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夫：故乡之味

荠菜

春天到来的第一件事，是煮荠菜水。荠菜是学名，方言里是叫“地菜”的。三月三，地菜煮鸡蛋，在我的故乡是必吃的食物。我母亲说荠菜可以“祛风”，把冬天积攒的寒风驱走，春天才好正式地来。

和那些蓬勃旺盛的野菜不同，荠菜有一种孤苦的气质。荠菜冒尖的时候春还很早，冬寒未尽，地上也没有绿起来。它们零落地长在背阴的路旁、潮湿的墙根下，细细的绿茎，稀疏的三角形叶子，几点碎雪般的白花开在顶上。与肥硕油绿的植物相比，自有一分瘦弱纤细的美。

母亲在大学里做教务工作，我念书的小学在校园另一侧。每天放学以后，我总是独自一人，穿着雨鞋，拿一柄伞，懒散地穿过校园到她办公室去写作业，一路走一路无所事事地甩着伞抽打路边花草。唯有荠菜例外。我从不欺负它们，尽管向隅而生，它们也从不做出可怜的样子。我长久地站在被雨水润湿的墙根下盯着它们出神，以至于离开故乡十多年后回忆起南方的春天，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便是它们细嫩、坚忍的模样。

尽管荠菜在当季的市场上随处可见，价格低廉，但愿意为它掏钱的人并不多。因为实在太易得了，所以即使只需五毛钱，人们也觉得吃了亏。荠菜煮鸡蛋据说是楚地风俗，可以祛风湿，治头痛、腿脚痛，做法很简单。先煮几只白鸡蛋，趁热剥壳，放在瓷碗里。在小孩子眼中，剥好的白鸡蛋又圆又大，被灯泡一照，莹白如玉、熠熠生辉，每一只都得双手捧住才行；瓷碗放在高高的饭桌上，必须踮一踮脚才能一览全貌，又显得望尘莫及。接着就煮荠菜水，一小把浅绿的荠菜，一两勺红糖，有时候加两颗红枣，和白鸡蛋一起放在牛奶锅里煮。有的人家喜欢放姜丝，我们家是不放的。煮不多一会儿，汤水就变成了清淡的棕色，像一碗加水过多的板蓝根，连着白胖的鸡蛋也染上了浅浅的棕。

说起来荠菜水味道并不怎样。荠菜本身有一种清苦的余韵，因为加了红糖，又有一种温暖的微甜。喝起来既像喝中药，又像喝饮料，叫人捉摸不透，反而能哄得小孩子一口接一口地喝下去。水煮蛋本也是小孩子讨厌的食物，然而荠菜水里的鸡蛋又有不一样的玩法：鸡蛋卧在水中浮起一个白肚皮，像一个游泳池里平躺的胖子。用白瓷勺子摁着一上一下，像玩一个水中不倒翁。我虽然讨厌吃水煮蛋，但一来好奇寡淡的蛋白会不会变成汤水那种又苦又甜的奇怪味道，二来好奇藏在里面的蛋黄会不会也染成了棕色，于是不知不觉之间，这些平时不爱吃的东西就都下了肚。

这些乐趣原本早已遗忘。直到三十岁过，看小女玩闹，把莲藕片片穿在手指头上当戒指，才忽然忆起将水煮蛋当做白胖子的玩法来。人长大之后会失去许多获得快乐的本事，总不信，竟也是真的。

荠菜在各地有许多种吃法，这是离家之后才知道的。北方人用它剁碎了包肉馅饺子，上海人用它做“菜肉馄饨”，还有裹在春卷里油炸的方法，并不只有煮水一种。荠菜的模样也并不全如我脑海中那般孱弱，离了城市，在田间地头，它们原是生机勃勃的，不开花的时候也有翠绿宽阔的叶子。如此说来，这一点回忆，也不十分真了。

粽子

荠菜煮蛋和其他时令小食一样，一年中也就吃上一两回。吃过这个，意味着春天来了，小孩子可以开始捞蝌蚪、养蚕、用茉莉花编手环。直到春日将尽，下一个与吃有关的节日才会到来。

大概因为三闾大夫在湖南投的江，所以湖南人包起粽子来理直气壮。暮春时一场倾盆大雨过后，街巷和菜场里便会突然冒出许多卖粽叶的乡下人。他们戴着斗笠坐在路边，面前摆两只箩筐，一把把束好的粽叶一半装在箩筐里，一半像孔雀开屏那样拢成扇形，铺在圆圆的竹篾簸箕上。粽叶被新雨淋过，油亮挺括，神采奕奕。叶子是论张卖的，价格便宜，买得多了还可以再讨一张。端午前那些清丽多雨的日子里，每天都能看到过往路人举着新买的粽叶回家，长长的、硬朗的一叠，好像一片翠绿的剑。

包粽子前的第一件事是泡糯米。新糯米要提前用清水泡一夜，不然蒸的时候一不容易熟，二不容易入味。第二天糯米泡软，准备好粽叶、红枣、粗白棉线、竹筷、勺子，全家动员，母亲主打，姐姐帮忙，我捣乱，父亲坐享其成。粽子有许多种包法，三角形、枕头形都有，我家只会包三角形；也有许多种不同风味的馅料，豆沙、红枣、莲子、咸蛋黄，我家只放红枣。大概因为其他材料准备起来太麻烦，操作起来又考验技术。我母亲是万事谨慎力求稳妥的性格，所以每次都只做红枣棕，要么就什么也不放，吃的时候蘸白糖。

包粽子虽不复杂，也有新手熟手之分。熟手包出来的粽子饱满不溢，新手包出来的要么尖角上漏米，要么里面散开，不够紧凑。我们家里包粽子，娭毑手艺最好，其次是我。“娭毑”是湖南人对年长女性的称呼，类似“奶奶”。我家娭毑并不是我的祖母，而是请了很多年的保姆，住得久了，便和一家人一样。她会做各色民间小吃，会念“三打白骨精”的图画书，会猜文言字谜，还会讲狐狸和鲶鱼变成人的奇事。

