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陈嘉映：行之于途应于心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1996年，我去上陈嘉映老师的哲学课。之前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细读了《存在与时间》和《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可开学了，头几节课还真是让我有点找不着北。陈嘉映的授课方式迥异于我遇到过的所有哲学老师，他从不照本宣科，不从大词到大词，最讨厌引经据典、用各种“主义”来为哲学分类，而喜欢对日常的概念做最细致入微的辨析。作为《存在与时间》和《哲学研究》的译者，陈嘉映曾经在课上专题讨论过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这两位20世纪的大哲，但更多时候，他喜欢把自己感兴趣的哲学问题带到课堂上，比如“大”与“小”的分别、“事实”与“事情”的异同。2018年春天我请陈老师到人大讲课，他仍在做类似的区分，比如“经验”与“经受”，“观察”与“体验”。

陈嘉映

陈嘉映的哲学讨论现场有一种奇异而迷人的效果。他讲的哲学不晦涩、很带感，让人觉得有迹可循，虽然有些弯弯绕绕，但是你能明确意识到，他在一点一点地引领着你，在草蛇灰线中进行思想侦探。我以为这才是哲学课堂应有的效果，它不会让你产生醍醐灌顶、洞彻人生的感觉，而是似有所得又若有所失。

陈嘉映曾说：“我最希望读到的，是通俗的语言表达高深的思想，最不喜欢的，是用高深的语言表达浅俗的想法。”这句话不仅代表了他对专业哲学写作一贯的拒斥态度，而且还潜伏着他的基本哲学信念：“自然理解才是本然的因此也是最深厚的理解”。不要小看这个说法，由此出发，可以引申出对一切以科学理论为模板所建立的近现代哲学理论的反对。

为什么今天的哲学不应该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提问和回答？简而言之，陈嘉映认为，古代哲学希望找到世界的本质结构，这个冲动最终借由数学语言重新定义各种基本概念得以实现。在陈嘉映看来，这将导致两个影响深远的后果：一方面，数学作为真正通用的语言可以为人类建构普适理论，另一方面，数学的普遍性来自量的外在性，这虽然可以确保长程推理的有效性，但却以丧失直观和感性为代价。从此科学世界与常识世界便渐行渐远。陈嘉映相信，事到如今，“以经验反省为核心建立整体解释理论”的雄心已经由科学继承下来，哲学则必须放弃理论化的冲动，安心从事古代哲学遗留的另一项任务——“以概念考察为核心的经验反省”。

你也许会问，这样的哲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陈嘉映会说，由于自然语言凝结着自然理解，因此是与周遭事物打成一片的“领会”和“感悟”，其中包含着心领神会的洞察、依托于常识常情的同情，以及来自历史深处的移情，盘桓于此地的哲学考察既不是“让一切如其所是”，也不是为了“增加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而是“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并最终“加深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陈嘉映的运思风格非常的维特根斯坦，但他的问题意识却很海德格尔，因为后者曾经断言“科学不思想”——这绝不是在否定科学的重要性，而只是在告诉世人，“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人生问题也还完全未被触及。”对了，后一句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冒险地认为，在思想的最深处，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是相通的，而陈嘉映与他们也是相通的。

最近十年陈嘉映开始涉足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但是万法归宗，在我看来，他对于当代道德哲学核心论题的讨论都与此前的讨论直接相关。比方说，陈嘉映认为，道德说理与科学论证不同，它是一种“多方面的印证”，它依托于歧义丛生但意蕴丰厚的自然语言，驻留在我们的日常理解和周边环境，其目的不是为了“强迫我们即使不理解也必须接受之，而就是要让我们理解”。

陈嘉映在《哲学、科学、常识》开头第一句就说：“我有很多困惑，很多问题”。首当其冲的是，“思想对生活有什么意义？”对此，我愿意做一个大胆的判断，对他来说，最显白的问题是，在科学一往无前取得全面胜利的今天，哲学何为？他最隐秘的焦虑，则是那个古老的“苏格拉底问题”——“人应该如何生活？”注意，此处的主语不是“抽象的人”或者“普遍的人”，而就是一个个背负不同的传统资源或羁绊、植根在特定语境和脉络中的“具体的人”。由此，一个很自然的推论就是“苏格拉底问题”没有答案！倘若世间真有答案，我相信在陈嘉映那里也不会驻留，他更愿意采纳“基于各种特殊经验的、深深浅浅的理解”；借用《何为良好生活》的副标题，就是“行之于途而应于心”。我曾跟陈嘉映半开玩笑地说，只有正义是可能的，良好生活才是可能的。当然，这个判断是从常人视角出发的，对于心性卓越之士，纵然周遭一片狼藉，他依旧能凭借一己之力悠游于时代之上。

我特别钟爱《从感觉开始》中的一句话：“我们的确要从感觉开始。要是对所探讨的没有感觉，说来说去不都成了耳旁风？”正因为有感而发，正因为始终盘桓在自然理解这一“本然的同时也是最深厚的理解”，所以陈嘉映的哲学言说注定不会风流云散，而是在这个时代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