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夫:故乡之味

荠菜

春天到来的第一件事,是煮荠菜水。荠菜是学名,方言里是叫“地菜”的。三月三,地菜煮鸡蛋,在我的故乡是必吃的食物。我母亲说荠菜可以“祛风”,把冬天积攒的寒风驱走,春天才好正式地来。

和那些蓬勃旺盛的野菜不同,荠菜有一种孤苦的气质。荠菜冒尖的时候春还很早,冬寒未尽,地上也没有绿起来。它们零落地长在背阴的路旁、潮湿的墙根下,细细的绿茎,稀疏的三角形叶子,几点碎雪般的白花开在顶上。与肥硕油绿的植物相比,自有一分瘦弱纤细的美。

母亲在大学里做教务工作,我念书的小学在校园另一侧。每天放学以后,我总是独自一人,穿着雨鞋,拿一柄伞,懒散地穿过校园到她办公室去写作业,一路走一路无所事事地甩着伞抽打路边花草。唯有荠菜例外。我从不欺负它们,尽管向隅而生,它们也从不做出可怜的样子。我长久地站在被雨水润湿的墙根下盯着它们出神,以至于离开故乡十多年后回忆起南方的春天,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便是它们细嫩、坚忍的模样。

尽管荠菜在当季的市场上随处可见,价格低廉,但愿意为它掏钱的人并不多。因为实在太易得了,所以即使只需五毛钱,人们也觉得吃了亏。荠菜煮鸡蛋据说是楚地风俗,可以祛风湿,治头痛、腿脚痛,做法很简单。先煮几只白鸡蛋,趁热剥壳,放在瓷碗里。在小孩子眼中,剥好的白鸡蛋又圆又大,被灯泡一照,莹白如玉、熠熠生辉,每一只都得双手捧住才行;瓷碗放在高高的饭桌上,必须踮一踮脚才能一览全貌,又显得望尘莫及。接着就煮荠菜水,一小把浅绿的荠菜,一两勺红糖,有时候加两颗红枣,和白鸡蛋一起放在牛奶锅里煮。有的人家喜欢放姜丝,我们家是不放的。煮不多一会儿,汤水就变成了清淡的棕色,像一碗加水过多的板蓝根,连着白胖的鸡蛋也染上了浅浅的棕。

说起来荠菜水味道并不怎样。荠菜本身有一种清苦的余韵,因为加了红糖,又有一种温暖的微甜。喝起来既像喝中药,又像喝饮料,叫人捉摸不透,反而能哄得小孩子一口接一口地喝下去。水煮蛋本也是小孩子讨厌的食物,然而荠菜水里的鸡蛋又有不一样的玩法:鸡蛋卧在水中浮起一个白肚皮,像一个游泳池里平躺的胖子。用白瓷勺子摁着一上一下,像玩一个水中不倒翁。我虽然讨厌吃水煮蛋,但一来好奇寡淡的蛋白会不会变成汤水那种又苦又甜的奇怪味道,二来好奇藏在里面的蛋黄会不会也染成了棕色,于是不知不觉之间,这些平时不爱吃的东西就都下了肚。

这些乐趣原本早已遗忘。直到三十岁过,看小女玩闹,把莲藕片片穿在手指头上当戒指,才忽然忆起将水煮蛋当做白胖子的玩法来。人长大之后会失去许多获得快乐的本事,总不信,竟也是真的。

荠菜在各地有许多种吃法,这是离家之后才知道的。北方人用它剁碎了包肉馅饺子,上海人用它做“菜肉馄饨”,还有裹在春卷里油炸的方法,并不只有煮水一种。荠菜的模样也并不全如我脑海中那般孱弱,离了城市,在田间地头,它们原是生机勃勃的,不开花的时候也有翠绿宽阔的叶子。如此说来,这一点回忆,也不十分真了。

粽子

荠菜煮蛋和其他时令小食一样,一年中也就吃上一两回。吃过这个,意味着春天来了,小孩子可以开始捞蝌蚪、养蚕、用茉莉花编手环。直到春日将尽,下一个与吃有关的节日才会到来。

大概因为三闾大夫在湖南投的江,所以湖南人包起粽子来理直气壮。暮春时一场倾盆大雨过后,街巷和菜场里便会突然冒出许多卖粽叶的乡下人。他们戴着斗笠坐在路边,面前摆两只箩筐,一把把束好的粽叶一半装在箩筐里,一半像孔雀开屏那样拢成扇形,铺在圆圆的竹篾簸箕上。粽叶被新雨淋过,油亮挺括,神采奕奕。叶子是论张卖的,价格便宜,买得多了还可以再讨一张。端午前那些清丽多雨的日子里,每天都能看到过往路人举着新买的粽叶回家,长长的、硬朗的一叠,好像一片翠绿的剑。

包粽子前的第一件事是泡糯米。新糯米要提前用清水泡一夜,不然蒸的时候一不容易熟,二不容易入味。第二天糯米泡软,准备好粽叶、红枣、粗白棉线、竹筷、勺子,全家动员,母亲主打,姐姐帮忙,我捣乱,父亲坐享其成。粽子有许多种包法,三角形、枕头形都有,我家只会包三角形;也有许多种不同风味的馅料,豆沙、红枣、莲子、咸蛋黄,我家只放红枣。大概因为其他材料准备起来太麻烦,操作起来又考验技术。我母亲是万事谨慎力求稳妥的性格,所以每次都只做红枣棕,要么就什么也不放,吃的时候蘸白糖。

包粽子虽不复杂,也有新手熟手之分。熟手包出来的粽子饱满不溢,新手包出来的要么尖角上漏米,要么里面散开,不够紧凑。我们家里包粽子,娭毑手艺最好,其次是我。“娭毑”是湖南人对年长女性的称呼,类似“奶奶”。我家娭毑并不是我的祖母,而是请了很多年的保姆,住得久了,便和一家人一样。她会做各色民间小吃,会念“三打白骨精”的图画书,会猜文言字谜,还会讲狐狸和鲶鱼变成人的奇事。

