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中医千年抗疫的家国情怀

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交叠着与疫病作斗争的顽强不屈与生生之力,贯穿着中医人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从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以救危厄,到宋金元医家秉儒医之情怀抗疫救民,明清温病医家在抗疫中推进中医疫病理论体系的完善,再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医人的奋斗一直没有停歇!在第四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从抗疫大考中感悟中华文化的力量,体会中医一脉相承的大医精诚精神内核。

在中国古代,中医抗疫的三次高峰也是中医学术发展、名家辈出的高峰时期,其背后更是一代代中医人为国为民的担当与付出。中医的抗疫历史贯穿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变的是疫情种类,不变的是中医历久弥坚的家国情怀。

医圣张仲景 伤横夭之莫救而著《伤寒论》

东汉末年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医抗疫的第一次高峰。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医家就是被后世尊称为“医圣”的张仲景。他行医游历各地,眼见百姓所受疫病之苦,促使他痛下决心,潜心钻研,著成《伤寒杂病论》,不但救人无数,也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
《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饱含了张仲景为国为民责无旁贷的家国情怀。
在忧国的层面,他写道:“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他奇怪那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竟然都不重视医药,只是致力于追求名利,重视那些次要的身外之物,轻视养生的根本之道,使自己外表华贵而身体憔悴,令人叹惋。
在悲家的层面,他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他自述自己同宗同族的人口本来很多,但不到十年,死亡的人有三分之二,而死于伤寒的要占其中十分之七。他不仅为过去宗族的衰落和人口的衰减而感慨,更为染疾之人不能被疗救而悲伤,于是勤研古训,广搜医方,遍览医书,结合临证体会,著成《伤寒杂病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千余年之后,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抗疫中被人们熟知的“清肺排毒汤”,就来源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经典名方。

宋金元儒医 开启中医抗疫“高光时刻”

宋金元时期是中医抗疫的第二次高峰。这一时期依然战乱频繁,百姓生活贫困不堪,疫病流行。宋代是伤寒学说积累发展的关键时期,主要有三种力量推动构筑起更加完善的伤寒学体系:倡导“经方”的文人墨客、分科实践的专业医家和惯寻验方的基层民众,也分别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医的三种特性:文化性、多元性和草根性。三者殊途同归,合力前行,为金元四大家的诞生奠定基础。
宋朝帝王对中医关注程度之高,史所罕见,仅北宋的皇帝中至少有五位熟悉医学,宋太祖和宋太宗更是“行家里手”。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医一贯倡导的“天人合一”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这一时期的中医学说与儒家思想交融,抗疫史被打上了深具儒家特色的“家国同构”烙印,并出现了中医的特殊群体——儒医。《宋会要辑稿》对儒医作了精要介绍:“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儒医的兴盛也让两宋成为中医古代抗疫史上的“高光时刻”。
据《宋会要辑稿·恤灾篇》记载,乾道元年(1165年)抗疾中提及两浙(即宋代两浙路,辖今江苏省长江以南及浙江省全境)“疫气传染”时,朝廷命“翰林院差医官八员,遍诣临安府城内外,每日巡门体问看诊,随证用药”,“在外州军亦依此法,州委驻泊医官,县镇选差善医之人,多方救治”。没有常驻医官的县镇,官府还会选择“善医之人”进行多方救治,以补充民间医疗人员的匮乏。宋代的诸多文献对抗疫的记载都从侧面说明,中医抗疫已经从之前的民间自发行为,转变为从上至下的官方行为,家国情怀又一次得到升华。
儒医的代表之一、北宋文学家苏轼,不仅学识渊博,而且热心医事。在其几次被贬南方期间,多遇时疫,他凭借着丰富的防疫经验和有效的治疫措施,屡救万民于危难之中。如疫前积极推广药方,注重饮水卫生,防患于未然;疫时将亲历所见如实上报,请求朝廷援助,同时设置病坊开展自救,并借助僧人力量筹集募捐协助抗疫;疫后恳请朝廷蠲免赋税,恢复民生,并请求问责治疫不力者,整肃官风。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从医之前跟随许白云学习程朱理学,也打下了深厚的儒医烙印。他的传世著作《丹溪心法》序言中,也有“上可以辅圣主拯世之心,下可以见儒者仁民之效,而医不失职矣”的描述,为国为家的初心可见一斑。

明清温病医家 医之大者 为民为国

明清时期是中医古代抗疫的第三次高峰。这一时期的天花、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在全世界流行。清朝近300年的历史,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与瘟疫博弈。据《清史稿》记载,清朝出现疫病的年份有134年。这一时期,温病学理论与临证经验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明末清初的江苏医家吴又可结合抗疫感悟写下《温疫论》,认为疫病由戾气引起,能从口鼻而入,并明确提出“客邪贵乎早逐”,强调疫病重在预防。看过电影《大明劫》的观众,对吴又可的故事更不会陌生。明朝末年,瘟疫流行,十室九空,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吴又可胸怀家国,临危受命,强烈的责任感让他大胆地对《伤寒论》提出质疑,运用自己独到的见解创出新的治疫方法,挽救数万明军将士。
清代江苏名医叶天士在温病一门独具慧眼,擅长治疗时疫和痧痘等高致病流行性传染病。由叶天士口述、其弟子顾景文执笔著录的《温热论》,提出了温病卫气营血辨证体系及论治纲领,成为温病学说的奠基性著作。叶天士不但医道高明,而且医德也很高尚,他经常无私地救助贫困患者,留下“插柳治病”等佳话。叶天士以其“立德、立功、立言”的为医最高境界而深受世人景仰。
清代与叶天士并称为“温病四大家”的另外三位医家——吴鞠通、薛雪、王孟英,对温病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贡献,四位大家的另一共同之处是兼具深厚的家国情怀,无愧苍生大医也。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京都大疫流行,吴鞠通因抗疫有功而名声大振。他撰写的《温病条辨》提出温病的三焦辨证学说,对温病学体系贡献很大。吴鞠通一生钻研医学,救世于民,还乡后还在西坝杨家码头开了“问心堂”药铺,坐堂济世。薛雪经常无偿为患者分发药物,直到耄耋之年还常出诊,一方面说明患者信任他、需要他,另一方面是他以治病救人为乐,对他而言,有病不治,于心为不忍,于情为痛苦。王孟英对温病学说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遇瘟疫危疾,毫不畏惧,竭力图治。时任婺州盐务总管周光远曾深有感触地说:“孟英学识过人,热肠独具。凡遇危险之候,从不轻弃,最肯出心任怨以图之。”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肆虐,中西医协同攻关、优势互补,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彰显了“中国智慧”。在第四个医师节到来之际,希望所有中医人继续弘扬抗疫精神,厚植家国情怀,护佑华夏儿女安康!
文|本报通讯员杨璞
编辑|徐婧
审核|白晓芸 黄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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