我学娭毑的样子包粽子。她拿起两片修长的粽叶，左右一搭，随手一卷，卷成一个漂亮结实的圆锥；我拿起两片粽叶，学样一卷，卷成一个两头敞开的圆筒。娭毑接过我的圆筒，改成圆锥，塞回我手里。我学姐姐的样子加米。她舀两勺糯米灌进粽叶包，再加两只红枣，用竹筷戳紧；我舀两勺糯米，一半洒在外面，再加五六七八只红枣，堆得小山高。姐姐接过我的小山，把多余的红枣塞进我嘴里，把剩下的糯米戳紧，还给我。我学母亲的样子用棉线捆粽子。她把多余的粽叶一拧一折，扣住敞开的部分，一只手捏着叶子，另一只手用棉线左一绕右一绕，在半空中再翻一个滚，一只粽子便牢牢捆住了。我也把粽叶一拧一折，扣住敞开的部分，然后发现出了大问题：粽子太大，需得两只手捉住，没有第三只手来拿绳子。母亲看一眼我手里随时要逃跑的粽子，扯过绳子三两下捆住。于是，一只十分合格的粽子就在我手里诞生了，我得意洋洋地拎着它去父亲那里表功：看，我做的粽子！父亲就很高兴地说：“真是蛮好，快和娭毑的一样好了。”

所以我们家做粽子，娭毑手艺最好，其次是我。

我并不觉得家里做的粽子好吃。我不爱吃红枣，只愿意吃粽子那个三角尖尖，一口咬下去很有趣。娭毑宠我，蒸好的粽子一个个打开，把尖尖蘸了白糖给我吃。结果桌上一排粽子每一只都缺了尖角，留在那里叫大人们打扫战场。

大学宿舍老四是江苏人。端午节食堂的粽子也是红枣的，她回来抱怨说：“一个肉粽都没有！粽子里面没有肉，还吃个什么鬼。”那时我才晓得粽子还有肉馅的，而且据她说月饼也是鲜肉馅的好吃（老四觉得无论什么都是肉馅的好），真是吓我一跳。岂不是和包子一样了？一定不好吃。后来有机会吃到五芳斋的肉粽，又吓了一跳。咸鲜适口，油多肉满，香气扑鼻，真是好吃得不得了！从此以后每年端午都专门买五芳斋的粽子来吃。每每要暗自对自己说糯米不宜吃多，才能收回试图打开第二只粽子的手。

可见，故乡的食物并不一定味道最好，然而桌子上一排没有尖尖的粽子的场景，和我“天下第二”的包粽子手艺，是无缘再见了。

南瓜

端午之后是苦夏。湖南夏天酷热，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吃食，无非是煮来清火的绿豆汤和路边小贩推车上卖的刮凉粉。绿豆汤颜色暗沉，又不甜（据说因为糖可上火，所以不能放糖），小孩子大多不爱；刮凉粉味道浓郁，香辣爽口，但大人认为路边摊卫生堪忧，不准买来吃。于是，夏天只好在一个接一个漫长的午觉中稀里糊涂地溜走，等屋角出现几截金黄的大南瓜，秋天便到了。

黄澄澄的大南瓜样子很讨喜，闻起来有淡淡的清香。后来市场上常见的圆圆的黄金瓜，饭店用来做“金瓜排骨盅”、小孩子用来做万圣节南瓜灯的那种，我小时候没有见过。家乡菜市场的南瓜是最朴素的品种：长长的一大只，在半米到一米之间，外皮黄灰颜色。买的时候伸手比划一下，“就要这么多”，摊主就拿一把长方形的小砍刀，噗地一刀下去，正好砍下那么长一截。我很喜欢看砍南瓜，但是人小个子矮，只有菜摊那么高，所以每到买南瓜的时候就急忙忙地让大人把我抱起来：“要看砍刀，要看砍刀！”系灰黑色围裙的摊主老婆哈哈地发笑，一面在篮子里多装一只番茄，“给细伢子吃。”

买回家的南瓜放在屋角，屋里一整天都飘着一股清新的气味，我对南瓜的喜欢仅限于此。实际上，我最讨厌吃的就是南瓜（仅比冬瓜略好一点，冬瓜不仅不好吃，还没有南瓜漂亮的颜色）。父亲从来不下厨，只在煮南瓜的时候自告奋勇。削皮去瓤，切成大块，加水一煮，出来一大锅，只有最深的那只白底蓝花大海碗装得下。因为那碗只在装南瓜的时候拿出来，于是我连带着一并讨厌了那只碗。父亲煮了南瓜，兴致很高地说：“南瓜是个好东西，又好做，又好吃。”我吃一口，软趴趴，又甜又咸，简直难以下咽。父亲见状又说：“看来你不喜欢吃放盐的，我下次改成放糖。”于是第二次改成白糖煮南瓜，我的天，那个味道真是连回忆一下都不敢。现在想想，父亲大概并没有多么爱吃南瓜，不过因为南瓜是难得的简单到可以让他一展“厨艺”、亲自做给我吃的东西。

虽然南瓜不好吃，但全家合力吃掉南瓜以后的事情十分好玩：炒南瓜籽。炒南瓜籽要买稍老一些的南瓜，选中间那一段，不然瓜籽太嫩没法下锅。拣一个晴天掏出瓜瓤，把附在上面的瓜籽择下来放在小竹篾簸箕里，在水龙头底下洗涮。瓜籽和瓜瓤混在一块，滑溜溜，黏糊糊，一面冲水一面用手扒拉，瓜籽和竹篾摩擦的声音听起来既粗糙又细腻。洗得差不多了，小竹簸箕换成大号圆簸箕，瓜籽平铺摊开，放到阳台上太阳底下晒。一连要晒好几天，每天早晚都要拨弄翻动一回，保证彻底晒干。翻晒的工作是我十分乐意帮忙的：两只爪子名正言顺一阵乱耙，还可以不挨批评。瓜籽晒好以后就可以下锅炒，和炒菜不同，炒瓜籽不放油。铁锅烧热，倒进去干焙。炒瓜籽时混合了南瓜清香和锅巴焦香的气息动人心魄，闻起来远比吃起来诱人得多。