我学娭毑的样子包粽子。她拿起两片修长的粽叶,左右一搭,随手一卷,卷成一个漂亮结实的圆锥;我拿起两片粽叶,学样一卷,卷成一个两头敞开的圆筒。娭毑接过我的圆筒,改成圆锥,塞回我手里。我学姐姐的样子加米。她舀两勺糯米灌进粽叶包,再加两只红枣,用竹筷戳紧;我舀两勺糯米,一半洒在外面,再加五六七八只红枣,堆得小山高。姐姐接过我的小山,把多余的红枣塞进我嘴里,把剩下的糯米戳紧,还给我。我学母亲的样子用棉线捆粽子。她把多余的粽叶一拧一折,扣住敞开的部分,一只手捏着叶子,另一只手用棉线左一绕右一绕,在半空中再翻一个滚,一只粽子便牢牢捆住了。我也把粽叶一拧一折,扣住敞开的部分,然后发现出了大问题:粽子太大,需得两只手捉住,没有第三只手来拿绳子。母亲看一眼我手里随时要逃跑的粽子,扯过绳子三两下捆住。于是,一只十分合格的粽子就在我手里诞生了,我得意洋洋地拎着它去父亲那里表功:看,我做的粽子!父亲就很高兴地说:“真是蛮好,快和娭毑的一样好了。”

所以我们家做粽子,娭毑手艺最好,其次是我。

我并不觉得家里做的粽子好吃。我不爱吃红枣,只愿意吃粽子那个三角尖尖,一口咬下去很有趣。娭毑宠我,蒸好的粽子一个个打开,把尖尖蘸了白糖给我吃。结果桌上一排粽子每一只都缺了尖角,留在那里叫大人们打扫战场。

大学宿舍老四是江苏人。端午节食堂的粽子也是红枣的,她回来抱怨说:“一个肉粽都没有!粽子里面没有肉,还吃个什么鬼。”那时我才晓得粽子还有肉馅的,而且据她说月饼也是鲜肉馅的好吃(老四觉得无论什么都是肉馅的好),真是吓我一跳。岂不是和包子一样了?一定不好吃。后来有机会吃到五芳斋的肉粽,又吓了一跳。咸鲜适口,油多肉满,香气扑鼻,真是好吃得不得了!从此以后每年端午都专门买五芳斋的粽子来吃。每每要暗自对自己说糯米不宜吃多,才能收回试图打开第二只粽子的手。

可见,故乡的食物并不一定味道最好,然而桌子上一排没有尖尖的粽子的场景,和我“天下第二”的包粽子手艺,是无缘再见了。

南瓜

端午之后是苦夏。湖南夏天酷热,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吃食,无非是煮来清火的绿豆汤和路边小贩推车上卖的刮凉粉。绿豆汤颜色暗沉,又不甜(据说因为糖可上火,所以不能放糖),小孩子大多不爱;刮凉粉味道浓郁,香辣爽口,但大人认为路边摊卫生堪忧,不准买来吃。于是,夏天只好在一个接一个漫长的午觉中稀里糊涂地溜走,等屋角出现几截金黄的大南瓜,秋天便到了。

黄澄澄的大南瓜样子很讨喜,闻起来有淡淡的清香。后来市场上常见的圆圆的黄金瓜,饭店用来做“金瓜排骨盅”、小孩子用来做万圣节南瓜灯的那种,我小时候没有见过。家乡菜市场的南瓜是最朴素的品种:长长的一大只,在半米到一米之间,外皮黄灰颜色。买的时候伸手比划一下,“就要这么多”,摊主就拿一把长方形的小砍刀,噗地一刀下去,正好砍下那么长一截。我很喜欢看砍南瓜,但是人小个子矮,只有菜摊那么高,所以每到买南瓜的时候就急忙忙地让大人把我抱起来:“要看砍刀,要看砍刀!”系灰黑色围裙的摊主老婆哈哈地发笑,一面在篮子里多装一只番茄,“给细伢子吃。”

买回家的南瓜放在屋角,屋里一整天都飘着一股清新的气味,我对南瓜的喜欢仅限于此。实际上,我最讨厌吃的就是南瓜(仅比冬瓜略好一点,冬瓜不仅不好吃,还没有南瓜漂亮的颜色)。父亲从来不下厨,只在煮南瓜的时候自告奋勇。削皮去瓤,切成大块,加水一煮,出来一大锅,只有最深的那只白底蓝花大海碗装得下。因为那碗只在装南瓜的时候拿出来,于是我连带着一并讨厌了那只碗。父亲煮了南瓜,兴致很高地说:“南瓜是个好东西,又好做,又好吃。”我吃一口,软趴趴,又甜又咸,简直难以下咽。父亲见状又说:“看来你不喜欢吃放盐的,我下次改成放糖。”于是第二次改成白糖煮南瓜,我的天,那个味道真是连回忆一下都不敢。现在想想,父亲大概并没有多么爱吃南瓜,不过因为南瓜是难得的简单到可以让他一展“厨艺”、亲自做给我吃的东西。

虽然南瓜不好吃,但全家合力吃掉南瓜以后的事情十分好玩:炒南瓜籽。炒南瓜籽要买稍老一些的南瓜,选中间那一段,不然瓜籽太嫩没法下锅。拣一个晴天掏出瓜瓤,把附在上面的瓜籽择下来放在小竹篾簸箕里,在水龙头底下洗涮。瓜籽和瓜瓤混在一块,滑溜溜,黏糊糊,一面冲水一面用手扒拉,瓜籽和竹篾摩擦的声音听起来既粗糙又细腻。洗得差不多了,小竹簸箕换成大号圆簸箕,瓜籽平铺摊开,放到阳台上太阳底下晒。一连要晒好几天,每天早晚都要拨弄翻动一回,保证彻底晒干。翻晒的工作是我十分乐意帮忙的:两只爪子名正言顺一阵乱耙,还可以不挨批评。瓜籽晒好以后就可以下锅炒,和炒菜不同,炒瓜籽不放油。铁锅烧热,倒进去干焙。炒瓜籽时混合了南瓜清香和锅巴焦香的气息动人心魄,闻起来远比吃起来诱人得多。

