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人物的合传及其做法

合传这种体裁，在传记中最为良好。因为他是把历史性质相同的人物，或者互有关系的人物，聚在一处，加以说明，比较单独叙述一人，更能表示历史真相。欧洲方面，最有名最古的这类著作要算布鲁达奇的《英雄传》了。全书都是两人合传，每传以一个希腊人与一个罗马人对照，彼此各得其半。这部书的组织虽然有些地方勉强比对不免呆板，但以比对论列之故，一面可以发挥本国人的长处，亦可以针砭本国人的短处。两两对照，无主无宾，因此叙述上批评上亦比较公平。中国方面，《史记》中就有许多合传，翻开目录细看，可以看出不少的特别意味。《史记》以后，各史中虽亦多有合传，究竟嫌独立的传太多了。若认真归并起来，可以将篇目减少一半或三分之一。果然如此，一定更容易读，更能唤起兴味。合传这种方法，应用得再进步的，要算清代下列的几家：

（一）邵廷采（念鲁） 邵氏的《思复堂文集》，虽以文集名书，然其中十之七八都是历史著作。论其篇幅，并不算多；但每篇可以代表一种意义。其中合传自然不止一人，专传亦包括许多人物。如《王门弟子传》《刘门弟子传》《姚江书院传》《明遗民所知传》等篇，体裁均极其优美。全书虽属散篇，然隐约中自有组织，而且一篇篇都作得很精练，可以作我们的模范。

（二）章学诚（实斋） 章氏的《湖北通志检存稿》，三十余篇传都是合传，每传人数自二人以至百余人不等，皆以其人性质的异同为分合的标准，皆以一个事迹的集团为叙述的中心。读其传者，同时可知各个人的历史及一事件的始末，有如同时读了纪传体及纪事本末体。虽其所叙只湖北一省的事情，而且只记湖北在正史中无传的人物，范围诚然很窄；但是此种体裁可以应用到一时代的历史上去，亦可应用到全国的历史上去。

（三）魏源（默深） 魏氏的《元史新编》，十几年前才刻出来。这部书是对于“二十四史”的《元史》不满意而作。“二十四史”中，《元史》最坏，想改作的人很多。已成书的，柯劭忞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与魏书合而为三。魏书和柯书屠书比较，内容优劣如何，我不是《元史》学专家，不敢妄下断语。但其体裁，实不失为革命的。书中列传标目很少：在武臣方面，合平西域功臣为一篇，平宋功臣为第二篇，……又把武功分为几个段落。同在某段落立功者合为一传。文臣方面，合开国宰相一篇，中叶宰相一篇，末叶宰相一篇，某时代的谏官一篇，历法同治河的官又是一篇。又把文治分为几个时代或几个种类，同在某时代服官者，或同对于某样事业有贡献者，各各合为一传。全书列传不过二三十篇，皆以事的性质归类。每篇之首，都有总序，与平常作传先说名号籍贯者不同，我们看总序，不待细读全篇，先已得个大概。例如每个大战役，内中有多少次小战，每战形势如何，谁为其中主人，开头便讲，然后分别说到各人名下。像这种作法，虽是纪传体的编制，却兼有纪事本末体的精神。所传的人的位置及价值亦都容易看出。

我们常说“二十四史”有改造的必要，如果真要改造，据我看来最好用合传的体裁，而且用魏源的《元史新编》那体裁。当初郑樵作《通志》的时候，原想改造“十七史”，这种勇气很好；即以内容而论，志的部分亦都作得不错；可惜传的部分实在作得不高明，不过把正史列传各抄一过而已。读《通志》的人大都不看传，因为《通志》的传根本就和各史原文没有什么异同。改造“二十四史”，别的方法固然很多，在列传方面只须用魏书体裁，就可耳目一新，看的时候，清楚许多，激发许多。让一步讲，我们纵不说改造“二十四史”的话，即是做人物的专史，终不能不作传。做单传固然可以，不过可合则合，效果更大。

合传的性质，各人的分类不同。依我看来，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超群绝伦的伟大人物，两下有比较者，可作合传。第二类，代表社会一部分现象的普通人物，许多人性质相近者，可作合传，以下根据这两类分别细讲：

（一）人物或二人或二人以上可以作篇合传，又可分为四小类：

（1）同时的人，事业性质相同或相反，可合者合之。例如王安石与司马光时代相同，事业相同，两人代表两派，凡读《王安石传》时不能不参考《司马光传》；与其分为两篇，对于时代的背景要重复的讲了又讲，对于政治的主张有时又不免有所轩轾；何如合为一篇，可以省事，而且搜求事迹亦较公平。再如朱熹与陆九渊，时代相同，性质不同，代表的方面亦相反，作了《朱传》再作《陆传》，一定要犯上面所说的重复和偏见两种毛病，合在一起，就不至于恭维这个，瞧不起那个了。又如曾国藩与胡林翼，时代相同，事实亦始终合作，单作《曾传》非讲胡不可，单做《胡传》非讲曾不可，两人地位相等，不能以曾附胡，亦不能以胡附曾，应该合为一传，平均叙述。更加李白与杜甫，虽未合作，亦非相反；然同时代，可以代表唐时文学的主要部分；讲李时连带说杜，讲杜时连带说李，两下陪衬起来，格外的圆满周到。假使把他们分开，就不免有拖沓割裂的痕迹了。