挺大一只南瓜，辛苦好几天，炒出来的瓜籽只有小小一碗。况且在外面买并不贵，自家做有些得不偿失。和西瓜籽、葵花籽不同，南瓜籽吃起来很麻烦，用牙齿磕的时候要十分轻柔小心，不然就会整个碎掉，磕出了裂口，还得用手仔细剥开。不过南瓜籽有米色的外壳、青灰色的仁，清雅柔和，论好看，又是其他瓜子所不能比的。加上还可以铺在炒米糕和坚果酥上做辅料，就更讨人喜欢。

吃完南瓜籽，秋风就凉了。秋风一凉，阳台上小竹笼里的蝈蝈叫声就一天不如一天。和春天池塘里捞来的蝌蚪一样，我始终不知道这些童年里出现过的小动物们最后都去了哪里，好像季节一过它们就自行消失了一样。等蝈蝈也在某个清晨忽然失踪，做辣椒萝卜的时候就来了。

萝卜

冬天是最好吃的季节，天气越冷，好吃的越多。农闲时制作储备食物，这一点上，人和松鼠没有多大差别。湖南人爱做腊鱼、腊肉，一排排油汪汪地吊在屋檐下；糍粑、年糕，一块块沉甸甸泡在水盆里；腌菜、酸菜，一坛坛圆滚滚地蹲在墙角边。家里大人是医生，知道腌制食物不利健康，因此我家是不做坛子菜的，辣椒萝卜除外。萝卜不属于绿色蔬菜，故而腌制无妨，何况这是小孩热爱的重口味下饭菜，有了它，干掉一大碗米饭不在话下。

初冬大白萝卜上市的日子，母亲便挎上最大的一只竹篮，去菜市场挑选最重、最水的新萝卜。肥硕的萝卜满满地塞在篮子里，左手换右手，要很费力才能提回来。如果我得到允许跟着去，回家的时候也可以分到一只小些的萝卜抱在怀里，一路上欢喜又小心，好像抱着巨大的人参。后来在课本里学到“满载而归”这个成语，眼前立刻浮现出我们捧着萝卜回家的画面。

白萝卜买回家洗干净，切去头尾，水淋淋地放在灶台上。菜板菜刀准备就绪，捉过一只白胖的萝卜，竖着一刀剖到底——哗！萝卜噌地炸开，满溢的汁水脆生生地溅起，真是大快人心。接着就是菜刀翻飞，噌噌噌，哗哗哗，萝卜被竖着片成鞋垫模样的片。一只萝卜片完，把片片叠在一起，依纵向切成章鱼触手般的条状。需得注意顶头处不可切断了。切好的萝卜须片片好像京剧老生挂在唇上的胡子，不妨趁大人不注意偷一片长的，叼在嘴里去吓唬院子里的小孩，善哉善哉。

整筐萝卜切完，规模可观。一家人找出所有的晾衣架，把萝卜片一片片地挂上去，悬在阳台上风干。一只衣架可以挂十来条，远看像晒着满阳台的鱿鱼干。我不记得晾萝卜要晾多久，只记得要问很多次“晒好了吗”，大人才终于说一句“差不多了，再过几天”。过几天便搬来三五只棕色坛子，打开新买的鲜红色剁辣椒酱，一层萝卜干、一层辣酱地塞进坛子里。萝卜晒干以后变成皱巴巴的浅黄色，规模也缩小了很多，想想当时那么大一筐，如今竟然能塞进这么小的几只坛子里，便总疑心是院子里的乌鸦和麻雀偷吃了我的萝卜，心中愤愤不平。

“麻雀吃得辣吗？”我问。

“麻雀怎么吃得辣，麻雀是吃谷米的。”娭毑说。

她一面说，一面将辣酱和萝卜压得严严实实，浇上香油，把碗倒扣在坛口，再在周围注上清水，隔绝空气。听了娭毑的回答，又亲眼见了层层保护措施，相信麻雀这一回偷不到萝卜了，一颗心才放下来。

又要等许多时日。一开始还记得每天问“可以吃了吗”，后来渐渐连问也忘了。直到鞭炮声渐渐密集起来，新年要来了，某一天的早上，白粥旁边突然出现一只小碗，里面鲜红油亮、香辣扑鼻的，正是朝思暮想的萝卜干。终于可以吃了！扑过去趴在桌面上，伸手揪出一条放在嘴里，好脆，好辣，满脸满手都是辣椒油。火速吃完一条，嘴唇和额头都红了，但是不能停下。一停下，那股辣就能翻江倒海地把人掀翻，只能继续吃下去，一条接一条，不给辣喘息之机。连吃数条之后，终于满脸烧红额头冒汗，再忍不得片刻了，张大嘴“啊——”地叫着在屋里转圈狂奔，揭开冷水壶的盖子咕咚咕咚灌一气。灌一回，跑一圈，如此折腾数次，才终于把辣压下来，那碗萝卜干是不敢再吃了，眼睁睁地瞪着看。

这么一想，湖南人吃辣还真是从小培养。我那时不过三五岁年纪，能吃这么辣的食物，比我现在本事还大些。娭毑走后，家里不再做辣椒萝卜干，外面买的成品总有一股酸味，而且软趴趴并不爽脆，买过几次以后也不再买。那几只坛子倒是在的，后来成了我学美术时画静物的道具，画了坛子的一幅画还得过奖。坛子总归好画，画不出来的是坛子里曾经飘出的混合了剁椒和香油气息的诱人气味。