挺大一只南瓜,辛苦好几天,炒出来的瓜籽只有小小一碗。况且在外面买并不贵,自家做有些得不偿失。和西瓜籽、葵花籽不同,南瓜籽吃起来很麻烦,用牙齿磕的时候要十分轻柔小心,不然就会整个碎掉,磕出了裂口,还得用手仔细剥开。不过南瓜籽有米色的外壳、青灰色的仁,清雅柔和,论好看,又是其他瓜子所不能比的。加上还可以铺在炒米糕和坚果酥上做辅料,就更讨人喜欢。

吃完南瓜籽,秋风就凉了。秋风一凉,阳台上小竹笼里的蝈蝈叫声就一天不如一天。和春天池塘里捞来的蝌蚪一样,我始终不知道这些童年里出现过的小动物们最后都去了哪里,好像季节一过它们就自行消失了一样。等蝈蝈也在某个清晨忽然失踪,做辣椒萝卜的时候就来了。

萝卜

冬天是最好吃的季节,天气越冷,好吃的越多。农闲时制作储备食物,这一点上,人和松鼠没有多大差别。湖南人爱做腊鱼、腊肉,一排排油汪汪地吊在屋檐下;糍粑、年糕,一块块沉甸甸泡在水盆里;腌菜、酸菜,一坛坛圆滚滚地蹲在墙角边。家里大人是医生,知道腌制食物不利健康,因此我家是不做坛子菜的,辣椒萝卜除外。萝卜不属于绿色蔬菜,故而腌制无妨,何况这是小孩热爱的重口味下饭菜,有了它,干掉一大碗米饭不在话下。

初冬大白萝卜上市的日子,母亲便挎上最大的一只竹篮,去菜市场挑选最重、最水的新萝卜。肥硕的萝卜满满地塞在篮子里,左手换右手,要很费力才能提回来。如果我得到允许跟着去,回家的时候也可以分到一只小些的萝卜抱在怀里,一路上欢喜又小心,好像抱着巨大的人参。后来在课本里学到“满载而归”这个成语,眼前立刻浮现出我们捧着萝卜回家的画面。

白萝卜买回家洗干净,切去头尾,水淋淋地放在灶台上。菜板菜刀准备就绪,捉过一只白胖的萝卜,竖着一刀剖到底——哗!萝卜噌地炸开,满溢的汁水脆生生地溅起,真是大快人心。接着就是菜刀翻飞,噌噌噌,哗哗哗,萝卜被竖着片成鞋垫模样的片。一只萝卜片完,把片片叠在一起,依纵向切成章鱼触手般的条状。需得注意顶头处不可切断了。切好的萝卜须片片好像京剧老生挂在唇上的胡子,不妨趁大人不注意偷一片长的,叼在嘴里去吓唬院子里的小孩,善哉善哉。

整筐萝卜切完,规模可观。一家人找出所有的晾衣架,把萝卜片一片片地挂上去,悬在阳台上风干。一只衣架可以挂十来条,远看像晒着满阳台的鱿鱼干。我不记得晾萝卜要晾多久,只记得要问很多次“晒好了吗”,大人才终于说一句“差不多了,再过几天”。过几天便搬来三五只棕色坛子,打开新买的鲜红色剁辣椒酱,一层萝卜干、一层辣酱地塞进坛子里。萝卜晒干以后变成皱巴巴的浅黄色,规模也缩小了很多,想想当时那么大一筐,如今竟然能塞进这么小的几只坛子里,便总疑心是院子里的乌鸦和麻雀偷吃了我的萝卜,心中愤愤不平。

“麻雀吃得辣吗?”我问。

“麻雀怎么吃得辣,麻雀是吃谷米的。”娭毑说。

她一面说,一面将辣酱和萝卜压得严严实实,浇上香油,把碗倒扣在坛口,再在周围注上清水,隔绝空气。听了娭毑的回答,又亲眼见了层层保护措施,相信麻雀这一回偷不到萝卜了,一颗心才放下来。

又要等许多时日。一开始还记得每天问“可以吃了吗”,后来渐渐连问也忘了。直到鞭炮声渐渐密集起来,新年要来了,某一天的早上,白粥旁边突然出现一只小碗,里面鲜红油亮、香辣扑鼻的,正是朝思暮想的萝卜干。终于可以吃了!扑过去趴在桌面上,伸手揪出一条放在嘴里,好脆,好辣,满脸满手都是辣椒油。火速吃完一条,嘴唇和额头都红了,但是不能停下。一停下,那股辣就能翻江倒海地把人掀翻,只能继续吃下去,一条接一条,不给辣喘息之机。连吃数条之后,终于满脸烧红额头冒汗,再忍不得片刻了,张大嘴“啊——”地叫着在屋里转圈狂奔,揭开冷水壶的盖子咕咚咕咚灌一气。灌一回,跑一圈,如此折腾数次,才终于把辣压下来,那碗萝卜干是不敢再吃了,眼睁睁地瞪着看。

这么一想,湖南人吃辣还真是从小培养。我那时不过三五岁年纪,能吃这么辣的食物,比我现在本事还大些。娭毑走后,家里不再做辣椒萝卜干,外面买的成品总有一股酸味,而且软趴趴并不爽脆,买过几次以后也不再买。那几只坛子倒是在的,后来成了我学美术时画静物的道具,画了坛子的一幅画还得过奖。坛子总归好画,画不出来的是坛子里曾经飘出的混合了剁椒和香油气息的诱人气味。

