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 | 以“赤手搏龙蛇”的颜钧
颜钧是明代泰州学派的重要人物，起初师承江西贵溪人徐樾，进而师承王艮。他到处讲学，向平民宣传其主张。但他的著作长期来未能刊刻，故清初黄宗羲撰写《明儒学案》，无法摘录其语录。直至清咸丰间，其族裔刻《颜山农先生遗集》，但流传不广。以致杨天石《泰州学派》（中华书局出版）一书认为“《颜山农集》《耕樵问答》二书均已失传。”1989年，颜钧后人、永新县教育局干部颜学恕将其遗集寄笔者鉴定，他也不知祖先著作有何价值，因而笔者考证其人并作版本鉴定，撰有《新发现的颜山农先生遗集》，刊载《文献》1990年第１期，中国社科院黄宣民因读到拙文，至其后人手里获得此集，整理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从而使颜钧文集有一全貌，让学者的研究有了一个完全的文本，有了进一步深入的可能。
颜钧，生于明弘治十五年（1509）。其《论中学中庸大易》文云：“已（“己”当为“乙”刻本之误）丑八月二十三自纪……叨享年八十有六。”据此推算可知。晚年避神宗朱翊钧讳，改名“铎”，号山农，又号樵夫，江西永新县三都中陂村人。卒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八十七岁。
颜家世代以儒为业。其父颜应时，字司训，任过常熟训导。兄弟五人，颜钧居第四。其二兄颜钥，字子启，号钟溪，嘉靖十三年举人，历任山东茌平教谕、新城知县，后改湖北枝江知县。是北方王学传人之一，曾开导颜钧。
颜钧自幼身体孱弱，智慧不开，被人目为痴儿。十二岁随父在常熟县学就读，不喜科举程课，自谓“习时艺，穷年不通一窍”。十七岁时，父亲病故，他与兄长扶父榇归永新，未及安葬。长兄颜钦被人诬告入狱，财产一洗而空。二十五岁时，仲兄颜钥在白鹿洞书院听王阳明讲良知，归家后将抄写的阳明《传习录》给颜钧看。颜钧读到其中四句话：“精神心思，凝聚融结。如猫捕鼠，如鸡覆卵。”感奋不已，于是低头静坐七日夜，闭关大悟。感到预见到了“天机”，神智焕发，光明洞开。他在家族中组织三都萃和会，宣讲儒学伦理要义。如“讲耕读正好作人，讲作人先要孝弟，讲起欲急修诱病况善，急回良心”。这项活动，直至其母去世，方才停止。
在母亲丧期满后，颜钧起初游江右王门刘邦采之门，然“大事未然”，论旨不合。嘉靖十三年（1534），游学北京，在礼部侍郎徐樾门下三年，又因徐樾的介绍，投拜王艮门下。王艮高兴地说：“今日斯道得人，天下庆幸也。”钧返回南昌，在同仁祠（《明儒学案》记罗汝芳过僧寺见悬此榜，不确）悬挂《急救心火榜》，向一千多人讲学。南城罗汝芳，听讲后，即下拜称弟子。此年冬，王艮去世，颜钧闻讯往泰州心斋祠祭拜。嘉靖二十三年（1544），颜钧随侍仲兄颜钥住在北京。此年罗汝芳中进士，不愿参加殿试，追随颜钧游讲四方。后来他们一道赴泰州，以王艮家乡安丰场为活动中心，往如皋、江都等盐场宣讲他的大中学(即其所谓“大学中庸”之学)。第二年夏天，与罗汝芳在扬州会讲，写了颇有特色的《扬城同志会约》。后到南京，散发《告天下同胞书》。
嘉靖二十六年（1547），颜钧自泰州返江西，偕罗汝芳等游访南城、金溪以后，回到永新住了一个时期。他的另一名高弟何心隐，即在此时来投师问学。嘉靖三十年（1551），颜钧随同门友赵大洲赴广西荔浦贬所。次年，云南布政使徐樾战死元江。颜钧闻讯，即往云南寻找老师徐樾遗骸。数年间，几经辗转，终于获得徐樾碎骸东归，附葬于泰州王艮墓旁。
嘉靖三十五年（1556），颜钧与罗汝芳一同上北京，参加了大学士徐阶主持的灵济宫讲会，并应邀赴徐阶府第论学。再在河间府、河北、山东等地讲学。孝感程学颜会试落第，因罗汝芳的推荐，从学于颜钧。明年，颜钧以“知兵法”的“异人”身份，受到总督胡宗宪礼聘，与程学颜同往宁波总督府，参与“征剿海寇”的军事活动。舟山一战，自谓“倒溺千百倭寇于海”，受到表彰。二年后，他留下次子参军，自己继续在大江南北一带讲学。
