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铜管“冒泡”？
文 | 张听雨
一提到铜管，我们总会想到“冒泡”（德语称kicks，英语一般说crack或missing note）——这一演奏员间称呼“出错”的行话，如今也成为广大音乐爱好者津津乐道的词汇，可见人们对铜管冒泡执念之深、怨念之重。我们经常会听到音乐会散场后几个观众聚在一起“数泡”——谈论今天乐队中铜管冒了几个错音。而这样的现象真的正确吗？失误固然意味着有提高的空间，而我想很多时候也应该有条件地看待现场表演的状况。
缘何冒泡
冒泡问题已广有论述，随便一位专家都能分析出种种原因，并提出多种方法增强声音的两极音区的稳定性，不过没有人能完全避免冒泡。客观方面来说，大概包括气息的使用与控制、嘴唇力量与形态的把握。气息方面，送气不足会使声音发虚，达不到想要的音高，甚至发不出音；送气过猛会则容易把音“吹秃噜”，从而成为舞台上绚丽的烟火。机能方面自然需要演奏者通过大量的基本练习加强对易失误部分的控制。心理紧张层面的因素，则有诸多音乐心理学专著以及内心疗愈大师可以提出疏解情绪的诸多方式，自我暗示甚至服用药物都可以缓解演奏者紧张的心理。
一言以蔽之，唯有恰到好处的使用气息与唇部肌肉才可以得到出色的音准与良好的音质。这又需要结合不断的练习经验与心理因素，更多时候，什么是恰到好处恐怕只有天知道。化用一句“音乐界名谚”：铜管冒泡，上帝都可原谅（原文是“圆号”）。据说卡拉扬在排练过程中只允许两样乐器冒泡：单簧管和圆号。芝加哥交响乐团以铜管组闻名于世，他们早期的唱片甚至会刻意将铜管音量调大作为卖点。前两天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大号演奏家王海宇聊天，他谈到上学时听芝加哥传奇圆号首席克莱文杰（Dale Clevenger）上课，说过一句话：“If you’re not sure, play louder.”（如果你不够笃定，吹大声一点。）剩下的很多时候听天由命吧。的确，很多莫名其妙的“泡”确实是运气使然，有的也来自于作曲家的写作与指挥家不合适的指挥方式。
为什么铜管“冒”得突出
说到底，这是一个出错该不该被原谅的问题。为什么错音到了铜管上会显得如此令人瞩目？钢琴家鲁宾斯坦晚年不爱练琴，经常“满手错音”，以技巧精准著称的霍洛维茨的现场录音也屡有失误，似乎诟病这点的人不多。而铜管乐器因其乐器与所演奏乐曲的特点，冒泡出错尤为显著。
“冒”得突出，首先因为冒得响亮。杨立青《管弦乐配器教程》写道：“声波的谐波结构，它的共振峰范围及时间过渡性是产生某种音色特征的最重要的三个元素。”而铜管乐器又是其中“具有鲜明的起振效果，但几乎（或完全）没有经历稳态持续阶段便进入衰减过程的音响”。铜管乐器的音色在管弦乐队中最具穿透力，而作曲家在创作时也会着力使用小号、圆号辉煌的高音。因此，这样的特性决定铜管的冒泡极为引人注目。
其次，管乐在交响乐团里“一个萝卜一个坑”，基本上一个人负责演奏一个声部。很难如弦乐般，靠揉弦或跟随前排演奏家“虚拉”，因此一旦冒泡经常无从遁形。除了练习，演奏家也想了各式各样的方法避免冒泡，无论是另找一位“加倍”演奏家分担体力上的负担，还是服用缓解紧张却有风险的药物。方式方法不一而足，但绝没有百分百的灵丹妙药。
有的作品委实太难
创作与演奏总是相互促进的，经常是作曲家笔下的繁难技术推动了演奏技巧的促进。但相对而言，有的作品铜管部分写得“太难”也使许多管乐作品极容易冒泡。此外，也有历史原因。