我并没有多少回忆故乡的资格。既不生于江南(回忆故乡风物的文章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江浙人写的,他们的故乡确比别处的要美些),也没有什么田野经验。我长在城市里,生活无非家和学校两点一线,所向往的乡土生活从没有真切地到来;成年离家之后,四处辗转,对故乡感情愈发淡漠,毫无怀念。及至中年,书架上忽然摞起各种回忆故土的书籍,夙夜难眠时,便是相伴一宿的良药。故乡是一张面目模糊的画,纵然有绿的荠菜、白的粽子、黄的南瓜、红的萝卜,然而终究没有轮廓。我们这一代人,故乡是找不到的,家是回不去的,所拥有的无非四季里细弱的回忆,一蓑烟雨任平生而已。

水怪

父亲讲得最好的故事之一,是关于青蛙的。

“下放在农村,没有好东西吃,几个医生聚在一起想办法打牙祭。夏天晚上,最容易弄的是青蛙。”父亲语调轻缓,眉目生动,神情飞回星光萤火下的水田,听取蛙鸣一片。

捕蛙只需两件物事:竹篓和手电筒。三五个人挽起袖子、裤腿,腰间挂着宽进严出的窄颈竹篓,手里攥着沉甸甸、用两节2号电池的大号手电,快步走过田埂,径往蛙声响亮处去。青苗茂密,月色朦胧,青蛙藏身禾底石旁,本不易发现,但它们鼓腮聒噪,把自己暴露得一清二楚。

捕蛙不同于其他捕猎,无需追击,不用搏斗,甚至连诱饵也不必。一来青蛙本身没有爪牙,伤不了人,二来逃脱时虽然相当能跳,却有致命弱点让它迈不开腿。捕蛙人赤脚下到水田里,借助月光看清猎物位置,然后轻轻靠拢,举起手电对准青蛙双眼,猛地拧亮开关——就像走夜路时迎面而来车辆的远光灯足以把人闪懵一样,被强光手电突然袭击的青蛙呆立当场,大嘴微张,哑口无言,两只圆鼓的眼睛茫然失措,一动不动地等着被捕蛙人拣起、扔进竹篓。

“青蛙为什么不跑?”我问。

“眼睛照花了,不知道往哪里跑。”父亲说。

如此这般,手到擒来,不多时便能装满一篓,在腰间蹦跳不止。捕蛙人心满意足地扯叶子抹干净脚底淤泥,屋前空地上已经生起火来。宰杀青蛙的过程十分迅速:从竹篓里捞出一只,用左手摁在案板上,右手一刀剁下去,将将斩下头来。这一刀力道恰到好处,喉部的皮肤并未完全断开,依旧连着,这样一来青蛙便被钉在了案板上。这时用左手揪住青蛙后颈背上的皮肤,往下一拽,整张青蛙皮就被完整地剥了下来,像脱袜子一样。熟手为之,动作一气呵成,行云流水。月明星稀,几篓青蛙足够年轻医生们吃一顿烧烤消夜。青蛙本是科研中常用到的实验动物,科研人员下放农村,写实验报告的手变成水田里捕蛙的手,实验对象成了盘中餐,固然是无奈的事,但父亲关于青蛙的回忆总是快活的。每当讲起,脸上便有一种自得其乐的愉快。

青蛙在城市里也容易买到。每到夏天,菜农们在自家田里、塘边捉了青蛙,用网兜装着到集市上卖。青蛙肉嫩,撒盐烤吃鲜美无比,用花椒油炸香辣扑鼻,如果有紫苏那就最好,先用香蒜爆炒,再用紫苏叶和青椒加水略煮,又香,又辣,又鲜,山林河湖的乡野气息扑面而来,是我童年最爱吃的菜。青蛙肉最多的地方是大腿,然后是小腿肚子上挂着的那一块。身子瘦小,前肢细碎没肉,肩胛部位有两片薄薄的软骨,此外脊椎两侧的肌肉可以略微塞塞牙缝,唯有胸腹部那块皮肉因为较薄,尤其容易入味,掀下来吃味道很好,每每吃得两只手咸津津的,欲罢不能。因为吃过许多,我对青蛙的解剖结构都十分熟悉了,父亲很高兴,常指着盘子里的森森白骨补充讲解。他还曾将清蒸鱼的眼球取下,教我认眼球结构,或者拿着鸡胗、猪肚讲解胃的消化原理。他一直希望我能继承衣钵做一名医生,可惜最终没有如愿。

每年夏天总能吃到几次青蛙,这样的好日子并未持续到我小学毕业。一来人们听说青蛙生在水边,爱长寄生虫,而且高温烹饪也未必能尽除,买的时候多了几分犹豫;二来青蛙利薄,不宜养殖,农闲捕蛙无法批量供应,市场上开始流行更上档次的高级替代品——养殖牛蛙。牛蛙是九十年代兴起在菜场上的明星,人们新奇地议论:“一只牛蛙要一块钱还不止”,“据说一只就有一斤,跟一只鸡差不多”。父母在家中好奇地谈论了多次,最终母亲狠下心来买了几只,深灰黑色,好像两块岩石。因为花了大价钱,全家都有些焦躁。十分重视地买回来了,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做,个头太大,像青蛙那样炒是不行的。母亲并不是一个洒脱的人,反复担心做得不好会毁了昂贵的原料,想来想去,决定切成小块,用剁椒蒸熟——这是她平时做排骨的方法,用在水产上,自然不好吃。万分期待地夹了一筷子到嘴里,结果大失所望,味道和肉质都远不如廉价青蛙。这唯一一次吃牛蛙的经历,虽然谈不上愉快,印象还是深刻的。再过几年,牛蛙的风头过去,便也从市场上销声匿迹了。