颜钧关心民生疾苦，往往上书当道，抨击时弊，因而受到当局监视。嘉靖四十五年（1565），过扬州，中丞马钟阳将一艘官舟卖给他返家乡。当时太平府当涂县令龚以正邀往讲学，且言梁汝元门生、南道提学耿定向亦有此意。就在那里，颜钧被捕，带往应天府。苦无罪证，知府盛汝谦说：“孔子诛少正卯亦曾考否？”送南都刑部重处，判盗卖官舟罪，一时被打得死去活来，“刑棒如浆烂，监饿七日，死三次。”查无实据，强诬以“盗卖官船”定罪，罚交“完赃”银三百五十两。狱中三年，仍与囚犯讲学不倦。得罗汝芳变卖田产，并求告相知吏民捐金交纳银两后出狱。遣戊福建邵武，由两广总兵俞大猷接往聘为参谋，平韦银豺乱。隆庆五年（1571）五月赦免役归故里。（《明史》及《明儒学案》杨天石《泰州学案》105页载颜钧“以事坐南京狱，”后者记为隆庆二年事，时、事均不准确）
颜钧的学说思想，继承了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传统，有着积极的救世精神。他认为“君子之学也，将以苏天下之瘅者也。……道穷思通，势所必然。吾乘其必然之势，而引之于豁达之衢，民将悦之，犹水就下，吾胡为而不丕正之乎？”。自言“矢誓必有为，曰：‘志气硬如铁，精神活如水，身子软如绵’”。为此他汲汲皇皇，车辙行走半个天下，屡发会约，订《道坛志规》，向下层士民讲学。他经常深入下层民众宣讲，也有时向官僚士大夫传道证学。他善于针对不同对象，宣传自己的主张。而其方式有时具有宗教神秘色彩，行为诡异。
泰州学人传道有如衣钵传人，但其发挥重点即不同，便逐渐产生偏离，如王艮讲“格物”“安身”，也曾讲“直指人心。”颜钧则大讲“放心”“从心率性。”力图简化儒学理论，阐发新义，如此为泰州学派之一变。试分析之：
颜钧认为“人心盘欲，不仁已极”，他以急救人们心头炎火为己任。如何救呢？他主张“先立其大之能者”，“大之能”即“一道之仁”。他说：“先正其心，完复天真。主一无适，求心放失，慎尔枢机”，这是他的主张纲领。正其心，归其仁，一切名利之心自然统统放下而消失。犹如良医慰病人说：“汝放心霍然去矣。”他曾嘱咐罗汝芳，”“体仁”何须用得着“制欲”。在他看来，制欲是在枝叶上用功。而宋儒“有以无欲为一”，是如同在绳索外揩尘垢。不如以“一心立大体”为“简易中正”。两者有毫厘千里之谬。
所谓“体仁”、“正心”，就是使心回复到天真状态，“天真”即他在《耕樵问答》中提出的“赤子之心”，赤子心“天造具足，其仁神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然而“胎生三月之后，未有善养其天然者”。只有圣贤善养其心，能自贵重，则“从心所欲不逾矩也，乃自获其胎生三月不虑不学之知”。罗汝芳也大讲“一切放下，立地成圣”，其端只在自信：“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不的”。均渊源于此而加发挥，所以罗汝芳说：“门下虽知百（个）近溪（汝芳号），不如一察山农子也。”
颜钧持心性自然论倾向，认为人是天地的中心，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与创造者。“人为天地心，心帝造化仁，是仁惟生，是生明哲”，人心能容有万物而不可测量。心之体，“灵照密察，隐微莫遁。纯生万物，天时或息”。即如释“心”字义，也认为是“以一阳自下，而弯向上，包涵三点为三阳，将开泰以帝天地人物之父母也”。心是一，贯万物而不失，即“主一无适。”如“长绳索直穿万贯纹钱，随周日用彻上下四旁不竭也”。所以心能运“万妙之神”，致广大，尽精微，是“性”“情”“神”“莫”的枢机。所谓“神”，是“一片之变化莫测”，精即“聪明睿知”。心能“独擅神聪，变适无疆”。“精”“神”合称为“圣”。万物变化之所以然，称为“莫”，也就是“天道”。他斥后儒以“莫”为“虚字”是误。“莫”在冥冥之中主宰万物变化。“莫为莫致，无声无臭于天下万古”。“心”掌握“莫”，“心知秉莫能以遂其精神为时时生生化化循环无终始也”。“神，莫也，善供心运以为妙为测也。”他认为“性”“情”产生于心，“从心帝以生其成也，人皆秉具，自为时出”，是成象成形的；“神”“莫”无形、无声、无臭，“若妙若测乎象形之中”。两者互为存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性”与“情”亦有区别。“性”根于“天命”，“生生无已”，“任神以妙其时”；“神”随时变化，“周流曲折，莫自善测其和晬”，即他在《讽答近溪》诗中所云：“性海无波荡漾清，情湖有雨霎时新。”而细分之，“性”任“神”妙，“情”任“莫”测，相互依附。以此精神日用，“直透神妙莫测之变适也”。如此“聚精会神”，达到“精丽神怡”则心乐，则天地间“自是流行万化仁”。
