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瓜斋：小酒村的故事（完结）
小酒村的故事每一天都在鸡零狗碎中继续，而我却将要搬离这里。我在这条巷子的这间屋子里住了将近四年，结识了不少善良勤劳的人们。对于我的将要搬离，他们或许会有点不舍，就像我对他们一样。
对了，我就是小C。在最后这一篇故事里，除了依然沿用之前的化名，我将放弃使用笨拙得掉渣的小说笔法，怎么轻松怎么写。
干女儿一大家子依然在经营着那家不大不小的超市。虽然转让的信息在网上挂了差不多三年，但不幸的是，几乎无人问津。去年夏天，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主顾，对店面感兴趣，要亲自上门考察。小雨和阿宗提前拜托了包括我妈在内的几个街坊，担任临时演员，在那个上午分批过来采购。可能是大妈们的演技太过生硬，来者看完一上午就杳无音信了。
干女儿家说，这年头生意不好做啊，附近的几个高考美术培训班纷纷衰落，学生一少，超市的生意自然也就跟着蔫了。这是他们自己的解读。如果按照街坊们的理解，生意不景气乃是因为他们家一来物品不够平价，二来环境不够整洁。毕竟，这条街大大小小的超市不下五家，都经营得挺有声色的。
生意虽不算如意，但一点儿也没影响干女儿他们家族的繁衍。在这四年中，干女儿已从襁褓中的小婴儿长到了三岁半。今年秋天，她妈妈给她生了个弟弟。她舅舅的儿子现在也会走路了，而她的舅妈马上要再度临盆。这一家子人丁不断壮大，吃穿用度一应出自超市的收入。这个超市看似除了水果蔬菜什么都卖，但主要的经济支柱是水、饮料和香烟。偶尔，阿宗也外出跑个滴滴，干两三个月就歇一阵，据他丈母娘说，收入相当可观。
干女儿一家的生活，是一种我无法用语言精确描述的状态。他们好像没有明确的追求，也没有特别的欲求，活着就是把饭一顿顿地吃（吃的挺不凑合），日子一天天地过，孩子一个个地生。有时我想，他们的这种状态，其实可能已经达到了人类在某个阶段的终极理想。
把镜头拉回到我住的这条小巷。
清洁工阿芳还是一如既往地每天忙碌，早上五点上班，七点回家，准备早餐，叫醒儿子，送儿子上学，完后又去上班。十一点半下班，买菜做饭，等儿子回家午餐。下午大概五点多回家，装上热好的包子，送到儿子的课后辅导班，再回来做晚饭。一周只休息周四一天，但这一天她往往也不闲着，一般会去附近谁家做做钟点工。
每次碰到芳姐，她总是笑脸相迎，略微黝黑的脸面，真诚的笑容，和善的眼神，给人感觉这是一个善待生活的人儿。每晚六点半左右，我们正吃晚饭的时间，常会听到楼下响起芳姐威猛震天的两声“啊求——！”我知道，她又在炒菜了。大概在油锅爆香的第三秒，芳姐一定不辞辛劳地从她的矮房里钻出来，在小院中央爽爽地打响两个喷嚏。我有时会不禁放下碗筷，为她响亮的喷嚏击节称赞。
周六日的下午，芳姐继续上班，但她的儿子不用补习，于是楼下就洋溢着这个小孩的各种喊叫声。先是呼朋唤友，同龄人如果不回应，他就扯着嗓子从巷口喊到巷尾。邻居们不耐，常厉声呵止。然而没毛用，这小孩跟复读机似的，不停地重复喊一句话——“xx，下来跟我玩！”待终于邀到了一两个同伴，他就带领着伙伴在短短的巷子里发足狂奔。别的小孩基本上只发出奔跑的脚步声，而芳姐的儿子则边跑边喊，精力丰沛得令人发指。
到了周末的饭点，常能听到他的哭闹声，有时边哭喊边夺门而出，似乎要向整条巷子控诉他的不平。我唯一一次听清他哭喊的内容，大概是，“你说话不算话！你这个大骗子！我要离家出走，再也不回来了！”