谈到作曲家的创作对演奏家技巧的挑战，瓦格纳歌剧作品中的圆号片段是一例。其中不仅有象征齐格弗里德的圆号独奏，更有在弱力度中保持连奏持续滑动的《莱茵的黄金》。这些作曲家的创作某种程度也推动了铜管乐器技术的发展。作曲家陈其钢在创作小号协奏曲《万年欢》时向小号演奏家陈光请教了小号容易演奏、很难演奏、不可奏的技法，最后作品中使用的基本都是很难演奏的技法。观察演奏家创作的作品，则有一些充满炫技但实际上不那么容易失误的段落，如大号演奏家、作曲家伦纳德·桑帕利（Ronald Szentpali）创作的大号独奏作品有着十分华丽的技术，但演奏起来却比一些同难度作品更不容易失误。
历史原因则主要是来自乐器制造的革新，许多经典作品演出时使用的“时代乐器”今日已由新乐器演奏，而乐器特性的变化使得演奏原来的技巧更为困难。例如拉威尔《波莱罗》的长号独奏，“引无数英雄尽折腰”，网上能找到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柏林爱乐乐团这样的顶级长号首席冒大泡的录像。这是由于拉威尔写作时是在酒吧受到爵士长号的启发得来的配器灵感，而当时爵士长号使用的细管长号较之今日乐谱标记的次中音长号演奏高音容易不少。柏辽兹《幻想交响曲》中的大号片段高音到了小字一组降B，这对大号来说是极难演奏准确的音区。实际上柏辽兹是写给奥菲克莱德号（ophicleide）演奏的，这种乐器的音域高大号一个八度，自然吹来轻松。柏林爱乐乐团大号现任首席亚历山大（Alexander von Puttkamer）甚至在与乐团的合约里签订不在音乐会上演奏这部分的高音。巴托克《乐队协奏曲》四乐章谐谑曲中低音长号B-F的滑音在现代低音长号上无法演奏，那是因为当时演奏使用的是双拉管低音长号，如今乐团基本看不到这件乐器的身影。
冒泡背后的音乐性
铜管冒泡背后的原因诸多，然而这并非应该原谅铜管冒泡的原因。最重要的因素，我以为是冒泡背后音乐性表达的可能。
前两天芬兰歌剧院的终身小号演奏家郭翔回国，和他聊天间发现一些西方音乐界对待冒泡的不同看法，许多指挥、演奏者与听众似乎不是那么在意一位演奏家冒了几个泡，而是更关注这背后他们的音乐性。
科托
这让我想起“法国肖邦”的经典诠释者，钢琴家科托（Alfred Denis Cortot）的演奏，他的演奏错音一大把，而这却并不妨碍我们欣赏他诗意的音乐处理。当一位演奏家全神贯注投入音乐，为了充分表达一条乐句时，经常需要触碰危险的极限。而为了音乐的充分略损失一些准确性，许多人认为这代价是值得的，这也正是现场演奏的魅力所在。
网上可以找到西蒙·拉特指挥启蒙时代管弦乐团演出瓦格纳《莱茵的黄金》的录像，里面圆号演奏家在开头冒了个泡，而此时拉特只是微微一笑，并用左手示意圆号加强稳定性。“微微一笑，继续投入到下一段音乐”也是许多欧洲音乐家、听众对待冒泡的态度。
当然，买了票的观众、付了钱的演出方等自然可以对演出的瑕疵提出批评和质疑。有一些冒泡确实是由于演奏者不认真练习造成的疏漏，长此以往甚至会患上“冒泡后遗症”。但在认真练习准备之余，铜管绝不应只是“认命”，它应受到更多合理的看待。这绝非为铜管的冒泡找借口，而是希望藉此使一些听者越过“挑错”的状态，换一种眼光看待这种现象。
写作本文时恰好看到柏林爱乐前小号首席加博尔·塔科维(Gábor Tarkövi)的访谈录在某公众号刊出，其中一段深深触动了我：“不幸的是，小号的声音直接传递给听众。如果你吹得不好，出现破绽，没有人愿意听这些音符。甚至洗衣妇都会因此而休克在音乐厅外。但是你还得与之和平共处，尽快忘记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你得想：我们都是人。没有人会被你吓死，因为我们不是外科医生，不是心脏病医生。然后，你回家，失眠了。第二天，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