及死后诸事。然而此时的其他画像石地区早已蓬勃发展至成熟状态。及至后来，地方局势渐趋安定，由于此处地广人稀，大量中原各地移民一批批迁入垦荒种粮，源于故土的神仙信仰和经典内容以及画像石的雕刻技术也随之引进。

陕北画像石墓的墓门是主要装饰区域，基本都以五块石板构成，分别为墓门横楣石、左右门柱石和左右门扇。这五块石面的图案内容设计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神在汉代思想观念中是作为宇宙四维方位神的辅助神存在的，分别代表着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也是构成宇宙空间的四个维度的象征图形。四神图形在陕北画像石墓门上并不一定会全部出现，只有朱雀始终对称装饰在左右门扇上方，而且与铺首衔环(另一种在门扉上出现的神异图像)组合成黄金搭档共同出现，即研究者所谓“朱雀—铺首衔环”图式，这是汉画像石墓墓门最重要的一类门扉图像。有时也在铺首衔环下面添加青龙、白虎、玄武、獬豸或者武士、文士等图样，通常的构图形式为：上部为朱雀，下部为青龙、白虎或神兽，中间则是铺首衔环，图像呈左右对称状。

朱雀者，朱鸟也，亦即“鸾鸟”，应当与凤凰有密切关联，在中国的早期文献中多有记载。如《淮南子·天文训》记述：“南方火也……其佐朱明……其兽朱鸟……”另《山海经·西次三经·昆仑丘》亦记之：“西南三百里，曰女床之山，其阳多赤铜，其阴多石涅，其兽多虎、豹、犀、兕。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在陕北画像石的图案中，朱雀造型大多呈展翅欲飞之势，一脚微抬，一脚踏于铺首，尾羽通常采取三片式样。如果从方位神的角度来理解朱雀的出现，其中可能包含两种意图：其一，墓室一般都是面向南方，朱雀即代表南方;其二，在四神寓意已成熟的东汉时代，朱雀既是南方的象征，同时也可作为四神的代表来表示宇宙四维的存在。

当我们对陕北地区东汉画像石墓门部位上的象征意义及其功能做进一步的解读时，就会发现，朱雀的象征含义与功能可能随着图像所依存的具体放置环境而产生某种变化。基于汉代的“魂魄二元论”思想以及东汉时期“成仙”思想的流行，时人认为人死之后，“魂”将离开躯体“飞升仙境”，“魄”则跟随肉体被埋葬入土，与生时一样享受现世生活，即后来所谓“事死如生”。因此，汉代的画像石艺术可以视作一种“模拟巫术”，人们希望通过对死后世界的刻画，指引死者顺利走向幸福的彼岸，而且它可以为所有人提供关于未来的设想。从该层意义上来讲，这里的朱雀更多代表的是“灵禽”，象征着灵魂的飞升，铺首衔环则起着镇墓辟邪的作用。同时，广州大学胡杰在《陕北东汉画像石墓墓门区域神异图像涵义之考辨》一文中提醒我们，还应注意朱雀头上所绘的一种头饰—“胜”。《后汉书·志三十·舆服下》记载：“……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服……簪以玳瑁……长一尺，端为华胜。”颜师古解释曰：“胜，妇人首饰也，汉代谓之华胜。”在汉代，“华胜”通常为西王母所佩的一种标识性装饰物，然而，这种头饰同样非常普遍地出现在陕北画像石墓门区域的朱雀形象上。当我们综合考虑“胜”在朱雀图像中的特殊意义与功能后，便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判断—陕北画像石中“朱雀”形象本质是一种祥瑞物，象征着太平和吉祥;而头饰物“胜”则具有“实用与祥瑞”两个方面的功用。因此，陕北地区东汉画像石墓门区域上的“朱雀戴胜”图像，它所承担的重要功用之一便是“祥瑞与吉祥”，体现了墓主的一种崇灵观念。另外，在古文献中，朱雀亦兼有“护灵升天”的功能。胡杰认为，陕北画像石中的朱雀又代表着一种丧葬礼俗传统中不可或缺的神物，使死者在进入“永恒世界”之途中免遭邪恶侵袭。