到北方以后,和新认识的北方朋友讲起青蛙的美味,对方一副惊讶又嫌弃的表情。原来他们那里黄土高坡,只有上得席面的黄河鲤,绝没有这些“泥洞石缝”里的妖怪。但青蛙在我的家乡并不是奇怪的食物,除了青蛙,我们还吃黄鳝、贝壳、螺蛳、泥鳅、甲鱼等等,当然也吃鱼、虾、蟹。我们那里有河有湖,水网密集,吃水产是我们的习惯。而且不同于沿海城市吃海鲜讲究白灼原味,河鲜土腥气重,往往要加辣椒、紫苏去味,有的还要与香料共同熬煮,做出来鲜辣可口,是寻常人家下饭的好菜。

我爱吃的另一样“妖怪”是鳝鱼。鳝鱼的模样很可怕,深棕黄色像条小蛇,滑溜溜分不清头尾。菜市场有专门卖鳝鱼的摊位,活杀现卖,地上总是一摊深红的血。小孩子不知道害怕与残忍,觉得剖鳝鱼的过程有趣,远远近近围着看。只见围着脏围裙的摊主从水盆里抓起一条黄鳝,高高扬起手臂到半空,然后啪地一声将黄鳝头用力甩在案板边上,一招毙命。刚刚还快如闪电的黄鳝瞬间成了案板上死气沉沉的一条,摊主拿起铁锤,将黄鳝用专门的长钉钉在案板上,然后飞快地抓住身子一撕,一条完整的鳝鱼肉就撕了下来,只剩被钉在案板上的头和下面挂着的一串内脏。案板不是平放在桌上,而是斜着立起的,本意是方便血水流入下面的盆里,看上去却像故意把活剐的现场展示给人看。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这样高效又专业的收拾鳝鱼的方法,令人目瞪口呆。

鳝鱼的湖南做法和青蛙类似,也是青椒炒,加紫苏叶去腥。炒鳝鱼很好吃,很下饭,我记得在幼儿园唯一一次主动要添饭,就是因为那天中午有青椒炒鳝鱼。要求添饭的小朋友排了长长一队,我一共吃了三碗。成年离家许多年后去到沪上,得知上海人弄鳝鱼的做法是响油鳝糊,弄成细细的一条条,甜甜的。据说这个菜做起来很麻烦,馆子里吃一盘,价格挺贵。我向来喜欢上海菜,唯独这一样不太接受,鳝鱼怎么能做成甜的呢!在上海的朋友听了也很生气,说,黄鳝怎么能和青椒一起炒呢!我已经好些年没有吃过鳝鱼,传说养鳝鱼的过程中要放药才长得肥,家人也就不敢再吃。过了最初想念得厉害的那几年,如今竟然也不馋这一口了。

与鳝鱼差不多的是泥鳅,不是细细的炸得酥脆、当做零食的那种小泥鳅,而是肥肥白白、足有二十公分长一条的大泥鳅。大泥鳅是并不常见的菜色,市场上也少见,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冒出来一些卖的。母亲心血来潮买了两回,还专门问卖家打听了做法,说是要烧汤,鲜嫩赛过蛇肉。

泥鳅样子有些凶,身体粗壮,还有两条嚣张的长胡子。泥鳅煮汤讲究活着下锅,不能提前开膛剖肚。但它们爱钻泥洞,肚子里往往满腔泥沙,得先在加了生姜的清水里养两天,把肚子里的泥吐干净才行。泥鳅的滑溜劲儿,没有亲手抓过的人难以想象,想要把它们一条条捉住扔进锅里是绝不可能的事。无论你把手握多紧,它都有本事从你的指缝间溜走;如果你欲擒故纵,那更是一眨眼的工夫就从掌心消失了。何况泥鳅腮边长须硬得很,硬抓的话几乎一定要刺破手,疼上好几天。对付这个难题,母亲的方法十分干脆:换过几次水后,把整盆清水和泥鳅一起倒进铁锅,盖上锅盖,压上砖头,开火活炖。炖出来的汤是灰白色的,果然大鲜。

然而我总对那锅泥鳅汤心有余悸。一条条完整的泥鳅在汤锅里若隐若现,用勺子搅动时跟着上下摆动,似乎还在水中畅游,叫人不敢下手。畏手畏脚地让大人捉了一条肥的放在碗里,大着胆子学大人的模样整条拎起,一缕缕撕着背上雪白的脊肉吃,直到露出脊骨,再转过去吃肚子。一条泥鳅吃完只剩中间一副骨架,就像动画片《猫和老鼠》里被汤姆猫吃过的鱼骨头。

泥鳅我只吃过这两回,第二年还想再吃,母亲说市场上没有寻着卖的了。大约是利润低微,养殖不便,便没人再做这门生意。听说泥鳅还有一种著名的吃法,就是和豆腐一起炖。水温升高,泥鳅怕热,纷纷钻进豆腐里,炖好以后汤锅里只有一块整的豆腐。这种烹饪方法想想都觉得怪异可怕,叫人一点食欲也没有。而且我一点不觉得这种吃法有什么巧妙之处,无非是从捉弄泥鳅当中获得一些残忍的乐趣罢了。

“妖怪”里也有贵的,比如甲鱼。甲鱼是高级水产,大补,寻常见不着。九十年代初,如果谁下海挣了大钱,留在原单位拿死工资的旧识们就说“某某顿顿吃甲鱼”,好比过去贫农揣测地主天天吃鸡。我读小学,常听父母说到甲鱼二字。母亲买菜回来说:“今天看见卖甲鱼的了,那么点点大,一百多块一斤,不知道有什么好吃!”早上起床找不到拖鞋,父亲会说:“你把甲鱼弄到哪里去了?”因为湖南方言里“甲鱼”和“脚鱼”同音,所以也就成了鞋子的代称。管鞋子叫“脚鱼”,真是一件滑稽的事。

如此这般,“甲鱼”常挂嘴边,却从没有真的吃下肚去过,成了一种与尼斯湖水怪媲美的神秘物种。彼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邻里之间热门的谈资是哪家银行的定期存款利息高。胆大的人开始炒股,谨慎的人也不甘心把钱存银行,卡着报纸上公布的国库券发行日期排队买国债。我父母在大学教书,本来是令人羡慕的铁饭碗,忽然之间世界变成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海鲜酒楼夜总会,进口汽车BP机,天价高级货越来越多,甲鱼便宜时没有抓紧吃一口,之后便愈发吃不着了。

