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化人三启径（之一下）
三、杨叔子先生对诗教文化的贡献
由易经所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延伸，传统文献上的文化概念多指“文治和教化”。诗教的源头在孔子，《论语·泰伯》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何晏《论语集解》指出：“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因此，“兴于诗”一语揭示了古代以《诗》教作为礼乐文化育人的启蒙与基础教育的实践经验，这应是我国独特的诗教文化传统的源头。所以马凯同志在2012年9月28日首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启动仪式致辞中使用了“诗教文化”这个词：“在孔子诞辰日启动'诗词中国’创作大赛，再次向世人展示，尽管经过历史曲折，但先贤们创造的中国诗教文化传统并没有断失，相反仍在延续和发展。”杨叔子院士是当代诗教理论的主要奠基人，在前面说及杨叔子院士对诗性智慧、诗性文化和诗词文化的创新论述都是他的“诗教文化”育人思想的基础。杨叔子在《文化·人文·教育·诗教》一文中对诗教文化有一段精彩论述：“教育，主要是文化教育；我国所谓的诗教，主要就是通过中华诗词而进行的人文文化教育。”“诗教，在教育中，在'育人'中，在提高国民素质中，占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战略地位。这因为人文文化主要有两大作用：第一，陶冶情感，提升精神境界；第二，启迪智慧，开拓原创源头。中华诗词更是如此，具有极强极广极深极久的感染力。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陶冶情感的红线，'欲摇桨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贯彻古今；杰出的创新思维是启迪智慧的灵魂，'语不惊人死不休’，'人间能得几回闻’，充盈时空；而中华文化所蕴含的精辟哲理，在中华诗词中'诗咏志’，莫不以其别出心裁的艺术笔法，通过各种不同方式，以不同程度，'远近高低各不同’地深浅隐显表达出来。”（参见前书第183-184页）杨叔子先生从人类学、文明史的维度创新论述文化：“文化就是以'文’化人，以'人’化物”（参见杨叔子《诗词与科学》引言），据此则可以认为：前者就是人文文化，后者就是科学文化。有人类世界以来，人与物不可分，“以文化人”与“以人化物”不可分隔，则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便不可分隔。杨叔子先生进一步指出：“诗词是文化，是典型的人文文化”，但与科学文化“形异而实通”，因而，诗词与科学相通。“首先，承认客观实际，这是立足之基。”“其次，提炼客观实际本质。”“第三，探索客观实际的規律。”（引文据杨叔子《诗词与科学》<一>、<二>段）杨叔子先生就此展开论述时举证指出：“第一、要承认客观实际。（如）高适杭州清风岭寺壁题诗改诗的故事。'绝岭秋风已自凉，鹤翔松露湿衣裳。前村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角竹房。’”走后发觉月落时潮退，前村只有半江水了，赶紧返回去改，已有人为他代改了。“第二、要揭露客观本质”。拓扑学的“特征不度量”与诗词的关键字“诗眼”、“词眼”相类，已见前述。“第三、追求客观实际规律。诗词写落叶，“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就是杜甫写的'无边落木萧萧下’的秋天景象，衰败景象，国民党贪污腐败，是要垮台的；现在的腐败是春天的落叶，（另一种是刘禹锡的）'芳林新叶催陈叶’。春天，新叶子把老叶子催掉，'流水前波让后波’，新的起来了”（引文据《寻美古典诗词 践行中华文化》“诗词的科学本质”段）。诗词求真，这个“真”，就是上述的客观实际、事物本质与客观规律等三个方面，也与科学之真相通。杨叔子叔子进而前无古人地指出诗词中的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在知识－思维－方法－原则（精神）等认知诸环节上互异互通并互融。在知识层面，李白“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刘禹锡“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白居易“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这些语句中都有数字，这是实实在在的科学的一元性知识，但这些句子又真真切切的是有着内涵可以延拓成多元人文知识的空灵的诗句。在思维层面，如唐代金昌绪《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句句相扣，步步反溯，后句阐明前句，思路井然有序”。诗词中人文文化擅长的形象思维与科学文化优势的逻辑思维互补而成创造思维。在方法层面，诗词讲求“情景交融”，杜牧《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句句写景，是可以科学实证的深宫秋夜“冷”、“凉”之景；句句含情，失意宫女的孤单凄寂之情；诗人对宫女这一特殊弱势群体深切的人文关怀含蓄其中。在精神层面，“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都是求真、务善、完美、创新。科学精神侧重于求真务实，人文精神侧重于求善务爱，两者的核心都是完美、创新。真正的'真’是美，真正的'善’是美，美就是和谐，新就是发展。”