我楼下的小娟说，阿芳这儿子啊可刁了，每天都指定下一餐必须吃什么菜，要是不合意就生气哭闹。而且，身上每天都得揣个十多块钱，放了学要买饮料、零食和玩具。瓜瓜君评曰：这是典型的穷人家的“富二代”嘛！我们见不得这样的小孩，有一次，逮着他言语无礼的机会，当面批评了几句。后来，这小子一见到我们下楼，就立刻躲得远远的。
小吴基本上还是每天晚上带着儿子出来捡废品。
我第一次邂逅这对母子时，是在晚上八点多。之后，我连续几个晚上都在同一时间下楼，却再没碰到他们。我去跟干女儿一家打听，都说见过这对母子，但谁也说不准他们过来这边的时间。于是，我试着沿街去找他们，终于在正街的一个路口，又看到了那个掮着一只巨大塑料袋的瘦削身影。身边是一个小小孩儿。
我赶上前把他们叫住，问可不可以到我家楼下，我给他们拿些废纸下来。女子怔了一下，但很快就信任了我。往家走的这一路，我询问了她的姓氏，并简单作了自我介绍。小男孩一手拉着妈妈，一手拉着我，像一个小天使。温暖的小手上，包裹着一层挺厚的尘土。
后来，我跟小吴母子的联系逐渐多起来。当家里的废纸积攒到一定程度，我或者打电话叫她过来拿，或者命瓜瓜君送到她家门外。每次过去，只要他们在家，小男孩一定会大声地跟我们打招呼：“老师！”小吴也一定会非常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烧开水，把家里所有的水果小吃都拿出来放在我们面前。他们的家，只有一张简陋的铁皮床和一台小小的旧电视，其他物品很少，看得出，都是拾废品捡回来的。
小吴后来跟我讲起她之前的生活，说起自己是如何带着五岁的孩子逃离有家暴习性的前夫；说起她的右手是如何落下的残疾，工作难找，只好先以捡废品为生，好在她亲哥哥一家就在附近，互相有个照应。我宽慰她说，离开是对的，日子慢慢来，一定会好的，可以的话，要培养小孩，让他接受教育。
我的这些话似乎都没毛病，但在这个红尘滚滚的城中村里，我结结实实地感觉到，它们实在是有如风里的飘带，轻如鹅毛。然而，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
今年过年我们没有回老家，约好年初一晚上去小吴家拜年。我们惊奇地发现，她那间不大但一直显得挺空旷的屋子有了一些变化，一面墙贴上了拼音字母表，还有一些简单的认字图案。床边摆着一个写过几页的拼音习字本，还有我送给小男孩的铅笔。小吴说：“我要把我认识的那几个拼音和字教给儿子。这本书里我有好多不会的，老师你们来得正好，帮我教一下吧。”又对我说：“对了，你送给他的那本你们自己出的字帖，我怕他弄脏，先收起来了，等以后会认字了再拿出来写。”
小吴托我们帮忙打听附近小学的收费标准，我们咨询了一番，最便宜的一家学校的学杂费对她而言，也是天文数字。后来，她的哥哥出资，让孩子上了幼儿园的学前班。小吴自己找到了阿芳他们公司的一份临时工的工作，周一到周五白天，在附近几条街顶替轮休的清洁工。她非常满足地告诉我们，这份顶班工作能有三千多一个月呢，如果转了正式工，就有四千多块了。
是啊，多好！再加上她每晚依然出来捡废品，应该会逐渐有些积蓄，孩子上学就不成问题了。
写到这里，其实，我脑海里浮现的，并不是小吴美好的生活前景，而是阿芳私下跟我妈的诉苦，“我才刚过四十，这浑身上下都是毛病啊，一到变天，关节痛到受不了”。
我要讲的小酒村的故事讲完了。照例，得结个豹尾。我要为小酒村可爱的邻居和朋友们送上最诚挚的祝福，虽然在这个繁华都市的滚滚雾霾下，我的祝福微不足道，但是，我仍要将它们从我热血的肺腑里恭捧出来：祝大家顺利攒钱，身体康健，小孩聪慧，早点实现生活理想！