住在楼上的陈会计是个胖胖的时髦女人,在糖果烟酒贸易公司做事,时常透露一些“内部消息”。她告诉我们,银行要在某天开售利率高达14%的存款,名额有限。父亲是爱惜羽毛的知识分子,下海经商这样的事他做不出来,炒股票也不是他能冒的险,只有把对抗通胀的希望放在银行。到了开售那一天,他中午一下班便冒雨牵着我去存钱。两个人打着伞,急匆匆地从坑洼不平的菜市场抄近道,深一脚浅一脚,鸡飞狗跳,捉在网兜里的甲鱼被扔在湿漉漉的地上,伸出半个尖脑袋,两只绿油油的暗淡眼珠打量过往路人。

“死掉了吗?”我问。

“怎么会。甲鱼骗人的。你妈生你的时候,别人送了我们两只,家里没有冰箱,只能暂且养在厨房水池里,第二天再杀。看它们半死不活的样子,怕闷死了,就没把网兜扎紧。第二天一早磨好刀去看,水池里只有一副空兜子。”父亲说。

银行门口人迹寥落,“热烈庆祝本行开通高息储蓄业务”的大红标语湿漉漉地挂在雨中,大厅里一个人也没有。父亲到柜台前去存钱,我打着伞在一旁走来走去。

“14%那个早就放完了。”柜台后面的人说。

“不是今天才开始吗?”父亲问。

“是的,八点钟上班,六点钟就有人排队,半个小时就放完了……哎,小孩不要在屋里转伞!搞得到处是水。”

柜台后面的人突然提高声调,大家都吓一跳。我停下手里嗖嗖飞转的伞,四下望一望,没看到哪里有水。父亲回头看我一眼,又转回身去,沉默片刻,对柜台里面说:“那就办普通五年定期吧。”他从公文包里拿出薄薄一个信封递进窗口,随后传来机器数钱的声音。

父亲将红色的新存折打开给我看,指着名字一栏说:“看,你的。”把我抱到膝盖上,又说:“不要担心以后没有钱读书,爸爸给你存好了。”

我们从另一条好走些的路回家,不必再赶时间穿过菜场。我闷闷地顶着伞走了半截,抬起头来问:“甲鱼呢?”

“跑了啊。就在前一天夜里,两只甲鱼钻出网兜,从下水道跑了。”父亲说。

“然后呢?”我忧心忡忡。

“谁晓得。”父亲说。

无法想象从幽暗的下水道钻进去是怎样的经历,必定充满令人战栗的恐惧;而比艰险的过程更毛骨悚然的,是下水道前方未知的去向。如果是现代住宅完善的下水系统,这条阴森潮湿的管道必然通往污秽封闭的化污池,甲鱼们断无重见天日的可能,但父母当时住的是筒子楼,下水管道暴露在外且并不密封,我曾亲眼见过里面跳出一只蛤蟆来。如此推断,它们俩九死一生、曳尾涂中也并非全无可能。

我不由自主地去想它们的选择和命运。最初觉得逃亡之路凶多吉少,肮脏惨烈,一旦踏上便不能回头,还不如在原地坐以待毙。但倘若真是如此,第二天清晨便只有引颈就戮一种结局。没有勇气孤掷一注的人,只怕也没有勇气坦然面对断头台。刀锋寒光,一样是吓人的。与其伸头一刀,缩头一刀,还不如豁出去投奔那一线生机。

我们回到家里,母亲已经做好午饭,有小炒青蛙吃。舌头卷着纤细透白的腿骨,我含糊不清地说:“青蛙眼睛被手电筒照花了,腿又没有瘸,一样可以跑啊!”

“青蛙哪里知道。手电一照,它看不到出路,就以为自己动不了了。实际上只要随便往旁边一跳,到处都是活路。手电一开,人的眼睛也是花的,何况周边都是黑漆漆的水田,又没带网兜工具,哪里还抓得到?闭着眼睛都能跑脱。”大人说。

如此说来,还是甲鱼高明许多。

过冬

冬天要吃甜的,软的,热乎的,黏黏的。第一好吃果饭,第二好吃糍粑。其实糍粑更好吃一些,不过因为果饭只有年三十晚上能吃到,以稀为贵,所以排在前头。

果饭在别的地方叫八宝饭,只在我们那里叫果饭,因为用的是果脯。世界上所有的果脯都是从北京来的,盒子上一概写着“北京果脯”四个红字。送果脯给我的叔叔阿姨们一手递盒子,一手摸我的头:“好好读书,长大了考到北京去。”我坚定地说好,在长辈们的一片喜乐中接过盒子,暗下决心:去北京,做果脯。

果脯盒子是廉价硬纸做的,正面是透明玻璃纸,露出里面红的樱桃、绿的青梅、橙的杏干、黄的桃肉、棕的蜜枣、紫的葡萄干、白的冬瓜糖,花花绿绿,很哄小孩子喜欢。然而作为一个胆大心细的小孩,我并没有那么好哄,用不了多久就知道那些花花绿绿中看不中吃,真进了嘴总有莫名其妙的怪味道,干巴巴,不像零食,倒像塑料。尤其樱桃,看着最漂亮,凑近了一闻,一股眼镜店里烤镜框的煤油灯气味扑鼻而来。真正好吃的,只有冬瓜糖一样。

冬瓜糖有十二分的甜。果脯这东西,本身就是新鲜果肉加上白糖一起熬煮再烘干而成,有些高级的品种还要在外面再裹一层蜂蜜。糖里加蜜,蜜里调油,图的就是一个甜字。冬瓜肉质酥松,熬煮时吸收糖分堪比海绵吸水,烘干之后糖全部沉淀在瓜肉里,一口咬下去,甜到飞天。

然而做果脯的人并不知道冬瓜糖最好吃,所以一盒果脯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块。大人们又规定不到做果饭那天不准打开盒子,看得见,摸不着。好在世上最不怕困难的就是小孩,我捧着那只扁扁的盒子,就像捧着一只弹珠游戏机,往左偏偏,往右倒倒,轻轻甩,慢慢摇,经过不断努力,总有一块冬瓜糖会被晃到靠近角落的位置。赶紧找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默默用手指在玻璃纸上捅出一个小洞,小心翼翼地把冬瓜糖勾出来。只要足够轻巧,通常不会被大人发现。如是这般每日一块,不多久便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到真正做果饭的那天,盒子里只剩下一小半果脯,别说冬瓜糖,就是其余种类,但凡略好吃一些的,也都找不见了。

“哎呀,怎么只剩这么点了?”娭毑看看我,“是不是老鼠偷掉了?”