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元好问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刘禹锡的“沉舟側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这些名句中各有侧重地融汇着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共同的真、善、美、新的精神追求。（参見杨叔子《诗词与科学》<二>、<三>段）杨叔子先生的这段独特的论证说明诗教不仅是人文文化教育，也是科学文化教育，更是人文与科学相融的文化素质教育。杨叔子对诗教育人功能在《“兴于诗”－－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中，还曾有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参见《杨叔子槛外诗文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207页）因而使诗教文化成为了杨叔子大力倡导的“育人而非制器”，以人文与科学相融的教育以培养学会“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的“绿色”教育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应对他一再强调的“没有科学，一打就倒，没有人文，不打自倒”的民族生存危机（原文见杨叔子《杨叔子槛外诗文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这是杨叔子对诗教文化作出既高屋建岭，又细致入微、创见迭出的独特贡献。
综上所论可知：诗性智慧是指源于想象力的形象思维为基础的与诗性审美相关的一种发展着的思维方式。其随时代发展经历了：感性思维——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相和谐——感性思维、理性思维与价值思维三者交融这样几个阶段。诗性智慧是贯穿在诗性文化、诗词文化与诗教文化三范畴中的精髓，是诗的审美本质之所自出。诗性文化是以诗性智慧为基础的文化；诗词文化是诗词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交融渗透的文化；诗教文化则是以诗教美育为通道的全面素质教育文化。正是诗性智慧发挥着其对文化发展、教育理念、诗词艺术、诗词研究、诗词评论与诗教育人的基础作用。
杨叔子院士对诗文化的原创性贡献具体体现在上述三类诗文化方面；总体而言，杨叔子科学地阐明了关于诗文化的以下三个基本观点：一是当代诗性智慧（思维）应是感性思维、理性思维与价值思维三者统一的创造思维，贯穿在诗文化发展之中。二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融，“知识、思维、方法（原则）、精神”相融，作为整体性原则，贯穿在诗文化发展之中。三是诗文化发展中呈现的文化的整体性原则，是“诗文化发展观”作为范畴得以存在的理论基础。杨叔子对诗文化的原创性贡献，其对文化事业、教育事业与诗词事业的当代发展以及各级各类文化、教育、诗词组织的运作、发展正在发挥其越来越切实的指导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已如前述，诗文化是发展中的范畴，杨叔子先生的同时人与后来者皆有“接着说”、“拓展说”的责任。在杨叔子先生的支持下，笔者集十八、九年从事诗教工作的思考与践行的感悟而成《诗教文化刍论》业已出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该书的论述框架定位在对杨先生诗文化原创性理论的延伸、扩展与补充。如《当代诗词尚智论》（见该书第247页起）等是对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的集成創新阐述；《“诗”、“教”和谐观略论》（见该书第24页起）等是对诗词审美文化与教育文化内外两个维度交融的诗词文化、诗教文化新论；《中华诗教文化与校园文化建设》（见该书第3页起）则早在2005年就提出并论证了“诗教文化就是有益于教化与修养的诗化了的民族文化”命题；《诗教文化诸属性及其相互关系略说》（见该书第59页起）等则是对诗教文化的体用关系的基础性讨论。该书的论述框架受到杨先生一系列开拓性认知的启发，成为杨叔子先生诗文化原创性贡献“接着说”的组成部分。（本篇完）
作者简介
孔汝煌，男，高级讲师退休，中华诗词学会原理事、诗教促进中心副主任，浙江诗联学会原常务理事、特约研究员，当代校园诗教倡导与践行者之一。著有《鉴湖集》、《诗教文化刍论》。主编有《中华诗词曲联简明教程》、《中华诗教与人文素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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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郭星明 邵高锋 黄浴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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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徐吉鸿 姚 立 程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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