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长江东逝水（八）

文/沉吟先生

公元479年，兰陵萧氏萧道成代宋自立，是为萧齐；23年后，萧衍夺位，是为梁武帝；公元557年，陈霸先灭梁建陈，梁亡。

短短百年间，南朝宋、齐、梁、陈，历四朝。

梁武帝萧衍是个活宝。

萧衍晚年崇信佛教，为了烧香拜佛方便，干脆建了一座佛寺，与皇宫相连。不仅如此，后来又觉得当皇帝没意思了，直接跑到寺庙当和尚去，当朝大臣规劝，萧衍毫不理睬，无奈之下，群臣花大价钱将萧衍赎回。萧衍一看哇靠，这也可以，这得是多大的功德啊，不行，我还得来几次，于是锲而不舍，一口气出家出了四次，群臣前后花了4亿钱来赎这位“菩萨皇帝”。

后人有诗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

关于佛教，我们还得从东汉明帝说起。

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做了个奇怪的梦，一位金人头罩光圈，自西方而来，绕殿飞行数周，又向西方而去。次日，汉明帝向众臣询问，金人是谁主何吉凶。沉默许久，大臣傅毅言道，那绝不是一个荒唐的梦，而是一个祥瑞之梦。西方大月氏国曾有佛之降临，那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智慧无比的神，从陛下您的描述来看，金色袍服，项有光圈，无疑是佛。傅毅一番宏论并非无中生有，也并非单纯拍马屁，在他年轻之时，已从大月氏国使者口中听闻佛的消息，虽然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越来越多的民间祭祀表明，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现象正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国土兴起，预示着这个崇尚神灵的民族将会有一种新的崇拜。与此同时，包括明帝在内的所有人都想起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明帝的异母弟楚王英因常在自己宫中进行某种神秘的祭祀而被人告发，但又未发现其谋反的迹象，最终楚王英被遣往江南，抑郁而亡。

既然是一个祥瑞之梦，对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光明的预兆。但谁也无法说明佛的详情，他长什么样子？他的言论如何？明帝就问，你们谁愿意去大月氏国迎请佛的到来？郎中蔡愔及博士秦景说微臣愿往。

于是蔡愔、秦景带人远征西域求法。使团到达天竺后，抄得佛经四十二章，并得遇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永平十年（公元67），摄摩腾、竺法兰接受蔡愔、秦景邀请，用白马驮着佛像和经卷来到洛阳。汉明帝虽不懂佛经也不信佛教，但对两位沙门的到来仍然表示了尊敬和欢迎。次年，在洛阳城西专门为之建立佛寺，命名“白马寺”，史称“白马驮经”。

到南朝，佛教兴起。大约梁武帝时期，菩提达摩从印度（也可能是波斯）航海来到广州，一路北上，曾遇萧衍论佛。对话内容如下：

萧衍：“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达摩：“廓然无圣。”

萧衍：“对联者谁?”

达摩：“不识。”

萧衍：“朕自登九五已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何功德?”

达摩：“无功德。”

萧衍：“何以无功德?”

达摩：“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善因，非是实相。”

萧衍：“如何是真功德?”

达摩：“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武帝拜佛拜得兴致勃勃，达摩却当头给了武帝一棒子：你那是业余哒！

正如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却一巴掌呼了上去：“有什么菩提树？有什么明镜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话不投机半句多，于是达摩辞别萧衍，北上渡江至北魏（即传说中的一苇渡江），开创了中国佛教一支伟大的宗派——禅宗。

梁武帝不仅信佛，还是个文艺青（中老）年：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并游焉，号曰“八友”（《梁书·武帝本纪》）。即文学史上的“竟陵八友”。

在文学史上比萧衍名气更大的，是他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也是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长兄。主持编撰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史称《昭明文选》。作为建安文学的先声，“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十九首》最早即收录于《昭明文选》。

东汉末年，随着国势的衰微，定于一尊的儒学已经逐渐失去对人们思想行为的约束力，古诗的作者追求实现人生价值的主体意识增强，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是抒发身处乱世的苦闷哀伤，以及由此产生的朝不虑夕、人生短暂、及时行乐的思绪，真挚而深沉，《古诗十九首》应运而生。其承载的是中下层文人对人生中某些最动人、最真切的体验的概括，对生命和生活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虽各自独立成篇，但又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人生苦短、现实坎坷、游子飘零、思妇悲愁……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魏晋南北朝，已进入文学自觉时代。这一时期，除了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西晋太康年间“三张（张协、张载、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张华、傅玄，以及西晋、东晋之间的刘琨、郭璞、东晋陶渊明、谢灵运，南朝鲍照、沈约、江淹、吴均、何逊、萧绎（梁元帝）、江总、庾信等各领风骚。

