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者 | 张文质的教育“三退”之路
本文原载于《新教育家》2019年1月号
张文质，诗人，教育学者，生命化教育的倡导者，长期致力于基础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理论研究与探索。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诗集《引向黑暗之门》，教育作品《张文质教育文集》、《唇舌的授权》、《保卫童年——基于生命化教育的人文对话》（与林少敏合著）、《生命化教育的责任与梦想》、《教育的十字路口》、《这一代教师的精神面相》、《书如何拯救生活》等。
多年来致力于“生命化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长期植根于中小学课堂，推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变革和发展。在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创办了1+1读书俱乐部，推广1+1式的读书理念。
大学一毕业我就到了福建省教研室，在那里工作了十多年。最早的时候是研究成人教育，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就从研究成人教育转向了研究中等职业教育；90年代中期转向基础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又从高中退到了初中，从初中退到了小学，从小学又退到家庭教育。
这几年，我感觉到自身的变化：由一个激烈的教育批判者逐渐成长为教育的理性主义者，到现在成为教育温情的建设者。我看待世界、看待所有的人，都会从他身上读出某种庄严感，某种期待之情，以及走过这段生命历程之后所体验到的忐忑与愉悦。
我的教育退守之路，其实也可以看成是——我不断地寻找教育的根在哪里。只有找到根，才能生长，才能添加各种营养，才能找到生命的依据所在。我很希望自己变得更诚恳，更真实，更有勇气，更善于放弃各种各样的利益。这就是生命走了一段历程之后对自己做的归纳与界定。
作为教师，我们不能忘了自己首先是为人父母。教师首先要重视自己的家庭建设，要把自己的孩子作为一生最重要的学生加以培养。
教育的根在哪里？根在家庭。我们必须去重视一个人成长的秘密。
作为一个教师，在专业素养里，我们原来会把更多精力放在学科、学科相关的学养以及学养背后的专业智慧，但今天我们需要有另外一个视角，就是要去洞悉自己生命的秘密。只有这样，才能引渡到对学生生命本身的关切与探问。如果没有这样的探问，教育的困难就非常难以破解。另外，如果遇到教育的挑战，尤其是面对那些对教师教学能力构成挑战的特殊学生，教师的情感会有很多的麻烦。但如果知晓了这些生命秘密，你的厌烦、冷漠，甚至敌意，就会转化为满腔的同情。而这些同情，会帮助我们成
为更诚恳、更丰富、更有临场智慧的老师。
教师作为一种职业，是需要往内转的。以前我们往往是向外去看的，直扑学科的素养。往内转，就要转向生命的秘密，转向心灵的秘密。我们不能简单地对学生进行家访，更需要去做的，是对个体的了解，进而对其整个童年作深入的研究与探讨。也就是，所有的老师都要做童年的研究者，这才是教育最困难也是最需要去应对的方面。从专业的转化来说，这也是所有教师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学校的视角来说，它同样有另外一个重要课题：需要和家庭合作，需要与更多学生家长合作。把家校合作、家校共育、家校共建变成学校日常的工作状态，这既是一个起点，也是工作方式，更是我们的目的所在。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理解力，我们就会把学生看成是抽象的学生，把对学生的责任看成只是属于教师的责任，而不是很多协作者来共同承担的责任。这项工作，目前我们对它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这种家校相互助力所形成的对孩子发展的强烈共识，要成为管理学校的责任所在。这也是一种退。可以这么说，在这种“退”里我们会找到方向。
作为教师，我们不能忘了自己首先是为人父母。教师首先要重视自己的家庭建设，要把自己的孩子作为一生最重要的学生加以培养。整个人类责任是放在家庭里面去延续和发展的。有了这种自觉之后，就会有一种判断，这种判断会帮助我们学会：该获取什么，该努力的方向在哪里，同时也意味着哪些应该有所放弃，我们需要经常做出抉择。而这种放弃、调整、抉择的重点就在于，让我们的孩子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教育格局，他都能获得更多的安全感，获得更多的鼓励与支持，尤其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最重要的鼓励一定是来自家庭、来自父母的。
所谓“退到家庭”，是从家庭存在的革命开始的。家庭“存在的革命”意味着：我们活在当下，活在应试教育背景之中，活在一个威权时代，同时又是活在一个全球化、数字化、未来充满很多不可预测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需要我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更需要抓住根本。这个“根本”就是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要轻易放任自己的生命，不轻易去伤害别人的生命，这是家庭的第一原则。
第一原则的建基在哪里？其实就在于：在孩子出生后，你需要全力给其安全感，需要给其更多的鼓励、抚慰与支持。亲子关系健康了，亲子之间的生活幸福了，这个世界就改变了。世界外部的功利，有时是在亲情中瓦解的。因为你能体会到，人间最美好的东西无非是——跟家人在一起的人伦之乐。这时，世间的纷扰是否得到了某种消解呢？人是不是更有勇气去做自己呢？这既是一种教育的力量，也是教育的信念。
