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只有发展，大城市生活才能更美好

进入秋冬季后，个别城市出现零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流调轨迹公布后，社会舆论在提高对疫情防控的重视之外，也从确诊者一天的生活和工作路径中体味到不易。实际上，我们身边的打工者、创业者以及公务员群体，相当一部分人对工作中“996”“白加黑”司空见惯。对于一个正处在上升期的国家来说，我们每个人无论是为了生活、就业，还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保持着这种与艰辛和拼搏并存的状态，都有机会取得成功。也许这就是许多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不解的根本原因吧。

有人谈到，在大城市每天通勤要花这么长时间，要为还贷努力，要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等，生活中出现如此多的不方便，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城市治理和规划出了问题？

其实，了解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要了解两个基本的事实：一是建立在14亿人口基础上的城市化进程，一是处于高速增长中的经济发展进程。我们先不考虑发展路径的问题，14亿人口这个基数，其中8.5亿的城镇人口，一定会有各种不同规模的城市出现。由于我国特殊的体制原因，更多地选择了大城市发展路径，所以我国的100万人口、500万人口和1000万人口以上城市都是世界上最多的。在后发城市化国家，人口大多上集中在一两个超大都市，其他城市的人口规模要小很多。而我国的特点是，人口并没有完全集中在少数几个大都会城市，而是以各省级行政区包括部分地级市行政区为基础，分别发展了数十个300万人口以上甚至千万人口级别的城市。人口成规模化的大城市已经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重要选择。

是不是我们的治理和规划水平没有跟上，导致诸多生活问题出现呢？城市房价、通勤时间、各种公共服务供给相对滞后、基础设施改善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在高速增长过程中一定会产生的问题，都需要通过时间的延续、观念的更新、体制和机制的调整来逐步加以解决。我们既对高速增长带来的城市变化引以为豪，同时也需要面对与城市发展长期并存的问题。很多人都欣赏发达国家的城市治理和规划管理。但是他们的城市化进程有的经历过几百年，有的经历过七八十年，其城市问题都是通过制度调整和累积投入逐步完善的。而我们仅仅经过40年，虽然有很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但是在与问题共存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城市治理在不断改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大幅度提高。举例来说，仅地铁线路， 北京就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2条线路增加到现在的几十条线路，通车里程也达到了近千公里。在发展互联网经济的过程中，很多市场化的探索和应用，已经完全超越发达国家，给城市治理提供了经验和智慧。新冠疫情虽然给我们的大城市带来严重挑战。但是依靠中国特色的城市治理方式和国家强有力的动员和支持能力，我们还是在短短的两个月中迅速遏制疫情的蔓延。而发达国家中的绝大部分城市因为自身治理能力和体制问题，至今仍沦陷在严重的疫情之中。这些案例说明，由于体制的优势和特点，我们处理危机的能力胜过其他发达国家。我们可以不用为城市的大小而担忧，因为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还有无数个选择来解决城市发展面临的规模化治理及市场配置要素和资源的问题。

就城市发展本身而言，如果尊重市场规律，我们就可以看到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律会发生作用：一是人口密度高、规模较大的城市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寻租过程就是人们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二是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土地以及住房甚至消费的成本也在增加，导致居住和生活成本上升，人们会自动在收入和成本间进行再次选择；三是市场会根据成本递减的规律，使得城市部分产业和人口向郊区或者远郊区迁移；四是居住在郊区出租房，就业在主城区，将成为人口就业和居住通勤两栖化的常态。发达国家的城市基本如此。随着市场规律的作用，超大城市的主城区部分功能会逐渐向周边小城市转移，一些小城市会在城际轨道交通的延伸线逐渐形成，并达到一定的人口规模。也就自动在大城市周边由原来的主城区虹吸模式，向“都市圈”或“城市群”的疏解和辐射模式转变，形成不同规模城市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到那个时候，在城镇就业的居民就会有更多就业和生活空间的选择。可以继续通勤两栖化，也可以到郊区的小城市实现就业和居住一体化，甚至可以选择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但即便如此，超大城市主城区还是能提供丰富的就业机会，以及各种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和文化娱乐设施，人口在就业和生活的艰辛过程中，向大城市或超大城市流入仍是一个长期趋势。而对于政策选择来说，则是在周边提供一个足可以降低成本，缓解人口过度集中压力，并有利于防范过度聚集风险的小城市群，来疏解主城区功能和人口。重点是在规划和治理思路调整中要及早重视这个问题，做到未雨绸缪。（作者是独立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