我并没有多少回忆故乡的资格。既不生于江南（回忆故乡风物的文章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江浙人写的，他们的故乡确比别处的要美些），也没有什么田野经验。我长在城市里，生活无非家和学校两点一线，所向往的乡土生活从没有真切地到来；成年离家之后，四处辗转，对故乡感情愈发淡漠，毫无怀念。及至中年，书架上忽然摞起各种回忆故土的书籍，夙夜难眠时，便是相伴一宿的良药。故乡是一张面目模糊的画，纵然有绿的荠菜、白的粽子、黄的南瓜、红的萝卜，然而终究没有轮廓。我们这一代人，故乡是找不到的，家是回不去的，所拥有的无非四季里细弱的回忆，一蓑烟雨任平生而已。

水怪

父亲讲得最好的故事之一，是关于青蛙的。

“下放在农村，没有好东西吃，几个医生聚在一起想办法打牙祭。夏天晚上，最容易弄的是青蛙。”父亲语调轻缓，眉目生动，神情飞回星光萤火下的水田，听取蛙鸣一片。

捕蛙只需两件物事：竹篓和手电筒。三五个人挽起袖子、裤腿，腰间挂着宽进严出的窄颈竹篓，手里攥着沉甸甸、用两节2号电池的大号手电，快步走过田埂，径往蛙声响亮处去。青苗茂密，月色朦胧，青蛙藏身禾底石旁，本不易发现，但它们鼓腮聒噪，把自己暴露得一清二楚。

捕蛙不同于其他捕猎，无需追击，不用搏斗，甚至连诱饵也不必。一来青蛙本身没有爪牙，伤不了人，二来逃脱时虽然相当能跳，却有致命弱点让它迈不开腿。捕蛙人赤脚下到水田里，借助月光看清猎物位置，然后轻轻靠拢，举起手电对准青蛙双眼，猛地拧亮开关——就像走夜路时迎面而来车辆的远光灯足以把人闪懵一样，被强光手电突然袭击的青蛙呆立当场，大嘴微张，哑口无言，两只圆鼓的眼睛茫然失措，一动不动地等着被捕蛙人拣起、扔进竹篓。

“青蛙为什么不跑？”我问。

“眼睛照花了，不知道往哪里跑。”父亲说。

如此这般，手到擒来，不多时便能装满一篓，在腰间蹦跳不止。捕蛙人心满意足地扯叶子抹干净脚底淤泥，屋前空地上已经生起火来。宰杀青蛙的过程十分迅速：从竹篓里捞出一只，用左手摁在案板上，右手一刀剁下去，将将斩下头来。这一刀力道恰到好处，喉部的皮肤并未完全断开，依旧连着，这样一来青蛙便被钉在了案板上。这时用左手揪住青蛙后颈背上的皮肤，往下一拽，整张青蛙皮就被完整地剥了下来，像脱袜子一样。熟手为之，动作一气呵成，行云流水。月明星稀，几篓青蛙足够年轻医生们吃一顿烧烤消夜。青蛙本是科研中常用到的实验动物，科研人员下放农村，写实验报告的手变成水田里捕蛙的手，实验对象成了盘中餐，固然是无奈的事，但父亲关于青蛙的回忆总是快活的。每当讲起，脸上便有一种自得其乐的愉快。

青蛙在城市里也容易买到。每到夏天，菜农们在自家田里、塘边捉了青蛙，用网兜装着到集市上卖。青蛙肉嫩，撒盐烤吃鲜美无比，用花椒油炸香辣扑鼻，如果有紫苏那就最好，先用香蒜爆炒，再用紫苏叶和青椒加水略煮，又香，又辣，又鲜，山林河湖的乡野气息扑面而来，是我童年最爱吃的菜。青蛙肉最多的地方是大腿，然后是小腿肚子上挂着的那一块。身子瘦小，前肢细碎没肉，肩胛部位有两片薄薄的软骨，此外脊椎两侧的肌肉可以略微塞塞牙缝，唯有胸腹部那块皮肉因为较薄，尤其容易入味，掀下来吃味道很好，每每吃得两只手咸津津的，欲罢不能。因为吃过许多，我对青蛙的解剖结构都十分熟悉了，父亲很高兴，常指着盘子里的森森白骨补充讲解。他还曾将清蒸鱼的眼球取下，教我认眼球结构，或者拿着鸡胗、猪肚讲解胃的消化原理。他一直希望我能继承衣钵做一名医生，可惜最终没有如愿。

每年夏天总能吃到几次青蛙，这样的好日子并未持续到我小学毕业。一来人们听说青蛙生在水边，爱长寄生虫，而且高温烹饪也未必能尽除，买的时候多了几分犹豫；二来青蛙利薄，不宜养殖，农闲捕蛙无法批量供应，市场上开始流行更上档次的高级替代品——养殖牛蛙。牛蛙是九十年代兴起在菜场上的明星，人们新奇地议论：“一只牛蛙要一块钱还不止”，“据说一只就有一斤，跟一只鸡差不多”。父母在家中好奇地谈论了多次，最终母亲狠下心来买了几只，深灰黑色，好像两块岩石。因为花了大价钱，全家都有些焦躁。十分重视地买回来了，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做，个头太大，像青蛙那样炒是不行的。母亲并不是一个洒脱的人，反复担心做得不好会毁了昂贵的原料，想来想去，决定切成小块，用剁椒蒸熟——这是她平时做排骨的方法，用在水产上，自然不好吃。万分期待地夹了一筷子到嘴里，结果大失所望，味道和肉质都远不如廉价青蛙。这唯一一次吃牛蛙的经历，虽然谈不上愉快，印象还是深刻的。再过几年，牛蛙的风头过去，便也从市场上销声匿迹了。