教育的信念就是从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培养一个更健康、更快乐、更有勇气活下去的孩子开始的。所谓“存在的革命”，它强调的不是对抗，不是对峙，不是放弃，不是消极与冷漠；它强调的是，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所有的改变都是积极的，是有价值的。哪怕是微小的改变，我们会首先成为受益者的。
我说的第一退，就是退到家庭，退到对儿童的理解，退到作为父母的第一责任，也是退到作为教师专业素养另外一面的能力。
我们不要轻易说“这是学校的责任”“这是社会的责任”，因为有时候就是“你的责任”——是你在跟这个学生具体相遇。一个人的力量，在这一刻就大于一所学校，大于集体，大于社会。
有人问我“最好的工作是什么”，我觉得“最好的工作实际上是我们对一个个具体的人产生影响”，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揭示了当今时代的一种文化困境。有时要影响一所学校是有可能的，但同时又是非常难的。在原有体制文化下，有些影响瞬间就会被打断甚至被扭曲。
虽然我是持有个人立场的人，但从来不会放弃跟体制内的健康力量的合作，也从来不会放弃对任何一所学校的关切和深入了解，我会更多地跟具体的、有名有姓的每一个老师进行互动。因为你记住了一个具体的人，就会跟他之间有一种直接的生命来往。而这种直接的生命来往对任何一个人而言，都是有意义的。
我发现，有时一个人真是大于一所学校啊！你可能会忘记他是哪里人、从事什么工作、在什么单位，你记住的就是“这一个人”。作为个体，他的影响超越了学校，而这个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学校对具体学生的影响。这个信念背后，其实也是责任意识的一种重新唤醒。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轻易说“这是学校的责任”“这是社会的责任”，因为有时候就是“你的责任”——是你在跟这个学生具体相遇。一个人的力量，在这一刻就大于一所学校，大于集体，大于社会。
对于教师的工作而言，我们生活在集体、组织或者团队之中，个人力量整体上是渺小的。但是我们不要小看了渺小，不要轻易放弃自我变革对学生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一个生命产生的积极意义。换一种角度来说，我们更需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有活性、有血性、有底气的人。任何个体的改变，都会推动社会的进步，我们首先要努力把自己变成一种变革的力量。
生命化教育走过将近二十年，我现在能够如数家珍的，都是这么一个个具体的人。我知道他的成长、他的事迹、他的影响，甚至他的趣味，当然，我也更热衷于跟他坐在一起，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坐在一起，我们就能感受到教育的力量、生活的意义、人生的趣味，这就叫“退到个人”。
我后来明白，词语是有年龄的。教育的技巧与手段，也是有年龄的。我们跟学生的交往态度、方式，包括玩笑，都是有年龄的。实际上，很多知识也是与人的生命、生长关联在一起的。
生命化教育研究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不是跟我们生活没有关联的一种工作，当我们把它看作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其实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研究的状态里。你所见所闻、目之所及、思之所及，都会转化为一种教育的思考。某种意义上说，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教育，研究师生关系，重新去理解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各种关联。而在这种自然的研究状态里，我会随时把那些灵光一现的领悟写下来。
对教师的研究尤其是中小学教师的研究，它不是一种纯粹的、学理性的、实验性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它是与更具体的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研究的，所以需要一种转化。比如读书，不管采用什么样的组织形态，更重要的都需要一种转化——随时随地都在读，只要有时间、空间，无论身处何处。我们随时都有寻找的方式，随时会有快乐的体验，这样的生命状态是多么美妙。更重要的是，读书有助于知识的真正领悟与内化。人生很多知识要获得是很容易的，但要能真正读懂这个知识，内化为生命的理解方式是非常难的。
我后来明白，词语是有年龄的。教育的技巧与手段，也是有年龄的。我们跟学生的交往态度、方式，包括玩笑，都是有年龄的。实际上，很多知识也是与人的生命、生长关联在一起的。
这些在我年轻的时候是不相信的。所谓对年龄的理解背后，也是我们理解人的境界在提升。比如，二十多岁的老师不属于幽默，因为幽默是属于中老年的一个词语。二十多岁的老师太幽默，会显得油腔滑调、轻浮，这种智慧很容易流于“舌尖的技巧”，它并不是真正的人生体验。
我们做生命化教育基本保持三个原则：一不申报课题，二不参与评奖，三也不期望有人提供资金支持。我们把这叫“三不主义”，当然，对生命化研究如何维持，我们也有自己的思考：只要走正道，总会有贵人相助，走这条道的人一定会相互支持，也会发现脚下的路越来越宽阔。
当然，这是积极的思考，如果作消极的思考：那就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做出什么样的名堂就做出什么样的名堂。所有的工作，它不就是文化的一种背景吗？为什么要指望在自己身上完成这个时代最大的使命呢？这不是僭越吗？这不是可怕的虚荣心吗？我希望在我们身上把这些外在的东西剔除，回到本心，回归教育本真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