颜钧论“性”，臻于细密，也是他自得有体会而得传人。他说：“吾门人中，与罗汝芳言性，与陈一泉言心。余子所言，只从情耳”。在夸大人的主观意识的同时，达到天道与人心的感应，此说颇有神秘色彩。罗汝芳后来大讲“道之所在，性之所在，”便是深受颜钧的影响。罗也说：“赤子之心，浑然天理……果然与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的体段浑然打得对同过”。是此说更通俗化的宣讲。
颜钧既以为性从心生，便大倡“从心率性”之说。“从心”，随心而发，出自《论语·为政》“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率性”一词出于《中庸》：“率性之谓道。”王艮讲“率性工夫本自然”（《寄王云衢》），徐樾也讲过“知命者自率性真”（《波石语录》）。但都不如颜钧发挥如此透彻。他认为“从心”则“遂性致命”，“从心为学，入道成德”，“从心妙知，丕显活泼之神机”。他在河间府大讲“作人保身善世，从心率性”。可见他往往把“从心”与“率性”贯通一起来论述，并以此为“保身善世”之说的发端，所以他又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即长生保命之造端贞干也”。
为何要“率性”呢？他认为，从“性”出发则行有准则，“于性则置率焉；言统率万军，言从率出入，曲畅润色焉。故于睹闻之或忽忘苟矣。即戒惧提醒，复通达也”，“率性”则一切“曲畅通达”。如果在日常间忽视了这一点，就要以戒惧提醒自己，复归依于性。王阳明大弟子邹守益主张时时要戒惧，“一忘戒惧，则障蔽而壅塞”；而颜钧所讲“戒惧”，则是偶而忘性时而用之。率性之时是用不着戒惧的，因为“性如明珠，原无尘染。有何睹闻，著何戒惧？”这很象禅宗创始人慧能在双峰山所作偈：“明镜本清静，何处染尘埃。”既如此，当然用不着“致良知”功夫。“从心所欲”就是“率性”“保命”。当时江右王门学者刘邦采倡“性命双修”，他认为这不过是“改换名色而已。”所以他宣言，要“倒洗肝肠，直肩要道。内而凝一，外而庄修”。为了“葆真完神，存心养性”，他要“专辟形骸凡套之疆锁，舞之以尽神而尽涤性上逆障”。所谓“逆障”，就是阻碍率性的成见，他进而认为“凡儒先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可见其不盲从他人的勇气与自信心，他是要作一位敢于“登道坛”而“自立宇宙，不袭古今……肩任圣神，万死不回”的伟丈夫，所以他“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
在他看来，“从心率性”又是与“天道”合一的。道本之于日用常行，若要追其根源，则大可“通天地之大，无外际也；虽隐微之小，无内隙也；达古今之人，无停息也；悬日月之明，察有无也。显诸形器也，视自明，听自聪；言自信；动自礼”。道无所不至，无微不入。天道与人心日用，其本原是为一体而不必分为二。所谓“日用”，王艮多从具体之事中指点道，如指童仆们的来来往往为道，多言“百姓日用是道。”而颜钧力图从理论上阐明这一命题，并与“从心率性”说结合起来。他将“日用”一词分释为二，日为体，是太阳，“曝丽天地万象形之生生化化也”。万物因有太阳而运动不已。“用”是“人身天性之运动。是动，从心率性；是性，聪明灵觉，自不虑不学，无时无日，自明于视，自聪于听，自信于言……”。“从心率性”就是“用”，就是人身上的天性运动，与天道相感应而不相离：“日用也，随时运发，天性活泼，应感为仁道也”。如此就可以达致“从容中道”的圣贤境界，所谓“心合道同，百虑惟一，万举顺适”，罗汝芳也讲“赤子之心，浑然天理，”即由此而大加发挥。