（2）不同时代的人，事业相同，性质相同，应该合传。例如汉武帝与唐太宗，时代不同，而所作的多是对外事业，汉族威德的发扬光大，两人都有功劳；合为一传，可以得比较其在中国文化上的位置及价值，愈见明了。再如曹操与刘裕，时代不同，性质大部分相同；都在大乱之后，崛起草泽，惟皆未能统一中国，遂令后世史家予以不好的批评；若把他们两人合在一起，可以省许多笔墨，而行文自见精彩，加判断的时候亦比较的容易公平。又如项羽、李密、陈友谅，时代不同，事业大致相同，都是遭遇强敌，遂致失败；这种失败的英雄可以供我们凭吊的地方很多，合在一块作传，情形倍觉可怜。更如苻坚、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金世宗、清圣祖，时代不同，事业相同，都是以外国入主中国，努力设法与汉人同化；合为一传，可以看出这种新民族同化到中国的情形；全部历史上因为有这几个人，变迁很大。

（3）专在局部方面，或同时，或先后，同作一种工作，这类人应当合传。例如刘知几、郑樵、章学诚都在中国历史哲学上有极大的贡献；史学观念的变迁和发明皆与他们有密切关系。三人合在一块作传，可以看出渊源的脉络：前人的意见，后人如何发挥；前人的错误，后人如何改正，中国历史哲学就容易叙述清楚了。又如鸠摩罗什与玄奘，都是翻译佛经事业的，伟大相若；两个人代表两大宗派，一个是三论宗的健将，一个是法相宗的嫡传；做他们两人的合传，可以说明印度佛教宗派的大势力，中国译经事业的情形。又如公孙述、刘备、李雄、王建、孟知祥都在四川割据称雄，只能保守，不能进取；把他们几人合传，可以看出四川在中国的地位。前人常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个原则，古代如此，直至民国仍然没有打破。更如陈东与张溥，都是代表一种团体活动的人，两个性质相同，陈为大学生，张为秀才，一个连合学生干政，一个运动组织民党；把他们两人合传，可以看出地位不高而事业伟大的中国青年，在历史活动的成绩及所以活动的原因。

（4）本国人与外国人性质相同，事业相同，可以作合传。要作这种传，不单要研究国学，外史知识亦须丰富。两两比较，可以发挥长处，补助短处。例如孔子与苏格拉底，两个都是哲学家，一个是中国的圣人，一个是希腊的圣人，都讲人伦道德，两人合为一传，可以比较出东西所有人生问题的异同及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再如墨翟与耶稣，两个都是宗教家，一个生当战国，一个生于犹太，都讲博爱和平崇俭信天；合在一块作传，可以看出耶墨两家异同，并可以研究一盛一衰的原故。又如屈原与荷马，两个都是文学家，一个是东方的文豪，一个是西方的诗圣，事迹都不十分明了。各人都有几种传说的，把他们合在一起，可以看出古代文学发达的次序，及许多作品附会到一人名下的情形。更如清圣祖、俄大彼得、法路易十四都是大政治家，三人时代相同，性质相同，彼此都有交涉；彼得、路易的国书，清故宫尚有保存；替他们合作一传，可以代表当时全世界的政治状况，并可以看出这种雄才大略的君主对内对外的方略。

（二）代表社会一部分现象的普通人物 和第一类相反，前者是英俊挺拔的个人，后者是群龙无首的许多人。正史中的儒林、文苑、游侠、刺客、循吏、独行等列传，就为他们而立。他们在历史上关系的重要，不下于伟大人物。作这种合传，是专写某团体或某阶级的情状；其所注意之点，不在个人的事业而在社会的趋势；需要立传与否，因时代而不同。《史记》有《游侠传》，因为秦汉之交，朱家郭解一流人物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势力，不可忽视。《后汉书》有《党锢传》，因为东汉时候，党锢为含有社会性的活动，直接影响到政治。《后汉书》又有《独行传》，因为当时个人的高世杰出之行，社会上极其佩服，养成一种风气。《宋史》有《道学传》，因为宋代理学发达，为当时一种特殊现象，于社会方面影响极大。这类人物含有社会性，其中亦有领袖行为举止颇多值得注意的地方，然不及全部活动之重要。单注意领袖，不注意二三等角色，看不出力量，看不出关系，非有群龙无首的合传不可。我们万勿以人物不大，事情不多，一个个分开看，无足轻重，便认定其活动为无意义，值不得占篇幅。须知一个人虽无意义，人多则意义自出；少数的活动效果虽微，全体的活动效果极大。譬如《后汉书·党锢传》，要把个人的动作聚合加上，然后全部精神可以表出。单看范滂、张俭所争，都是硁硁小节；然党锢共同精神，就在这硁硁小节里边。我们若只是发空论，唱高调，一定表现此中真相不出来的。真讲究作文化史，这类普通人物的事实，比伟大人物的动作意味还要深长。二十四史中，这类合传尚嫌其少，应当加以扩充。又可分为五项：