到北方以后，和新认识的北方朋友讲起青蛙的美味，对方一副惊讶又嫌弃的表情。原来他们那里黄土高坡，只有上得席面的黄河鲤，绝没有这些“泥洞石缝”里的妖怪。但青蛙在我的家乡并不是奇怪的食物，除了青蛙，我们还吃黄鳝、贝壳、螺蛳、泥鳅、甲鱼等等，当然也吃鱼、虾、蟹。我们那里有河有湖，水网密集，吃水产是我们的习惯。而且不同于沿海城市吃海鲜讲究白灼原味，河鲜土腥气重，往往要加辣椒、紫苏去味，有的还要与香料共同熬煮，做出来鲜辣可口，是寻常人家下饭的好菜。

我爱吃的另一样“妖怪”是鳝鱼。鳝鱼的模样很可怕，深棕黄色像条小蛇，滑溜溜分不清头尾。菜市场有专门卖鳝鱼的摊位，活杀现卖，地上总是一摊深红的血。小孩子不知道害怕与残忍，觉得剖鳝鱼的过程有趣，远远近近围着看。只见围着脏围裙的摊主从水盆里抓起一条黄鳝，高高扬起手臂到半空，然后啪地一声将黄鳝头用力甩在案板边上，一招毙命。刚刚还快如闪电的黄鳝瞬间成了案板上死气沉沉的一条，摊主拿起铁锤，将黄鳝用专门的长钉钉在案板上，然后飞快地抓住身子一撕，一条完整的鳝鱼肉就撕了下来，只剩被钉在案板上的头和下面挂着的一串内脏。案板不是平放在桌上，而是斜着立起的，本意是方便血水流入下面的盆里，看上去却像故意把活剐的现场展示给人看。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这样高效又专业的收拾鳝鱼的方法，令人目瞪口呆。

鳝鱼的湖南做法和青蛙类似，也是青椒炒，加紫苏叶去腥。炒鳝鱼很好吃，很下饭，我记得在幼儿园唯一一次主动要添饭，就是因为那天中午有青椒炒鳝鱼。要求添饭的小朋友排了长长一队，我一共吃了三碗。成年离家许多年后去到沪上，得知上海人弄鳝鱼的做法是响油鳝糊，弄成细细的一条条，甜甜的。据说这个菜做起来很麻烦，馆子里吃一盘，价格挺贵。我向来喜欢上海菜，唯独这一样不太接受，鳝鱼怎么能做成甜的呢！在上海的朋友听了也很生气，说，黄鳝怎么能和青椒一起炒呢！我已经好些年没有吃过鳝鱼，传说养鳝鱼的过程中要放药才长得肥，家人也就不敢再吃。过了最初想念得厉害的那几年，如今竟然也不馋这一口了。

与鳝鱼差不多的是泥鳅，不是细细的炸得酥脆、当做零食的那种小泥鳅，而是肥肥白白、足有二十公分长一条的大泥鳅。大泥鳅是并不常见的菜色，市场上也少见，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冒出来一些卖的。母亲心血来潮买了两回，还专门问卖家打听了做法，说是要烧汤，鲜嫩赛过蛇肉。

泥鳅样子有些凶，身体粗壮，还有两条嚣张的长胡子。泥鳅煮汤讲究活着下锅，不能提前开膛剖肚。但它们爱钻泥洞，肚子里往往满腔泥沙，得先在加了生姜的清水里养两天，把肚子里的泥吐干净才行。泥鳅的滑溜劲儿，没有亲手抓过的人难以想象，想要把它们一条条捉住扔进锅里是绝不可能的事。无论你把手握多紧，它都有本事从你的指缝间溜走；如果你欲擒故纵，那更是一眨眼的工夫就从掌心消失了。何况泥鳅腮边长须硬得很，硬抓的话几乎一定要刺破手，疼上好几天。对付这个难题，母亲的方法十分干脆：换过几次水后，把整盆清水和泥鳅一起倒进铁锅，盖上锅盖，压上砖头，开火活炖。炖出来的汤是灰白色的，果然大鲜。

然而我总对那锅泥鳅汤心有余悸。一条条完整的泥鳅在汤锅里若隐若现，用勺子搅动时跟着上下摆动，似乎还在水中畅游，叫人不敢下手。畏手畏脚地让大人捉了一条肥的放在碗里，大着胆子学大人的模样整条拎起，一缕缕撕着背上雪白的脊肉吃，直到露出脊骨，再转过去吃肚子。一条泥鳅吃完只剩中间一副骨架，就像动画片《猫和老鼠》里被汤姆猫吃过的鱼骨头。

泥鳅我只吃过这两回，第二年还想再吃，母亲说市场上没有寻着卖的了。大约是利润低微，养殖不便，便没人再做这门生意。听说泥鳅还有一种著名的吃法，就是和豆腐一起炖。水温升高，泥鳅怕热，纷纷钻进豆腐里，炖好以后汤锅里只有一块整的豆腐。这种烹饪方法想想都觉得怪异可怕，叫人一点食欲也没有。而且我一点不觉得这种吃法有什么巧妙之处，无非是从捉弄泥鳅当中获得一些残忍的乐趣罢了。

“妖怪”里也有贵的，比如甲鱼。甲鱼是高级水产，大补，寻常见不着。九十年代初，如果谁下海挣了大钱，留在原单位拿死工资的旧识们就说“某某顿顿吃甲鱼”，好比过去贫农揣测地主天天吃鸡。我读小学，常听父母说到甲鱼二字。母亲买菜回来说：“今天看见卖甲鱼的了，那么点点大，一百多块一斤，不知道有什么好吃！”早上起床找不到拖鞋，父亲会说：“你把甲鱼弄到哪里去了？”因为湖南方言里“甲鱼”和“脚鱼”同音，所以也就成了鞋子的代称。管鞋子叫“脚鱼”，真是一件滑稽的事。

如此这般，“甲鱼”常挂嘴边，却从没有真的吃下肚去过，成了一种与尼斯湖水怪媲美的神秘物种。彼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邻里之间热门的谈资是哪家银行的定期存款利息高。胆大的人开始炒股，谨慎的人也不甘心把钱存银行，卡着报纸上公布的国库券发行日期排队买国债。我父母在大学教书，本来是令人羡慕的铁饭碗，忽然之间世界变成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海鲜酒楼夜总会，进口汽车BP机，天价高级货越来越多，甲鱼便宜时没有抓紧吃一口，之后便愈发吃不着了。