颜钧的“心合道同”说，显然违背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有些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臆说，如此无法解释必然性与偶然性，把心性说作出神秘化的解释，进而牵强附会。但是他把世界看作运动不停、相互联系的整体，还是有一定的辨证意义。《明史·儒林·王艮传》中说：“钧诡怪猖狂，其学归释氏，故汝芳之学亦近禅。”可见在当时立说之异。颜钧宣言“以耕心樵仁为专业，以安身运世为事功”，从颜钧自身愿望看，是企图有所作为，在人欲横流的社会，挽救人心归之于仁的境界，而不是归于佛教。颜钧的“从心率性”论，往往被人斥为“放纵”、“任情”，却从反面说明其学说对压抑、禁锢人性的社会具有破坏力，为名教所不能约束。
颜钧对当时社会予以激烈抨击，指斥“近代专制，黎庶不饶”，是由于统治者的无人性，才造成社会阶级的对立，他为社会黑暗描绘了一幅末世恐怖图：“今天下四十余年，上下征利，交肆搏激。刑罚灭法，滥入苛烈。赋税力役，科竭蔀屋，逐溺邦本，颠覆生业，触变天地……海宇十室九似悬罄。墟野老稚，大半啼饥”。因而他无比同情劳苦人民，“今天下久倒悬于水旱兵戈征乱、达虏倭夷酷虐，侵渔危患，阱陷生灵，无告无谋，可谓水益深，火益烈”。日常他常向有钱者乞钱，转又施舍给贫寒者。其门人罗汝芳先后两次送制棺美材及购棺金银，他都转赠给穷而不能下葬者的家属，都是同情弱者之举。他之所以“贱货贵德”，“无非救民于水火之中”。“思天下焚溺，由己焚溺也”。相反，对于统治阶级的贪婪残暴而无仁爱之心，则给予无情揭露，其诗云：“嗜欲骥奔泉，贫贿犬获肉。上不畏天宪，下不恤冤狱。荀便一己私，不顾一路哭。……既不哀恫鳏，曷望思抚鞠。肥甘富盘馔，软美侈裀褥”。他锐利地洞察了社会矛盾与危机，同情下层民众，把阶级对立的现实严酷地展示出来，不能不说是一位醒世者。真是“赤手搏龙蛇”，所以黄宗羲说他“颇欲自为于世，以寄民胞物与之志”。
但是，颜钧并不主张以斗争来解决社会矛盾，而是希望达到“君仁臣义民安堵”的尧舜社会。他只是象牧师一般劝人不要“困心衡虑，戒尔利名；贪心慕位，戒尔货色；戕心贼德，莫流虚无”。有的主张甚至迂腐而不现实，他说：“为今急谋行道者上策，只要一仁天下之巨臣，能知有种闲储之银，散藏四方，三项去处，非官非人民非矿金所堪敌，具目密启帝旁”，让“帝心悦信”，派哑口数人，行取三五月，积得亿万万银，“聚塞帝庭，听国需用”，然后“诏蠲天下贡赋，三年免征，大苏民困乐有余，随领洗牢，恩赦一切，原恶重狱，均与其生”；劝四方富豪士民周护贫穷不能婚嫁者、流浪者，然后选“有位无位之贤能，授孔氏心传”，“期年归仁而有成”。其改变社会的主张不出前人仁政范围，其手段是改良的，渐进的，而将希望仍寄托在帝王身上，把希望建立在君仁臣义、富人大发仁慈的基点上，不能不说是空想，也是其时代造成的局限性，他没有能走到象王夫之那样否定君主制本身。
泰州学派在当时“风行天下”，且“一代高过一代”，颜钧为其中重要的衔接人物。他力图构建能面向大众作通俗说教的理论体系，其学说对其弟子罗汝芳、何心隐产生了很大影响，后者大多观点都可从颜钧那里找到渊源。罗汝芳甚至奉颜钧为“圣人”。统治阶层、封建文人将泰州后学视为异端，或讥为“狂禅”，或斥为“小人之无忌惮者”。王世贞将颜钧等人说成是“嘉（靖）、隆（庆）间江湖侠盗”。说颜钧到处“讲学”，几令人有黄巾、五斗（米道）之忧”；“泰州之变为颜山农，则鱼馁肉烂，不可复支”。而李贽对颜钧抱有极大同情：“山农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卒遭诬陷”。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派》中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可见其学说思想在此派中的地位，及其对封建社会产生的冲击力。虽然，统治者能压制因社会矛盾而产生的异端学说，但并不能缓解社会危机，终于迎来了明末的剧变。而颜钧等人的思想与人格，赢得了后人的敬佩与几分启迪。
（作者简介：胡迎建，江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江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本文系作者在2020泰州学派学术峰会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