庾信，原为梁朝宫体诗人。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侯景之乱”爆发，东魏降将侯景率军反叛。庾信逃往江陵，被湘东王萧绎（梁元帝）承制任命为御史中丞，承圣元年（552年）十一月，萧绎即位后，庾信转任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并加散骑常侍衔。承圣三年（554年）四月，庾信奉命出使西魏（其时北魏已分裂为东魏、西魏，后分别为北齐、北周所代），抵长安不久，西魏攻克江陵，杀萧绎，庾信遂被强留长安，被西魏任命为使持节、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随即升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北周孝闵帝宇文觉登基后，封庾信为临清县子，食邑五百户，任司水下大夫。又出任弘农郡守，升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晋爵义城县侯。不久后又被任命为洛州刺史。

庾信在加官进爵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势如破竹，但国破家亡屈仕敌国的“失节”之愧，却如跗骨之蛆，时时啃噬着他的内心。其时陈朝与北周通好，不少流寓人士得以归还故国，但也许是点（er）背，也许是太有才了，唯有庾信与王褒，打死不放。体现在诗文中，这种深沉的感慨，便生发出沉郁悲凉的故国乡土之思。

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羗笛断肠歌。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拟咏怀二十七首·其七》）

故土音书断绝，独居北国，如远戍之人，触目之景，入耳之音，处处使人肠断魂消。

日晚荒城上，苍茫余落晖。都护楼兰返，将军疎勒归。马有风尘气，人多关塞衣。阵云平不动，秋蓬卷欲飞。闻道楼船战，今年不解围。（《拟咏怀二十七首·其十七》）

塞上征人凯旋，作为北朝大臣，赞扬征人之勇之劳为份内之事，但作为亡国之臣，却有辱使命。荒城风云迭起，江南战事未熄，北军又将南征。心情矛盾之中又隐藏对南朝安慰的忧虑，庾开府，苦了你了！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寄王琳》）

王琳，字子珩，平侯景之乱论功第一。西魏破江陵，梁元帝被杀，王琳率三军为元帝举哀。陈武帝代梁，王琳率甲兵十万于郢城练兵，志在为梁复仇雪耻，后兵败被杀。王琳寄信给庾信时，正在郢城练兵勤王，心中自然要抒发其恢复梁室之抱负，庾信读罢此信，即以此诗回复。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重别周尚书》）

周尚书，即周弘正，字思行，梁元帝时左户尚书，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年）出使北周至长安，天嘉三年南还。周弘正南还之时，庾信已羁留长安八年之久，仍有远戍万里之感。目送弘正远离，仰望秋雁南飞，己身欲归不得，无限企羡，无限凄凉，无限忧伤，尽在此四句中！

这种兵荒马乱时代特有的人生辛酸，于庾信本人为大不幸，却是文学之大幸。结出了“穷南北之胜” 的文学硕果，也昭示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前景。所以杜甫称其为“暮年诗赋动江关”。

除了文人之歌，南北朝乐府民歌继汉乐府之后，又绽放出璀璨的光辉。南朝民歌主要是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两大类，前者产生于江南建康附近，后者产生于江汉流域一带，内容多为男女爱情唱和，杏花春雨江南。北方民歌则多为宝刀战马、苍莽大漠，铁马秋风塞北。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木兰辞》）

这首产生于北魏时期的长篇叙事诗，属乐府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不仅代表了北朝乐府民歌的最高成就，而且是整整一代北朝文学里程碑式的作品，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堪称中国古代民间叙事诗之双璧。

据考证，黑山即杀虎山，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去黄河不远。燕山指燕然山，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据此，《木兰辞》中之战事，当发生于北魏与柔然之间。柔然为北方游牧族大国，立国一百五十八年（394-552）间，与北魏及东魏、北齐均争战不休，主要之战场，正是黑山、燕然山一带。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北伐柔然，“车驾出东道，向黑山”、“北度燕然山，南北三千里。”（《北史·蠕蠕（柔然）传》）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

《敕勒歌》属乐府杂歌谣辞，本为军歌，由鲜卑语翻译而来，故句式长短不齐。敕勒者，古代北方种族名，本为匈奴后裔，后属突厥，唐代势衰，余部遂归于回纥。北朝时，敕勒族居于朔州（今山西北部）一带，随水草流徙。

东魏武定四年（公元546年）十月，东魏权臣高欢（后为北齐奠基人，追尊神武帝）率兵十万，从晋阳南攻西魏位于汾河下游的军事重镇玉壁（今山西稷山县），起土山，掘地道，苦攻五十天，昼夜不息。西魏将韦孝宽目不交睫，死守不退。东魏军向城内射赏格（悬赏令）“城中人有能斩韦孝宽的人，拜太尉，封开国公，赏帛万匹”，韦孝宽很有幽默天赋，在赏格背面亲笔书写“能斩高欢者也按此赏”，射还城外。东魏苦攻玉壁五十多天，折兵七万，终未破城。

不久夜里有陨星坠于东魏营中，为将星陨落之兆，高欢回师。归途中，军中谣传其中箭将亡，高欢带病强自设宴面会大臣。为振军心，命部将斛律金唱《敕勒歌》，高欢亲自和唱，遂使将士怀旧，军心稍振。次年正月朔日恰逢日蚀。高欢悲叹不已，不久薨，时年五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