住在楼上的陈会计是个胖胖的时髦女人，在糖果烟酒贸易公司做事，时常透露一些“内部消息”。她告诉我们，银行要在某天开售利率高达14%的存款，名额有限。父亲是爱惜羽毛的知识分子，下海经商这样的事他做不出来，炒股票也不是他能冒的险，只有把对抗通胀的希望放在银行。到了开售那一天，他中午一下班便冒雨牵着我去存钱。两个人打着伞，急匆匆地从坑洼不平的菜市场抄近道，深一脚浅一脚，鸡飞狗跳，捉在网兜里的甲鱼被扔在湿漉漉的地上，伸出半个尖脑袋，两只绿油油的暗淡眼珠打量过往路人。

“死掉了吗？”我问。

“怎么会。甲鱼骗人的。你妈生你的时候，别人送了我们两只，家里没有冰箱，只能暂且养在厨房水池里，第二天再杀。看它们半死不活的样子，怕闷死了，就没把网兜扎紧。第二天一早磨好刀去看，水池里只有一副空兜子。”父亲说。

银行门口人迹寥落，“热烈庆祝本行开通高息储蓄业务”的大红标语湿漉漉地挂在雨中，大厅里一个人也没有。父亲到柜台前去存钱，我打着伞在一旁走来走去。

“14%那个早就放完了。”柜台后面的人说。

“不是今天才开始吗？”父亲问。

“是的，八点钟上班，六点钟就有人排队，半个小时就放完了……哎，小孩不要在屋里转伞！搞得到处是水。”

柜台后面的人突然提高声调，大家都吓一跳。我停下手里嗖嗖飞转的伞，四下望一望，没看到哪里有水。父亲回头看我一眼，又转回身去，沉默片刻，对柜台里面说：“那就办普通五年定期吧。”他从公文包里拿出薄薄一个信封递进窗口，随后传来机器数钱的声音。

父亲将红色的新存折打开给我看，指着名字一栏说：“看，你的。”把我抱到膝盖上，又说：“不要担心以后没有钱读书，爸爸给你存好了。”

我们从另一条好走些的路回家，不必再赶时间穿过菜场。我闷闷地顶着伞走了半截，抬起头来问：“甲鱼呢？”

“跑了啊。就在前一天夜里，两只甲鱼钻出网兜，从下水道跑了。”父亲说。

“然后呢？”我忧心忡忡。

“谁晓得。”父亲说。

无法想象从幽暗的下水道钻进去是怎样的经历，必定充满令人战栗的恐惧；而比艰险的过程更毛骨悚然的，是下水道前方未知的去向。如果是现代住宅完善的下水系统，这条阴森潮湿的管道必然通往污秽封闭的化污池，甲鱼们断无重见天日的可能，但父母当时住的是筒子楼，下水管道暴露在外且并不密封，我曾亲眼见过里面跳出一只蛤蟆来。如此推断，它们俩九死一生、曳尾涂中也并非全无可能。

我不由自主地去想它们的选择和命运。最初觉得逃亡之路凶多吉少，肮脏惨烈，一旦踏上便不能回头，还不如在原地坐以待毙。但倘若真是如此，第二天清晨便只有引颈就戮一种结局。没有勇气孤掷一注的人，只怕也没有勇气坦然面对断头台。刀锋寒光，一样是吓人的。与其伸头一刀，缩头一刀，还不如豁出去投奔那一线生机。

我们回到家里，母亲已经做好午饭，有小炒青蛙吃。舌头卷着纤细透白的腿骨，我含糊不清地说：“青蛙眼睛被手电筒照花了，腿又没有瘸，一样可以跑啊！”

“青蛙哪里知道。手电一照，它看不到出路，就以为自己动不了了。实际上只要随便往旁边一跳，到处都是活路。手电一开，人的眼睛也是花的，何况周边都是黑漆漆的水田，又没带网兜工具，哪里还抓得到？闭着眼睛都能跑脱。”大人说。

如此说来，还是甲鱼高明许多。

过冬

冬天要吃甜的，软的，热乎的，黏黏的。第一好吃果饭，第二好吃糍粑。其实糍粑更好吃一些，不过因为果饭只有年三十晚上能吃到，以稀为贵，所以排在前头。

果饭在别的地方叫八宝饭，只在我们那里叫果饭，因为用的是果脯。世界上所有的果脯都是从北京来的，盒子上一概写着“北京果脯”四个红字。送果脯给我的叔叔阿姨们一手递盒子，一手摸我的头：“好好读书，长大了考到北京去。”我坚定地说好，在长辈们的一片喜乐中接过盒子，暗下决心：去北京，做果脯。

果脯盒子是廉价硬纸做的，正面是透明玻璃纸，露出里面红的樱桃、绿的青梅、橙的杏干、黄的桃肉、棕的蜜枣、紫的葡萄干、白的冬瓜糖，花花绿绿，很哄小孩子喜欢。然而作为一个胆大心细的小孩，我并没有那么好哄，用不了多久就知道那些花花绿绿中看不中吃，真进了嘴总有莫名其妙的怪味道，干巴巴，不像零食，倒像塑料。尤其樱桃，看着最漂亮，凑近了一闻，一股眼镜店里烤镜框的煤油灯气味扑鼻而来。真正好吃的，只有冬瓜糖一样。

冬瓜糖有十二分的甜。果脯这东西，本身就是新鲜果肉加上白糖一起熬煮再烘干而成，有些高级的品种还要在外面再裹一层蜂蜜。糖里加蜜，蜜里调油，图的就是一个甜字。冬瓜肉质酥松，熬煮时吸收糖分堪比海绵吸水，烘干之后糖全部沉淀在瓜肉里，一口咬下去，甜到飞天。