“嗯,老鼠偷掉了。”我肯定地点点头。

没有人继续追究老鼠的事。娭毑把泡好的糯米筛出来,装到大海碗里满满一碗,拌上热猪油、熬好的糖水,喷香油亮。

“今年的果饭,哪个来摆花色呢?”她问。

“我我我!”尽管屋里只有我一个小孩,我还是十分着急,生怕这个差事被人抢走。

于是娭毑又拿出一只空海碗,搬出一盘提前浸好的红枣、湘莲,和剩下那些果脯凑在一起,也能凑够摆图案要用的材料。图案并不直接摆在糯米上,而是摆在空碗的碗底。我摆得很认真,一面摆一面讲解创作意图:“这是一朵花”、“这是一个五角星”、“这是月亮”。摆好之后如果自己不满意,还要重新来一遍。

“再不下锅就来不及了!晚上要吃不上了!”母亲在厨房里喊。这句话宣告创作的结束,糖油糯米扣进铺了果脯的碗里,上锅蒸熟,要吃的时候再反扣进另一只碗。这么一来一回的两次倒扣,像变魔术一样,变出了一座香甜五彩的小山,果脯嵌在糯米里,像饭上开出来一朵花。南方人过年不吃饺子,果饭便是压轴戏,然而经过大鱼大肉的轮番轰炸,到果饭登场时小孩子已经没有多余的肚皮。娭毑用筷子扒下一小块给我:“乖呀,怎样吃一口。吃了这一口甜,才算正式过了年。”

糍粑是冬日里的另一样好东西,不甜,但香。吃糍粑的季节在生煤炉之后。南方冬天没有暖气,天冷之后要在屋里生一只煤炉。大单位有专门的藕煤厂,小小几间平房挤在院墙边的角落里,平时常年冷清,只有入冬之后才热闹起来。职工们推着借来的小推车一车一车地把藕煤运回家,一块一块码放在楼道、储藏室、阳台,像北方人码放越冬的大白菜。

我们的煤炉放在客厅。冬天夜里吃过晚饭,一家人围着炉子看电视,黑白电视机里放的不是《西游记》就是《红楼梦》。孙猴子嗖一下从水面上蹿到半空中,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林妹妹柳眉微蹙,凤目含嗔,细嫩的手指滑过腮边,带着眼神往旁边一落,落进了多少人的心。我才几岁光景,觉得黛玉眉目修长,腮尖脸窄,和孙猴子也差不太多,称之为“女猴子”。无论男猴子还是女猴子,都能叫一家人盯着电视目不转睛。只有我对电视兴趣不大,被娭毑抱在膝盖上坐着,四下张望,眼睛随着炉子上银灰色的烟筒高高爬到天花板,转一个弯,又长长地通到窗户外面凉台上去。烟筒是入冬后一截截拼装起来的,开春时又要一截截拆下,有一年烟筒拆得晚,伸到窗外去的那一截管道里被雀鸟做了窝。母亲系着围裙站在凳子上,踮起脚去看避风港里的新窝,两只沾满烟灰的手黑乎乎地叉在腰间,为难道:“难怪这几天总是听见窗户底下鸟叫。这又怎么办?留到这一节不拆?”

想起这件不知猴年马月的事,坐在膝盖上发呆的我忽然认真起来:“娭毑,烟筒里有麻雀窝。”

“哪里会有麻雀窝?”娭毑专心致志盯着电视里的猴子。

“有的,在窗户外面,凉台上那里。妈妈看见了。”

“妈妈天天烧藕煤,要是管子里有麻雀,熏熟了给你吃。”

“真的有,真的有,听见叫了。”

我着急地想从娭毑身上扭下来,好爬上凳子指鸟窝给她看。但她只是把我抱得更紧,歪过脖子不让我挡住她看电视的视线:“乖呀,外面没得麻雀,麻雀不敢到阳台上来做窝。”

“来过的!”

“什么时候来过?从来没有的事呀。”

大人们如此笃定,令我对自己的记忆起了怀疑;大人们又如此敷衍,让我不肯善罢甘休。最后她们只好转移话题:“等下烤点糍粑。”

冻得冰凉的糍粑从阳台上拿进屋子里,小孩巴掌大小一只,圆圆的,扁扁的,硬邦邦,摸起来有一点粗糙的手感。娭毑用火钳把炉子捅旺,盖上厚重的黑铁炉盘,糍粑一只只在炉盘上摆成一圈。我便不再纠缠麻雀窝的事,大人们也得以继续看电视里的男猴子或者女猴子。炉盘上的糍粑兀自升温,冰冷生硬的一个冻砣子慢慢软下来,不一会儿工夫,朝上的一面渐渐鼓起,再鼓起,然后忽然裂开一道缝,滚烫的米香瞬间溢出,这时才发现里面早已软糯一片,只有外面四分五裂的壳子还在勉强支撑。用火钳夹起翻过来一看,贴着炉盘的那一面已经被烫出了焦黄的纹路。大人把烤好的糍粑挪到一旁散热,我忙着把它们挨个吹凉,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尖摸来摸去。终于有一只不那么烫了,立刻用两个指头捏起来捧在手心,两只手来来回回地倒腾。目睹一块块铁石心肠、里外冰透的硬疙瘩变得温暖火热的过程,确是令人鼓舞的奇迹。