(东汉) 米脂墓门左立柱画像 石刻拓本

纵105厘米 横90厘米

陕西省米脂县征集

陕西省米脂县博物馆藏

(东汉) 米脂墓门右立柱画像 石刻拓本

纵125厘米 横91厘米

陕西省米脂县征集

陕西省米脂县博物馆藏

三

升仙内容是陕北画像石中最富情趣的图像，在这一类题材中，西王母图像系统无疑是最重要的神。在《山海经》的记载中，西王母的外形为人兽同体，被描述成“豹尾虎齿、善啸、蓬发，司天之厉及五残”的怪异形象，其状可怖狰狞，其神格则高深莫测。在经历了《穆天子传》中对于西王母与周穆王故事的大力演进后，西王母便以雍穆和平、功能超常的幸福女仙形象大量出现于汉代及以后的石刻作品之上了。因为西王母所在的昆仑山有不死之木，再加之“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之类广泛流传于民间的神话传说的影响，其成为人们憧憬的极乐仙境。汉代人选择将西王母的形象刻画在“冥宅”之内，说明当时整个社会已经广泛接受西王母并对之顶礼膜拜。人们赋予西王母使人长生不死的功能，正好吻合了民众慕仙求寿的心理，也折射出道家思想和五行盛行的汉代社会的共同梦想。在早期汉代画像石中，西王母一般单独出现，至东汉晚期以后，西王母则多与东王公同时出现。在《神异经》里，东王公是一个面目狰狞、凶猛暴戾的怪兽，它“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的形象虽然与《山海经》中西王母的形象相互匹配，但放在东汉时期，很明显不够和善亲民且与时俱进，所以我们今天在墓石上所见的东王公，俨然一位仁慈雍穆的王者，和西王母一起扮演起“阿公阿婆”般的角色。而且，东王公自觉地接替了原本属于西王母的代表东方和太阳的男性神的角色，西王母则从此只代表西方和月亮，一心一意地做起了贤妻良母，老两口各司其职，共同成为汉画像石不死仙境世界里的相亲相爱一家人，当然他们的崇高职责是掌管宇宙更新与再生。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地区的汉画像石图像相比较，陕北地区墓门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仙境图所占比例极高，主要出现在墓门左右两侧的立柱上，门柱的上部几乎毫无例外地配置着东王公和西王母图像。戴胜的东王公和西王母，端庄地坐在高耸入云的昆仑山顶，两侧有陪侍的仙女和高大的仙禾神树，周围仙云缭绕，无数仙禽神兽在云气间追逐嬉戏，还有灵巧的玉兔或蟾蜍在捣不死之药，似乎正准备由西王母赐给来到昆仑山的幸运儿。在陕北绥德出土的一块门楣画像石上，从左到右分别刻画了西王母、各种仙兽和墓主人：左侧的西王母头戴胜杖、盘膝而坐，四位仙人于两侧跪侍;画面中间的九尾狐神态悠闲、安然散步，分别担负拍节、击鼓、抚琴任务的玉兔、蟾蜍和不知名的仙兽们，正在演奏欢快的乐曲，另有两只玉兔则手操木杵围着石臼辛勤捣药;画面右侧的墓主人在一名仙人的导引下，乘坐着由仙人驾驭、三只神鸟牵曳的云车，风驰电掣地向左边西王母方向飞驰而去。整个画面欢快热烈，充满了祥和的气氛，完全看不到对死亡的恐惧。

(东汉) 绥德墓门左、右立柱画像 石刻拓本

纵119厘米 横39厘米

陕西省绥德县出土

陕西省绥德县博物馆藏

在陕北的汉代画像石中，西王母、东王公除了具有人神合一的外形，还有一种形象则呈牛头人身和鸡头人身的怪兽。神话学者叶舒宪先生认为，牛头的形状类似女性的子宫，因此牛首人身的西王母应当是掌控生育与再生权力的象征。事实上，在史前时期，关于再生女神的神话信仰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孙周勇认为这种形象应该是西王母、东王公的原始神格形象。郑红莉则认为，在东汉早期，牛首人身、鸟首人身形象多作为西王母的属仙出现，东汉中期已取代西王母并具有独立神格，东汉晚期往往刻绘于门柱下格，具有门吏身份。她将牛首人身、鸟首人身神像的出现归因于当时社会大环境下的神仙崇拜和汉代阴阳五行观念的盛行。

陕北地理面貌特殊，农耕和游牧方式并存，牛作为常见又常用的畜力，是机械动力出现之前农业经济的重要帮手，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在神仙思想的影响下，人们逐渐将现实生活中的牛神化后引入画像石题材中，使之与鸟首人身成为对偶神。牛首人身成为鸟首人身的匹配者后，二者在当地迅速流行起来，甚至一度取代了西王母、东王公在画像石中的支配地位，成为社会下层的信仰崇拜。这两种新创造的神成对出现于陕北画像石中，反映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渴望和寄托。

(东汉) 绥德四十里铺墓左、右立柱画像 石刻拓本

纵114厘米 横54厘米

陕西省绥德县博物馆藏

四

汉武帝以后，统治者尊崇儒学、提倡孝道。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进而推行“举孝廉”制度后，社会上形成了人人“崇饬丧纪以言孝，盛飨宾旅以求名”的陋习，陕北汉画像石的产生与汉代盛行的厚葬之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除了神仙题材，在近千年的陕北画像石宝库中，还有牛耕、积肥、放牧、狩猎、出行、宴饮、舞蹈、杂技等丰富多彩的内容，甚至山川地理、自然风貌都被汉代工匠所绘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祈祥辟邪为基本诉求的神仙题材尽管所占画幅实际比重不大，却构成了陕北画像石图像中的主要内容。它们与其他各类题材穿插交错、相辅相成，成为画面内容的主体，是最直接体现思想意识及社会思潮的一面镜子。

汉代人认为，“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墓是人间世界和鬼魂世界联系的纽带。在当时的观念中，死后的灵魂虽然到了地下世界，但并没有割断与人世的联系：灵魂与生人一样，也有感情，在地下世界依然怀恋着人间的一切，要经常到宗庙或墓地的祠堂去接受子孙的祭祀，重温人间的天伦之乐。在陕北画像石中所刻画的大量非现实的神仙题材，既是人们祈求吉祥福禄、长生不老的反映，也是人们从事生产劳动和生活享受的艺术化写照。这些考古遗存为研究东汉时期陕北的地域艺术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图像证史”的重要学术价值。上文列举的朱雀、西王母及东王公等形象，无疑是陕北画像石中各类神仙题材的主体，但是在汉代特殊的哲学主题和朴素的生命观念的强有力影响之下，对它们的艺术化表现说明，在天人关系中“万物有灵”观已经向“人”的方向逐渐倾斜，这同样也是汉代思想史中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显著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