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佛像出土———破解尘封千年的历史之谜(下)

千年佛像出土———破解尘封千年的历史之谜(下)

1、佛教思想传播中心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历史风云变幻,激起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碰撞、互动与流转。 
  曹魏取代汉室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摒弃一切不合儒教的思潮,包括佛教在内,也严加限制,其目的是防止佛教“蛊惑百姓”,对曹氏政权产生威胁。 
  三国鼎立的另一个霸主孙权,则是以开明君主的姿态敞开胸襟,对各种思潮兼容并蓄,对佛教文化推崇和包容,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小环境。 
  东吴立国之初,为避北方乱世,无论是从西域来的佛徒、译经者,还是汉人中的大德之士,纷纷逃往江南。正如《高僧传》卷一中云:“值灵帝之末,关洛扰乱,乃振锡江南。”如此一来,当时的武昌便成了各种思潮、学派的汇聚地,无疑为佛教这个“外来之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环境。 
  最早来武昌传播佛教的是祖籍月氏的居士支谦。孙权听说支谦博学多才,召见了他,向他提出了一些佛经中深奥的哲理,他都应机释难,无疑不析。孙权很是高兴,将他聘为博士,辅导当时只有10多岁的东宫太子孙登。有了这个身份,为他翻译佛经、传播佛教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黄武三年(公元224年),印度僧人维祗难和竺将炎一同来到武昌(如图),进行译经和传教等佛事活动。在支谦的协助下,翻译出《法句经》,这本通俗的佛教基本读物,为佛教传播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谈到佛教的传播,不能忘记佛教中国化的先驱者之一慧远。太元六年(公元381年),慧远从荆州沿江东下,到了武昌,后在吴王避暑宫旧址上建起了灵泉寺,成为净土宗的发祥之地。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鄂州一时成为中国佛教传播的中心,也成为众多佛教徒心中向往的理想圣境。 
  2、佛教文化弘扬光大 
  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说:“一个考古文物的重大发现,不在于发现了什么金银玉器,而在于这个发现能够改变我们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看法,这才是重大发现。” 
  拂去湮没在漫长历史中的尘埃,鄂州青瓷、青铜佛像的惊世再现,如同找到了一把解开三国六朝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之谜的钥匙。 
  揭秘之一:孙权对佛教在中国的保护和传承,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正是由于他胸怀宽广、网罗名士、励精图治,才在曹魏政权独尊儒术、排斥异教之时,吸纳了佛教,发展了佛教文化,并在武昌地区迅速传播开来。 
  揭秘之二:一些关于武昌佛教传播的史籍,得到了强有力的实物证明。光绪十一年编修的《武昌县志》记载:“昌乐院,在县南六里,汉建安二十五年孙权作,寺有二浮屠,东有戴渊记,西为谢尚立石……”《佛祖统记》也有类似记载:“黄初元年,吴主孙权于武昌建昌乐寺。”此外,鄂州还建有惠宝寺、宝宁院等。过去由于在正史中很难找到佛教早期在江南地区活动的踪迹,往往容易被人怀疑和否定,鄂州出土了这些同时代的佛像,各种疑问也就自然消散。 
  揭秘之三:鄂州出土的佛像,充分说明佛教文化已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流行文化。鄂州这些年陆续出土了10余件青瓷、青铜佛像,这些不是单一的佛祖塑像,而是附着在日常生活用品上,如镜子、酒樽等器物上。可见,当时佛教文化在贵族阶层中已相当普及和流行了。 
  揭秘之四:鄂州佛教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湖北佛教史中,有“鄂州译经,襄阳奠基,荆州弘扬,玉泉立宗,禅起蕲黄”之说。在中国佛教史,记载有“吴代的译经,开始于武昌,大盛于建业”的文字。不仅如此,鄂州的佛教文化还流传到日本,笔者在《神兽铜镜,珍藏中日古代文化交流密码》一文中,就论证了日本带有佛像的铜镜,也是东吴旅日工匠制作的。 
  揭开了这一系列的谜团,当你再度进入鄂州博物馆,或登临西山,走近古灵泉寺时,更是多了些许敬仰与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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