烤糍粑不加白糖、不用佐料,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但口感质朴、香气淳厚,叫人欲罢不能。记忆中有一次电视里放《聊斋》,书生去寻小姐,发现小姐家的府第变成了破屋废园,惊惶之中,一尾白狐从柴门冲出。这情景把我吓了一跳,放声大哭,家人赶紧关了电视哄我。回想起来其实没什么可怖的镜头,不知怎的,吓得我糍粑都掉了。

糍粑要水养,平常放着过不了几天就会长出霉点,泡在清水中却可以很长一段时间不坏。湖南糍粑当中,湘西糍粑最大,吃的时候要用刀切,吃法也很多。除了火烤,还可以用醪糟水煮,或者油煎拌白糖,样样都好吃。然而糯米食不易消化,家人不准小孩子多吃,吃完一只,再要,就不给了。于是撅嘴生气,免不了扭来扭去一阵闹,叽里咕噜一顿哭,非搅得大人看不成男猴子翻筋斗女猴子葬花。娭毑叹一口气,将我打横抱在怀中,脑袋靠在她胸口:“乖呀,娭毑给你讲个儿歌。”

“不要讲儿歌。”

“这个儿歌好听的。月亮粑粑,里头坐个爹爹;爹爹出去买菜,里头坐个奶奶;奶奶出门绣花……”

“绣了一个糍粑!”

“哪里绣了糍粑,绣的是荷花呀。”

娭毑拢一拢臂弯,把怀里的小人儿抱得紧些,算了,不讲儿歌了,给你猜个谜语。远看肥头大耳,近看骨瘦如柴。得的什么病?火烛攻心。吃的什么药?防风纸壳。乖晓得谜语打的是什么东西?远看肥头大耳,就是又圆又胖,近看骨瘦如柴,就是只有几根竹条条。得了什么病,火烛攻心,就是里面点了一根火烛。吃的什么药,防风纸壳,防风就是防风,中药的名字,纸壳呢就是止咳,不咳嗽。里面点个火烛,外面糊层纸壳,是灯笼呀。谜语打的就是灯笼。灯笼做什么用?夜里走路照亮。正月十五放花灯,好多样式,可以挂着看。花灯上还要写谜语,给别人猜。写哪样谜语呢?这个谜语呢,好多人猜不出:远看肥头大耳,近看骨瘦如柴……娭毑的银发整齐地用黑色细卡别在耳后,干净的灰布衣服下面是柔软塌瘪的胸口。把脸靠近她的脖颈,闻着熟悉的混合了身体、衣服、被褥、炉火味道的独特气息,身体轻了,眼皮重了。

乖呀,闭眼睛。

娭毑头发怎么不黑?

乖呀,娭毑头上落了灰。

落了灰。

乖呀,给你讲书。孙猴子跟他的师傅走到山上,没有饭菜吃,肚皮饿,孙猴子就去摘桃子,跟师傅讲好不要乱跑。结果桃子摘回来,师傅已经坐在地上吃起盒饭来了。乖呀,闭眼睛啊。哪里来的盒饭呢?一看,旁边一个老婆婆,送来的盒饭。孙猴子一看发了火,金箍棒打下去,把老婆婆打到地里。盒饭没有吃成,师傅还肚饿,孙猴子又去摘桃子,跟师傅讲好不要乱跑。结果桃子摘回来,师傅已经坐在地上吃起清汤米粉来了。哪里来的清汤米粉呢?一看,旁边一个老爷爷,送来的米粉。孙猴子发了火,又是一棒打下去,把老爷爷打到地里。米粉没有吃成,师傅还是肚饿,孙猴子又去摘桃子……翻来覆去四五遍,孙猴子摘了许多桃子,娭毑臂弯里的小人儿就没有响动了。小脑袋仰着,小胳膊小腿软着,屋里只剩下炉火燃烧时偶尔发出的细碎响声。

彼时我三五岁,娭毑六十七八岁,于我至亲。每逢月底母亲给她发了薪水,我们两人坐在床上数钱,她总拿出一张簇新的十元放在一旁,说:“给乖仔留起,到北京读大学用。”我说:“好。”她又说:“去不去北京都可以,有没有出息都可以,只经常回来给娭毑看看。”我说:“只有北京有果脯,其他地方没得。”娭毑叹一口气:“北京远呀。”

逐年逐月,她回乡时间渐长,来家日子渐少,到我学龄上,终于趁我熟睡一去不复返。我大闹一场,非要下楼去追。于是也真的下楼去追了,一直追出院子,追到院门边的藕煤厂,亲见僻静的水泥路上空无一人。垂下眼睛不做声。这下信了?大人说。回去吧。大人说。虽然死了心,还是不甘愿,又在原地站许久,才默默低了头跟在大人后面回家去。这一路上便不再吵闹,唯愿余生里能做先行告别的人。

此后我们不再做果饭这样麻烦的食物,也不再包粽子、烤糍粑、晒萝卜、炒瓜子,好像她这一走,所有的年都过完了,童年也宣告结束。及至成年,江湖辗转,便如雪夜独行,风霜难免。好在那一炉明亮的火焰仍在心头,守着心口一点光,便不畏惧看似永无尽头的冬夜。

在娭毑走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只在离开故乡前见过她一次。我定要去乡下寻她,父母想了许多办法才找到地址,一家人坐了很久的车辗转乡间。旧屋昏暗,檐下漏水,她坐在竹椅上,前面一片青翠禾田。

“娭毑,我要到北京去了啊,去读书。”

十年未见,她已逐渐失去记忆,不再知道北京是哪里,说:“吃了饭再走吧?”

她没有一个在世的亲人。自那次相见至今,又已十余年,情深缘浅,终于再无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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