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鄂州的“不举子”事例说明当时政府对人民的残酷剥削

宋代鄂州的“不举子”事例说明当时政府对人民的残酷剥削

先看看一般说不举子的兄弟搬出来的资料,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说:荆湖北路(今湖北一带),“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2]东坡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县),见“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东坡志林》

资料有很多就不列举,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了,读历史最重要的就是批判性思维了,没有批判性思维就真只是在看历史了,从这些资料中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不举子的例子大多在湖北湖南浙江附近,说明了不举子并不是一个全国性的,这里就有人说了不举子是因为宋代赋税重的原因,其实只对了一点点,我就分享下我对不举子现象的理解。

不举子有个前提,先看这段材料《麈史·风俗》谓,在一般情况下,“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类似的材料有很多,反正大前提是不举子之前肯定有孩子的,而且一般3个左右。好,最重要的来了,为什么其他朝代生7-8个都没有问题宋代就生3个就开始不举子了唉,解释来了。首先宋代赋税杂,各种乱七八糟的都交税所以税比较重最tm不人道的就是居然婴儿也交税,这就是不举子产生的原因之一了,因为婴儿要交税所以不想要多了孩子,不想要多了孩子就要除掉。所以差不多3个最好了。然后就有人开始说宋代人民苦不堪言了,我觉得这里需要打住。试问下,生8个孩子的家庭能存活多少个唉?为什么他们生这么多孩子,反正都不上税随便生,养不养的活无所谓,比如我们上一辈,我妈那一辈10个孩子嘛,活了6个。宋代就不一样了,宋代孩子要上税啊,不能像其他朝代一样皮啊,生3个小心养可能还能活3个。所以在老百姓苦不苦这方面,我觉得应该看看宋代小孩和其他朝代小孩存活率。

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说:荆湖北路(今湖北一带),“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东坡被贬黄州,见“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东坡志林》。

朱熹父亲朱松在《韦斋集·戒杀子文》中说:在江西婺源,老百姓“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福建一带杀溺幼婴的风俗最盛。朱松在福建为官时看到,“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

王得臣在《麈史·风俗》中说,“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据《道山清话》载,宋神宗、哲宗时的宰执大臣章惇,家在建州浦城,“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敕止。”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载,江南东路(今江苏),“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今安徽)为基,江宁(今南京)次之,饶、信(今江西)又次之。”而两浙路(今浙江)一些地方杀婴之风也很严重,“衢、严(今浙江)之间,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举(生子即杀)。”

从史料归纳,宋代东南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溺杀婴儿的现象已相当普遍。“宋朝官府不但承继了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敛民新法,其中比夏税高数倍的丁赋成为民众最沉重负担。所有因大量交不起税而杀子。

《淳熙三山志》卷十记载,三山地区(今福州)“咸平初,夏税及身丁钱总二万九千七百有余,大中祥符四年,诏放身丁钱,独夏税七千六十九贯有奇”。宋朝老百姓上交身丁钱竟然比夏税高三倍之多。怪不得老百姓杀子。

蔡襄《端明集》卷二六谈到,“泉州、漳州、兴化军,人户每年输纳身丁米七斗五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说,南宋初期,荆湖南路(今湖南一带)“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朱熹《朱子语类》中也说到,两浙地区“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可见宋代各色人头税花样百出,老百姓沉重不堪。

《生生四谛》∶江南东路的太平州,“民生子必纳添丁钱,岁额百万,民贫无以输官,故生子皆溺死”。连宋朝皇帝都承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民为身丁钱,至生子即杀”。

宋朝人范成大说:“处州丁钱太重,遂有杀子之风。”根据《宋会要辑稿·食货》的记载说:“湖州丁绢最重,至生子即杀。宋朝人赵善燎的《自警篇·济人》记载说:浙民岁输身丁钱绢,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

可以说宋朝统治者残酷的人头税压榨,是民众生子即杀的主要原因。当时一些士大夫曾加以严厉斥责,“东南杀子之俗伤绝人理”(《宋史·范如圭传》),要求政府严刑禁止。官府确也采取多种措施,企图加以制止,但生子即杀的风俗并不见好转,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还愈演愈烈。宋朝统治者一方面立法想制止这一风俗,一方面又以超强剥削法推动这一风俗,连宋朝皇帝都承认,民为身丁钱,至生子即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二),但宋朝统治者根本不会有改变这一赋税结构,来“救救孩子”的念头。这真是好人坏人全当了。

林勋说“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蔡勘称:“赋敛烦重,可谓数倍于古矣”。汪见辰则说:“古今财赋所入,名色猬众,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宋朝朱熹说:古之刻剥之法,本朝(宋朝)皆备。这些人都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宋朝皇帝官员死命压榨老百姓的事实。宋太宗朝大臣张咏在《愍农》中写到:“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为朱熹的话提供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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