然而做果脯的人并不知道冬瓜糖最好吃，所以一盒果脯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块。大人们又规定不到做果饭那天不准打开盒子，看得见，摸不着。好在世上最不怕困难的就是小孩，我捧着那只扁扁的盒子，就像捧着一只弹珠游戏机，往左偏偏，往右倒倒，轻轻甩，慢慢摇，经过不断努力，总有一块冬瓜糖会被晃到靠近角落的位置。赶紧找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默默用手指在玻璃纸上捅出一个小洞，小心翼翼地把冬瓜糖勾出来。只要足够轻巧，通常不会被大人发现。如是这般每日一块，不多久便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到真正做果饭的那天，盒子里只剩下一小半果脯，别说冬瓜糖，就是其余种类，但凡略好吃一些的，也都找不见了。

“哎呀，怎么只剩这么点了？”娭毑看看我，“是不是老鼠偷掉了？”

“嗯，老鼠偷掉了。”我肯定地点点头。

没有人继续追究老鼠的事。娭毑把泡好的糯米筛出来，装到大海碗里满满一碗，拌上热猪油、熬好的糖水，喷香油亮。

“今年的果饭，哪个来摆花色呢？”她问。

“我我我！”尽管屋里只有我一个小孩，我还是十分着急，生怕这个差事被人抢走。

于是娭毑又拿出一只空海碗，搬出一盘提前浸好的红枣、湘莲，和剩下那些果脯凑在一起，也能凑够摆图案要用的材料。图案并不直接摆在糯米上，而是摆在空碗的碗底。我摆得很认真，一面摆一面讲解创作意图：“这是一朵花”、“这是一个五角星”、“这是月亮”。摆好之后如果自己不满意，还要重新来一遍。

“再不下锅就来不及了！晚上要吃不上了！”母亲在厨房里喊。这句话宣告创作的结束，糖油糯米扣进铺了果脯的碗里，上锅蒸熟，要吃的时候再反扣进另一只碗。这么一来一回的两次倒扣，像变魔术一样，变出了一座香甜五彩的小山，果脯嵌在糯米里，像饭上开出来一朵花。南方人过年不吃饺子，果饭便是压轴戏，然而经过大鱼大肉的轮番轰炸，到果饭登场时小孩子已经没有多余的肚皮。娭毑用筷子扒下一小块给我：“乖呀，怎样吃一口。吃了这一口甜，才算正式过了年。”

糍粑是冬日里的另一样好东西，不甜，但香。吃糍粑的季节在生煤炉之后。南方冬天没有暖气，天冷之后要在屋里生一只煤炉。大单位有专门的藕煤厂，小小几间平房挤在院墙边的角落里，平时常年冷清，只有入冬之后才热闹起来。职工们推着借来的小推车一车一车地把藕煤运回家，一块一块码放在楼道、储藏室、阳台，像北方人码放越冬的大白菜。

我们的煤炉放在客厅。冬天夜里吃过晚饭，一家人围着炉子看电视，黑白电视机里放的不是《西游记》就是《红楼梦》。孙猴子嗖一下从水面上蹿到半空中，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林妹妹柳眉微蹙，凤目含嗔，细嫩的手指滑过腮边，带着眼神往旁边一落，落进了多少人的心。我才几岁光景，觉得黛玉眉目修长，腮尖脸窄，和孙猴子也差不太多，称之为“女猴子”。无论男猴子还是女猴子，都能叫一家人盯着电视目不转睛。只有我对电视兴趣不大，被娭毑抱在膝盖上坐着，四下张望，眼睛随着炉子上银灰色的烟筒高高爬到天花板，转一个弯，又长长地通到窗户外面凉台上去。烟筒是入冬后一截截拼装起来的，开春时又要一截截拆下，有一年烟筒拆得晚，伸到窗外去的那一截管道里被雀鸟做了窝。母亲系着围裙站在凳子上，踮起脚去看避风港里的新窝，两只沾满烟灰的手黑乎乎地叉在腰间，为难道：“难怪这几天总是听见窗户底下鸟叫。这又怎么办？留到这一节不拆？”

想起这件不知猴年马月的事，坐在膝盖上发呆的我忽然认真起来：“娭毑，烟筒里有麻雀窝。”

“哪里会有麻雀窝？”娭毑专心致志盯着电视里的猴子。

“有的，在窗户外面，凉台上那里。妈妈看见了。”

“妈妈天天烧藕煤，要是管子里有麻雀，熏熟了给你吃。”

“真的有，真的有，听见叫了。”

我着急地想从娭毑身上扭下来，好爬上凳子指鸟窝给她看。但她只是把我抱得更紧，歪过脖子不让我挡住她看电视的视线：“乖呀，外面没得麻雀，麻雀不敢到阳台上来做窝。”

“来过的！”

“什么时候来过？从来没有的事呀。”

大人们如此笃定，令我对自己的记忆起了怀疑；大人们又如此敷衍，让我不肯善罢甘休。最后她们只好转移话题：“等下烤点糍粑。”

冻得冰凉的糍粑从阳台上拿进屋子里，小孩巴掌大小一只，圆圆的，扁扁的，硬邦邦，摸起来有一点粗糙的手感。娭毑用火钳把炉子捅旺，盖上厚重的黑铁炉盘，糍粑一只只在炉盘上摆成一圈。我便不再纠缠麻雀窝的事，大人们也得以继续看电视里的男猴子或者女猴子。炉盘上的糍粑兀自升温，冰冷生硬的一个冻砣子慢慢软下来，不一会儿工夫，朝上的一面渐渐鼓起，再鼓起，然后忽然裂开一道缝，滚烫的米香瞬间溢出，这时才发现里面早已软糯一片，只有外面四分五裂的壳子还在勉强支撑。用火钳夹起翻过来一看，贴着炉盘的那一面已经被烫出了焦黄的纹路。大人把烤好的糍粑挪到一旁散热，我忙着把它们挨个吹凉，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尖摸来摸去。终于有一只不那么烫了，立刻用两个指头捏起来捧在手心，两只手来来回回地倒腾。目睹一块块铁石心肠、里外冰透的硬疙瘩变得温暖火热的过程，确是令人鼓舞的奇迹。