（1）凡学术上，宗教上，艺术上，成一完派者，应当作为合传。例如《姚江王门弟子传》《蕺山刘门弟子传》，邵念鲁所著，作得很好，两家学风可以看出。《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亦皆如此。前者分派多，归并少，后者反是。比较起来，还是《明儒学案》好些（因一是单篇，一是专著之故）。李穆堂的《陆子学谱》亦用合传体裁。陆门一传再传弟子的关系，都在里面看得很了然，研究亦很方便。再如法相宗、天台宗、禅宗，在佛教史中不必多作，只要几篇好的合传，便就够了。又如南宗画派院体画派，自明以来，分据画界领域；把一派中重要人物聚集起来，为作一篇合传，并不费事，而研究近代绘画的人，很容易得一种概念。

（2）凡一种团体，于时代有重大关系者，应当为作合传。例如宋代的元祐庆元党案，不管他有无具体组织，亦不管他是好是坏，但是当时士大夫都欢喜标立门户，互相排挤，至其甚则造作党籍以相陷；但凡他们气味相投的都可以作为合传，以观其是非得失。再如明代的东林、复社、昆宣阉党，有的系自立名号，有的敌党所加，各因其类，结为团体，以相攻击，于是宇内骚然，大狱惨动；最好一党作篇合传，以观其政治上影响，并可以考见明亡的原因。又如近代的戊戌维新党、国民党、共产党，其发生虽或先或后，历史虽或久或暂，组织虽或疏或密，然对于政治方面各有主张，各有活动；应该把他们的分子作几篇合传，以说明他们的真相，判断他们的功罪，推求他们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影响。

（3）不标名号，不见组织，纯为当时风气所鼓荡，无形之中，演成一种团体活动，这类人亦应当为作合传。例如晋代的清谈，没有党，没有系，更没有本部支部，但是风气所尚，都喜欢摇尘尾，发俊语；为他们作一篇合传，不特可以看出当时思想的趋势，并可以看出社会一般的情形。再如宋代的道学，虽没有标出任何团体，然而派别很多，人人都喜欢讲点理气性命的话；合起来作篇传，比《宋元学案》稍略，比《宋史·道学传》稍详，以看他们的主张及传授，那就好了。又如明末遗民反抗满洲，虽没有团体，但确为时代精神所寄；单看张煌言、顾炎武等，还看不出全部的民族思想、社会潮流；把大大小小许多人，都合起来作传，他们这种活动的意义及价值立刻就可以看出来了。

（4）某种阶级或某种阀阅，在社会上极占势力者，应当为作合传。例如六朝的门第，俨然是一种阶级，南朝的王、谢、郗、庾，北朝的崔、卢、李、郑，代代俱掌握政权，若从《南北史》中把他们这几人各作一篇合传，可知其势力之伟大；所有重要活动，全是这几人作的；但是单看《王导传》《谢安传》，很不容易看出来。再如唐朝的藩镇，为一代盛衰的根源，单看安禄山、史思明的列传，看不出有多少关系，若把大大小小的藩镇都合起来，说明他们的兴亡始末，可以看出在常时专横的情形，于后世影响的重大。又如晚明流寇，骚动全国，明朝天下就断送在他们手里；单看张献忠、李自成的列传，还未能看出民间惨苦的全部；把所有流寇都聚集起来，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凶暴刻毒，并可以看出社会上所受他们的摧残蹂躏，有些地方真能够使我们看了流泪。

（5）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生活，如有资料，应当搜集起来，为作合传。例如藏书家及印书家，单指一人，不能说有多少影响；若把一代（如清代）的藏书家印书家作合传，可以知道当时书籍的聚散离合；一代文化的发达与衰谢，亦可以看出一斑；这和学术上的关系极为重大。再如淮扬盐商，广东十三行，都是一时的商业中心，可惜资料不易得了；若由口碑及笔记搜集起来，作为合传，可以看出这部分的经济状况，及国内外商业的变迁。又如妓女及戏子，向来人看不起；但是他们与政治上社会上具有很大的关系；明末妓女中的柳如是、陈圆圆、顾横波都是历史上极好的配角；清末戏子中的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都是受社会的欢迎；为他们作篇合传，不特值得而且应该。有许多地方，须靠他们来点缀、说明。

上面第一第二两类人物，一类之中分为几个小类，每一小类举三四个例来，取便说明，并不是说应该作传的人物完全在此，我的意思是说，伟大人物单独作传，固然可以，但不如两两比较，容易公平，而且效果更大。要说明位置价值及关系，亦较简切省事。至于普通人物，多数的活动，其意味极其深长，有时比伟大还重要些，千万不要看轻他们。没有他们，我们看不出社会的真相，看不出风俗的由来。合传这种体裁，大概情形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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