烤糍粑不加白糖、不用佐料，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但口感质朴、香气淳厚，叫人欲罢不能。记忆中有一次电视里放《聊斋》，书生去寻小姐，发现小姐家的府第变成了破屋废园，惊惶之中，一尾白狐从柴门冲出。这情景把我吓了一跳，放声大哭，家人赶紧关了电视哄我。回想起来其实没什么可怖的镜头，不知怎的，吓得我糍粑都掉了。

糍粑要水养，平常放着过不了几天就会长出霉点，泡在清水中却可以很长一段时间不坏。湖南糍粑当中，湘西糍粑最大，吃的时候要用刀切，吃法也很多。除了火烤，还可以用醪糟水煮，或者油煎拌白糖，样样都好吃。然而糯米食不易消化，家人不准小孩子多吃，吃完一只，再要，就不给了。于是撅嘴生气，免不了扭来扭去一阵闹，叽里咕噜一顿哭，非搅得大人看不成男猴子翻筋斗女猴子葬花。娭毑叹一口气，将我打横抱在怀中，脑袋靠在她胸口：“乖呀，娭毑给你讲个儿歌。”

“不要讲儿歌。”

“这个儿歌好听的。月亮粑粑，里头坐个爹爹；爹爹出去买菜，里头坐个奶奶；奶奶出门绣花……”

“绣了一个糍粑！”

“哪里绣了糍粑，绣的是荷花呀。”

娭毑拢一拢臂弯，把怀里的小人儿抱得紧些，算了，不讲儿歌了，给你猜个谜语。远看肥头大耳，近看骨瘦如柴。得的什么病？火烛攻心。吃的什么药？防风纸壳。乖晓得谜语打的是什么东西？远看肥头大耳，就是又圆又胖，近看骨瘦如柴，就是只有几根竹条条。得了什么病，火烛攻心，就是里面点了一根火烛。吃的什么药，防风纸壳，防风就是防风，中药的名字，纸壳呢就是止咳，不咳嗽。里面点个火烛，外面糊层纸壳，是灯笼呀。谜语打的就是灯笼。灯笼做什么用？夜里走路照亮。正月十五放花灯，好多样式，可以挂着看。花灯上还要写谜语，给别人猜。写哪样谜语呢？这个谜语呢，好多人猜不出：远看肥头大耳，近看骨瘦如柴……娭毑的银发整齐地用黑色细卡别在耳后，干净的灰布衣服下面是柔软塌瘪的胸口。把脸靠近她的脖颈，闻着熟悉的混合了身体、衣服、被褥、炉火味道的独特气息，身体轻了，眼皮重了。

乖呀，闭眼睛。

娭毑头发怎么不黑？

乖呀，娭毑头上落了灰。

落了灰。

乖呀，给你讲书。孙猴子跟他的师傅走到山上，没有饭菜吃，肚皮饿，孙猴子就去摘桃子，跟师傅讲好不要乱跑。结果桃子摘回来，师傅已经坐在地上吃起盒饭来了。乖呀，闭眼睛啊。哪里来的盒饭呢？一看，旁边一个老婆婆，送来的盒饭。孙猴子一看发了火，金箍棒打下去，把老婆婆打到地里。盒饭没有吃成，师傅还肚饿，孙猴子又去摘桃子，跟师傅讲好不要乱跑。结果桃子摘回来，师傅已经坐在地上吃起清汤米粉来了。哪里来的清汤米粉呢？一看，旁边一个老爷爷，送来的米粉。孙猴子发了火，又是一棒打下去，把老爷爷打到地里。米粉没有吃成，师傅还是肚饿，孙猴子又去摘桃子……翻来覆去四五遍，孙猴子摘了许多桃子，娭毑臂弯里的小人儿就没有响动了。小脑袋仰着，小胳膊小腿软着，屋里只剩下炉火燃烧时偶尔发出的细碎响声。

彼时我三五岁，娭毑六十七八岁，于我至亲。每逢月底母亲给她发了薪水，我们两人坐在床上数钱，她总拿出一张簇新的十元放在一旁，说：“给乖仔留起，到北京读大学用。”我说：“好。”她又说：“去不去北京都可以，有没有出息都可以，只经常回来给娭毑看看。”我说：“只有北京有果脯，其他地方没得。”娭毑叹一口气：“北京远呀。”

逐年逐月，她回乡时间渐长，来家日子渐少，到我学龄上，终于趁我熟睡一去不复返。我大闹一场，非要下楼去追。于是也真的下楼去追了，一直追出院子，追到院门边的藕煤厂，亲见僻静的水泥路上空无一人。垂下眼睛不做声。这下信了？大人说。回去吧。大人说。虽然死了心，还是不甘愿，又在原地站许久，才默默低了头跟在大人后面回家去。这一路上便不再吵闹，唯愿余生里能做先行告别的人。

此后我们不再做果饭这样麻烦的食物，也不再包粽子、烤糍粑、晒萝卜、炒瓜子，好像她这一走，所有的年都过完了，童年也宣告结束。及至成年，江湖辗转，便如雪夜独行，风霜难免。好在那一炉明亮的火焰仍在心头，守着心口一点光，便不畏惧看似永无尽头的冬夜。

在娭毑走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只在离开故乡前见过她一次。我定要去乡下寻她，父母想了许多办法才找到地址，一家人坐了很久的车辗转乡间。旧屋昏暗，檐下漏水，她坐在竹椅上，前面一片青翠禾田。

“娭毑，我要到北京去了啊，去读书。”

十年未见，她已逐渐失去记忆，不再知道北京是哪里，说：“吃了饭再走吧？”

她没有一个在世的亲人。自那次相见至今，又已十余年，情深缘浅，终于再无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